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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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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以《現代性的追求》一書馳名學界的李歐梵,其書其人傳播甚廣,從此以後,「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緊緊勾連,成為論說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的維度之一。

  《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五四》收入李歐梵近年關於「現代性」的研究。冠以《現代性的想像》之名,是彰顯李歐梵一以貫之的「現代性」之內在理路和複雜意涵。本書以兩個主要的研究領域,晚清和五四為主,收入十四篇文章(外加一篇訪問稿),例如關於晚清翻譯的近作,包括重探林紓翻譯哈葛德和司各德小說;重探郁達夫的小說和徐志摩的新詩,這兩方面的研究並置在同一本書中,大致照著歷史的連貫性次序,可視作李歐梵個人研究歷程的過去和現在的一個總結,一個自我反省和自我駁詰的記錄。

  關於晚清文學的研究,是李歐梵在《現代性的想像》一書裡關心文本背後的「歷史節點」,它以何種形式在文本中顯現,抑或「缺席」?本書同時討論五四文學的研究──特別關於郁達夫的舊詩,與胡適和徐志摩的新詩試驗,專注於文本分析和比較,從另一個「跨文學」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文本,引人深思。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李歐梵


  1939年生於河南,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印第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大學,現為哈佛大學榮退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中英文著作有《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鐵屋中的呐喊》、《中西文學的徊想》、《狐狸洞話語》、《現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世界之間的香港》、《我的音樂往事》、《人文今朝》等數十種,並出版有長篇小說《范柳原懺情錄》、《東方獵手》。

編者簡介

季進


  江蘇如皋人,文學博士。現為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蘇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漢學(中國文學)研究、錢鍾書研究等。主要著作有《錢鍾書與現代西學》、《李歐梵季進對話錄》、《陳銓:異邦的借鏡》、《另一種聲音》、《彼此的視界》、《英語世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綜論》、《季進文學評論選》等。編注有《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五卷本)。主編有「西方現代批評經典譯叢」、「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譯叢」、「蘇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叢書」等。
 
 

目錄

自序
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
晚清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新課題
林紓與哈葛德──翻譯的文化政治
歷史演義小說的跨文化弔詭──林紓和司各德
見林又見樹──晚清小說翻譯研究方法的初步探討
從一本小說看世界──《夢遊二十一世紀》的意義
「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
重探五四時期的新詩和舊詩──以胡適、徐志摩、郁達夫為例
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弔詭
漫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頹廢」
引來的浪漫主義──重讀郁達夫《沉淪》中的三篇小說
「怪誕」與「著魅」──重探施蟄存的小說世界
當代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重構人文學科和人文素養
 
附錄:世紀經驗、生命體驗與思想機緣──李歐梵和二十世紀的現代文學/張歷君
 
編後記/季進
 
 

自序(節錄)

  這本書是我的一本學術論文集,內文中收集了十四篇文章(外加一篇訪問稿),由我的老友──蘇州大學的季進教授──編輯而成,從選材到編排,他一手包辦,而且還寫了一篇〈後記〉,對於我的研究──特別是關於「現代性」的問題──做了一個全盤的分析和介紹。聯經的總編輯胡金倫先生邀我為此書再寫一篇自序,我覺得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只剩下感激之情和鳴謝之意。既然答應寫序,那就大致交代一下個人的研究經歷和本書的內容大要。

  回顧這些文章所展示的學術研究歷程,我發現自己的興趣雖然很廣,然而還是沒有越過兩個主要的研究領域:晚清和五四。這兩個領域,在理論上如何看待?我從來沒有仔細思考過。最近王德威為了紀念五四一百週年,寫了一篇短文,提出一個弔詭的命題:「沒有五四,何來晚清?」顯然是對他自己多年前寫的另一篇文章「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回應。這兩篇文章彼此呼應,構成一個極具啟發性的雙重悖論。王德威有意「打破文學史單一和不可逆性的論述」,他借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0-1942)的理論,把這兩個「歷史節點」並置,做弔詭式的互相駁詰:「我們不再問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現代的開端,而要問何以某一個時間點、某一種論述將晚清或五四視為現代的開端。」他又在句後加上問號,要我們特別注意複雜多端的「問號語義學」。這兩個挑戰性的命題,是從一個當今的「後見之明」的角度提出的,從「是否」問到「何來」和「何以」,已經超越實證性的研究而進入「後設」性的話語論述(discourse)。我自認理論的訓練不足,只能把這兩個命題先做字面上的解釋:前者指的是晚清的文學為五四的新文學奠定了一個基礎,因此中國現代文學史至少應該從晚清開始。而後者則要我們把晚清和五四並置和對照,沒有五四對晚清的期望和失望,我們也看不出晚清現代性的意義。兩者都可以視為現代的開端,端看用的是什麼論述方法。

  我如何發現五四和晚清,以及兩者所揭示的「現代性」?只能說是一種「偶然」或「偶合」(serendipity),這名詞源自科學實驗,義大利名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1932-2016)的解釋是:往往一些假的或錯誤的想法和信仰會帶領到真的發現,因而改變了世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 1451-1506)偶然發現新大陸。作為一個渺小的例證,我可以說自己從中國思想史走上現代文學之路,純屬偶然,但也改變了我的一生。在拙著《我的哈佛歲月》中已經說過,此處不贅。此中有兩個關鍵人物:徐志摩和林琴南,一個是五四浪漫作家的代表,一個是清末古文大家,他不懂外文,卻成了翻譯大家。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後者變成了前者的先驅。因此,可以勉強這麼說:如果當年沒有研究五四作家的意圖,也不會想到這位晚清遺老。「沒有五四,何來晚清?」

  博士論文出書後,我想掙脫浪漫作家的魔影,轉移目標,研究一個和徐志摩氣質和心態正相反的作家──魯迅。然而,一方面著手研究魯迅,一方面卻對於晚清文學和翻譯念念不忘,多年以來,時斷時續,在晚清的研究領域中花了不少工夫,但至今沒有出書。《現代性的想像》這本書收入了七篇關於晚清翻譯的近作,包括重探林紓翻譯哈葛德和司各德小說的兩篇文章,可以代表部分研究的成果,幾乎占了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二。其他文章(少數是多年前的舊作和演講稿),有的和五四新文學有關,包括重探郁達夫的小說和徐志摩的新詩,似乎又回到五四文學的範圍。我對五四的看法顯然屬於「後見之明」,把這兩方面的研究並置在同一本書中,雖然大致照著歷史的連貫性次序,也可以當作我個人研究歷程的過去和現在的一個總結,一個自我反省和自我駁詰的紀錄。

  文本和歷史的互動關係本來就是我研究方法的重點。晚清的資料多如牛毛,又如何從眾多文本中找到關鍵性的歷史線索,並展示其文化意涵?本書收入的有關晚清文學的文章,表面上看來都是文本分析,其實我關心的都是文本背後的「歷史節點」,它以何種形式在文本中顯現,抑或「缺席」?在漫長的搜集資料和研究分析過程中,我面臨一個難題:晚清時期的大量資料,值得作為文本細讀的作品並不多,王德威在他的《被壓抑的現代性》(Fin-de 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一書中都已分析過了。「細讀」(close reading)背後的理論是「新批評」,本是用來分析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典文學作品,後現代理論把文本的完整性解構了,它的蔽塞性打開了,但依然無法處理一個歷史「脈絡」(context)的問題。我認為「脈絡」雖可從文本之內發掘──英文context本來就是文本合成(con-text)的意思,然而少數文本依然不足以窺其大貌,除非是用盧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的方法,從小說的結構窺探歷史的「整體」(totality)。那麼,我的問題是:晚清文學中有沒有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我曾經試圖用盧卡奇的方法來細讀《文明小史》,然而失敗了,只看到這個世界中的眾聲喧譁,但不能從這個文本中發現歷史的「缺席」(這是詹明信〔中國大陸譯作弗里德里克‧傑姆遜〕〔Fredric Jameson, 1934-〕的方法)。因此,我只好由外向內,先看大量的晚清報章雜誌,然後再進入文本分析,並探討不同文本之間的關係。這一個過程的資料整理和分析部分,我沒有留下紀錄,只記得最初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做學術報告的時候,我的題目就是晚清的印刷文化,還引用了法國專家羅伯‧丹屯(Robert Darnton, 1939-)的那本名著《啟蒙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發現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印刷文化和晚清頗有幾分相似之處,但沒有繼續比較。這些報章雜誌構成了正在興起的閱讀市場。日本學者樽本照雄整理晚清雜誌的目錄,成績卓著,但內容也有不少錯誤,因為沒有任何學者看過目錄所列的所有文本。林琴南翻譯的小說大多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說部叢書」的一部分,這套叢書先後出版了數百部之多,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不少「說部叢書」的單行本,白紙封面印紅色或黑色的書名和標題:例如言情小說、偵探小說、科學小說、探險小說等等,內容參差不齊,很多沒有寫完。這是一個洋洋大觀的印刷文化世界,像一個萬花筒,令人目不暇給。我在閱讀過程中發現,這些小說幾乎都是先在報刊上連載,然後出版單行本和叢書。於是我追蹤晚清的著名雜誌,如《新小說》、《繡像小說》、《小說世界》和《小說林》,先審視一本雜誌或報紙的排版和目錄,再看內容,看得我眼花撩亂。僅看目錄就可以發現,內容古今中外雜陳,創作和翻譯小說並置,地位不分彼此,還有彈詞和戲曲,林林總總,五花八門,因此不能用單獨的文本分析方法來審視,而且作者的地位不見得那麼重要,反而反映了當時讀者的口味。我想當年的讀者的閱讀經驗也暗含一種「共時性」──同時閱讀同一期刊載的各種小說的情節,有時候一篇連載小說突然被腰斬,所謂文本的完整性根本不存在。我不知道是否有一種支離破碎的讀法,可以從中看出文本背後的文化動力?否則如何找到歷史的關節點?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0854213
  • 規格:精裝 / 440頁 / 14.8 x 21 x 3.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弔詭
 
今天講這個題目主要是為此次學術研討會做主題演講,另一個原因則是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我希望借這個機會來檢討一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遺產,也就個人過去研究的不足之處,做一點補充。大家似乎都同意,這個運動有兩個要點,一個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學生運動,另一個就是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起的「文學革命」。作為一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我當然先從後者(白話文帶動的新文學)說起。
 
白話的提倡和接受是跟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立密切相關的。任何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從殖民統治掙脫出來後,都必須處理語言統一的問題,越南、韓國和希臘皆是如此。而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除了是民族國家語言的宏觀問題,更涉及了傳統和現代的糾葛。胡適提倡白話文,同時力主建設新文學和新文化。他的口號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國語基本上就是白話,但這白話需是全國人都使用的白話,廣泛地牽涉到口語和讀寫。他自覺地要以一種生動的、統一的語言打造「國語的文學」,加以宣揚,讓人學習,然後達成民族國家語言之建立。至於陳獨秀,他在〈文學革命論〉裡提出了鮮明的口號,要分別以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來推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這一百年來,陳獨秀的口號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為人熟知的潮流,並派生出許多不同的變奏。胡適和陳獨秀俱意在推動文學革命,卻沒有時間兼顧運動背後的細節。例如,胡適討論過很多大問題:什麼是文學、什麼叫新詩等等,並在長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裡大談文學創作的問題,好像什麼都懂,卻從未深入研究那些問題。
 
五四運動領袖人物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受過中國傳統教育,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根柢。對中國傳統文人來說,詩和文是非常重要的文學書寫形式,而胡適卻提出一律要用白話來寫,急欲取代文言,於是就使傳統和現代形成了對立的姿態。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後,傳統是否真的被推倒、消失了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那麼,傳統是以何種形式存在於現代?民初不少學者文人如林紓、王國維和劉師培等,都是用古文寫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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