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史家與明史學

自序
導論
 
第一章 翰林史學
第一節 錢謙益所撰碑誌史事考辨
一、前言
二、撰述動機與筆法
三、國變前案例解析
四、入清後案例辨析
五、餘論
第二節 翰林史家黃景昉的明史學
一、前言
二、交遊、仕途與學術
三、國變前的史論
四、入清後的反思
五、餘論
 
第二章 縉紳史學
第一節 夏允彝的師友與史學
一、前言
二、生平與師友交遊
三、師友間的理念交流
四、史識與史學
五、餘論
第二節 清初遺臣李清之明史學
一、前言
二、生平與閱世
三、考史學之建構
四、論史之核心價值
五、餘論
 
第三章 補官史學
第一節 黃宗羲的南明史學
一、前言
二、經史之學的特性
三、南明史著之史源結構
四、疑議史實辨證
五、餘論
第二節 錢澄之晚年境遇與史識傳佈
一、前言
二、垂老際遇與史識內涵
三、困境突破與人際網絡建構
四、史識的傳承與實踐
五、餘論
 
第四章 布衣史學
第一節 書生論政——許重熙《五陵注略》事件之探討
一、前言
二、生平與《五陵注略》之特色
三、《五陵注略》被禁之原委和影響
四、文禁後的調適與更新
五、餘論
第二節 清初遺民文秉之史著與史學
一、前言
二、生平與閱歷
三、史著的撰寫次序和史料結構
四、史學的特色
五、餘論
 
總論
附錄
徵引書目

序

　　史學史可謂是史學研究的根本。若不先釐清作史者的背景、流派和價值觀，非但無法掌握其論著要義，甚至可能會被其誤導而不自知。然而若非經年累月批覽史著，對照研析，決難輕易參透過往史學的內涵和流變。本書原始動機即是希望總結筆者多年教研經驗，給初治明史者提供一定向指南。惟深入探究此一主題後，筆者發現每位選定之研討對象，除具共通時代特質外，各有不同素養、處境和史識，必須從個別獨特角度加以闡發。研究過程中，自覺偶獲管見心得，亦冀能與久治明史同好分享切磋。總之，明代史學史園地尚稱荒蕪，投石問路，前景可期。

　　民國一○○年，中央大學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劃」經費補助，鼓勵跨系合作研究，於是中文系王次澄主任和歷史所王成勉所長便以「世變下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為主題，申請為期長達四年之總計劃，筆者亦獲邀參與其中分項子計劃，題目設定為明清之際的史家與明史學之研究。計劃執行期間，先後完成〈清初遺民文秉之史著與史學〉、〈黃宗羲的南明史學〉、〈夏允彝的師友與史學〉、〈清初遺臣李清之明史學〉、〈書生論政─許重熙《五陵注略》事件之探討〉等六篇論文初稿，已分別在計劃成果發表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中陸續發表。計劃結束後，筆者再撰成〈錢謙益所撰碑誌史事考辨〉和〈錢澄之晚年境遇與史識傳佈〉二未刊稿，此系列研究方堪稱首尾完具，大功告成。在此要感謝中央大學校方的行政支援、文學院諸先進同事的提攜引領、本書二位外送審查人的客觀中肯修正意見，以及江偉祥、許子珩兩位同學分別在計劃執行和彙整成書不同階段的悉心協助。
導論
 
　　現代學者初治明史，往往從清代官修《明史》入手，而該書又多因襲明清之際史家的觀點和論述。這些孤臣遺老固係明代敗亡的親歷見證人，但身處其境，亦不無視角盲點和特殊價值取向；更何況他們的證詞，還曾經由《明史》館臣依據政治考量加工修整過，其間偏見隱諱時現疊出。因此如欲深入一窺明帝國盛衰梗概，勢必得追本溯源直造第一代明史回顧反省者之堂奧，探析他們的史學與史識。鑒於明清之際究心檢討國家興亡的史家人數眾多、流派紛雜，本書依出身背景和任官資歷，區分翰林史官、仕宦縉紳、南明補官、布衣史家四種類型，再由其中各擇兩位具代表性學者為研究對象，從他們經典性著作中，檢視其史才、史觀，闡明其心態、心聲。

　　本書所界定的「翰林史官」，係指進士及第、館選入翰林，擔任過編修、修撰官職的文人。他們殿試名列前茅，又肩負官修《實錄》、《會典》等史職，時人常艷稱為「太史」。翰林史官們亦頗自負，以秉筆國史為己任，睥睨一般的史家。譬如後文研究個案之一的黃景昉（1596~1662）在所著《國史唯疑》中稱：
 
　　王弇州（世貞）以高新鄭（拱）之持其父卹典也，啣之。徐華亭（階）因得收為德。《首輔傳》敍高多醜詞，至誣以賕賄。即如順義款貢事，何等大功，僅一、二語及之。孫月峰（鑛）謂語出弇州，多不足信，信然。文士視名臣分量終別。
 
　　景昉認為即使明代史學翹楚王世貞（1526~1590），囿於未入翰林、無緣內閣，對首輔高拱（1512~1578）歷史功過評價仍無法到位。翰林官員侍從皇帝、廁身中樞，自許具備縱觀全局、權衡輕重之高度，難免對其他文官出身史家的判斷力有所質疑。

　　「仕宦縉紳」含括具進士、舉人高等科舉功名，又有仕宦經驗的文官。他們見多識廣，且富政治實務歷練，既與孤高清要的翰林侍從近臣不同，又和雜流佐貳官員或布衣百姓學者的不識國家大政祕辛有異。仕至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即言：
 
　　國史之失職，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修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于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從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史失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輕聽而舛，其人生長閭閻間，不復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
 
　　言下之意，廟堂翰林和草野文士所記各有所蔽，似唯有縉紳高才方能綜覽群書、折衷眾議，理出國史頭緒，裁定今昔是非。

　　「南明補官」則指僅具生員、監生等身分，在正常時代本無任官資格，因南明偏安政權用人孔急，故夤緣際會得以出仕的文官。他們大都堅苦卓絕、熱心報國，勇於干犯政治禁忌，忠實記錄南明史事、人物，甚且進而檢討明代衰亡的癥結。明清之際著名學者黃宗羲（1610~1695）即為此類人物中之一員，他倡言：
 
　　為說者曰：實錄，國史也。今子無所受命，冒然稱之，不已僭乎？臣曰：國史既亡，則野史即國史也。陳壽之《蜀志》、元好問之《南寇錄》，亦誰命之，而不謂之國史可乎？……其曰鈔者，非備而鈔之也，鈔之以求其備也。
 
　　宗羲豪氣干雲，以史事自命，並不認為私家野史必遜於官修國史，甚至反可補正史的不足。端賴這批勇敢果決的遺臣，在文字獄氛圍裡毅然命筆，南明行朝史跡方不致湮滅。

　　「布衣史家」泛指從沒任官經歷的學者。明末《邸報》抄傳甚廣，一般知識人亦可經此管道，獲悉原始奏疏和朱批內容，布衣史學遂蔚為風氣。此輩青衿布衣自知人微言輕，著史作序時常謙稱：「以備修史者採擇，亦未必無小助」、「願附芻蕘之末，以供縉紳之一助」，似自甘附屬陪襯翰林、縉紳史學。其實則不然，如曾參與纂修《神宗實錄》的董其昌（1556~1665）為同鄉生員許重熙（1578~1665）寫序時言：
 
　　孔子大聖，猶云紀定、哀之事則微；乃欲操觚者，執鑿齒之論、持孫盛之辭，有駭而卻走耳。故末世以史為諱，諱於近也。重熙沉雅篤信，動以古誼自程。……斯言可以破諱近之疑，可以鏡治朝之概。有志當世者，可人置一編於座隅。
 
　　其昌歷官翰林系統要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洞悉官方修史之利弊，鄭重推薦有志之士，購置重熙所著史書，「以破諱近之疑」，應非違心之論。

　　當今對明末清初明史學研究已有顯著成果，惟可能因教研需求，明、清分別被規劃為兩個不同的斷代史，所以明史學探討也往往被區分成兩個段落處理。然明朝由衰敗迄滅亡乃一流動進行之過程，至少至崇禎朝已敗象難掩，於是引發先驅史家注意，追究由盛轉衰的情由。鼎革後的歷史學者，基本上延續著這些已開發出如黨爭、貪腐、外患等脈絡，繼續深究亡國罪責。有鑑於此，本書視明清之際為一體，透過八項個案，檢視此時段明史學的研究進程。

　　另一方面，現代研究卻多將明末清初的明史論著一概而論，不加區分的總結出此時期的史學趨勢和特質。即使有學者以政治傾向和地域分布，來區隔當時史家群體的差異性，但似又低估了明清之際文人思想深度和交流廣度。清初知識份子受到文字獄的強力制約，並不容易辨別其深層政治意向；而晚明黨社結盟活動頻繁，亦早已超越狹隘地域局限。本書因此選擇易清楚界定的出身背景，作為分類標準，並於其間依出身（翰林史官、仕宦縉紳、南明補官、布衣史家）分別挑出共八位具影響力史家，深入探析其生平事蹟和學術貢獻，冀能管窺明史學雛型初建階段的時空環境，以及致力於此的歷史學者們之努力和成就。

　　本書參引之史料首先以研究個案主角本人的相關史著為骨幹，先經比對查證官方記載後，再精審從中解讀他們的治學脈絡和價值體系。若他們尚有個人文集留存，則可由詩文和書信裡，探求其深層心理狀態與微言大義。其次是他人對這些關鍵人物的記述，一面能補充他們本身著作無意或刻意缺漏之處；一面尤可從旁觀客體角度，檢視主角們的學養和行為。近年來，各種電子資料庫開發流行，只要關鍵詞掌握精準，不難索出這類他者之評述。此外，方志和族譜中也載有不少八位研究對象的家世和生平事蹟，不過其中不無誇飾諛墓之辭，須精心梳理研判後才能參酌援引。簡言之，本書試圖從堅實史料基礎啟始，縱向連貫明末清初史學流脈，橫向區分不同派別類型，開創研治明史學的新路徑，並由其中擷取經驗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