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雯《蝸牛在荊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序
黃子平
研究路翎,宋玉雯選了一個難度很大的題目。書名《蝸牛在荊棘上》,取自路翎小說的篇名,亦為路翎苦難人生的形象概括。但本書完全超克了「作品-生平-時代」的傳記式批評,而是藉由路翎這一個案,展開了一系列深刻的理論探討。玉雯廣泛收集並掌握了路翎創作及當前學界相關研究的文本和史料,進行了扎實的文獻整理,確然對路翎及其創作做出具有想像力和現實感的別樣闡釋。
路翎在一九四○年代的中國文壇嶄露頭角的時候,人們一面驚歎一個天才作家的誕生,一面立即對其作品中的「不合時宜」做出嚴厲的批判。所謂「不合時宜」,並非說他逆時代潮流而動,或袖手於時代潮流之外,恰恰相反,路翎積極地身處時代潮流之中,同時處處顯出深刻的「格格不入」。這種尼采意義上的「不合時宜」,使路翎及其創作成為時代矛盾的突出標誌,使時代的「暗黑的光」得以閃現。
經由紀德和羅曼.羅蘭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以及對路翎的影響,玉雯在一種比較文學和世界左翼文化的視野下,把「青年-個人/人民-集體」的主題脈絡引入討論。由魯迅譯介的蘇聯作品《毀滅》,其中的人物創造和心理描寫,也涓滴挹注於路翎的人物構造系譜。這正是思想史家李澤厚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在現代文學中的尖銳體現——路翎「在人們認為『合理性』、『正常性』的邊緣上,以至於邊緣之外,他把問題以從未有過的刺眼的方式提了出來:要由怎樣的道路,才可能使歷史的進步不至於以『個性』的犧牲為代價,怎樣的革命才能在自己的任務中包括了『個性解放』、『人的覺醒』?」(趙園)路翎的處理非常複雜,玉雯指出,「路翎一方面洞察如蔣純祖一類個人英雄主義理想青年的問題性,另方面也深深懂得他的忠實與勇敢;蔣純祖努力地想靠近人民,回應時代的鼓聲,但他的積習讓他落在矛盾裡,反覆拉扯,至死未休。而蔣純祖的問題和磨難並非只是他個人獨有的,而是存在於時代與青年本身的矛盾。路翎不僅未加閃躲,單取其中一面,而是更進取朝向多面向敘寫,拚命展現其中的複雜性,他同時投身於危機與契機,揭示湧動著的改變力量,也揭露出同時湧動著的反作用力」。
布爾喬亞知識青年融入「普羅革命」的難題,正在於辨明這個革命的「主體」究竟何在?通常認為,在一個「阿Q已死」的時代,革命文學正參與將「工農大眾」建構為中國革命「主體」的偉業,路翎卻固執地延續魯迅「國民性改造」的思路,書寫勞苦大眾身上「精神奴役的創傷」(「原始的強力」和「病態的反抗」),書寫其無法進入新時代的「灰暗」面。玉雯不太認同這一「過於輕便」的「國族寓意」論述,她指出,路翎寫工農受到壓迫與反抗的小說,是較為「落後」的一種革命敘事,不再依民間化的書寫特點,用曲折的情節刻劃彰顯簡單的善/惡二元,而是轉向剖析人物矛盾的心理,換言之,這些小說的內容與主人公的復仇情感是「落後的」,落後於時代語境,也落後於理想的革命敘事的分類與重構,但其偏向人物內心的敘事方式卻用了一種現代小說的筆法。這是路翎遭遇嚴厲批判的另一「不合時宜」之處。從「書寫政治」的角度,玉雯想要追問的是:「進步/落後」的論述架構如何抹除了路翎筆下這些人物及其內心的存在,而這種抹除又將付出怎樣的代價,誰在承受如此龐大的代價?路翎及其創作,包括胡風等人對路翎的高度肯定和辯護,正因此成為文學思潮和時代進程,激烈衝突的聚焦之點。
路翎的小說一再出現正統左翼文藝處理不了或根本無意處理的地方,這些底層人物的「復仇」心情,他們未必、通常不能臻於改變現狀的「幻想」,以及他們不具公義性質的「想」:錯綜複雜的心理周折,憤懣、悲痛與對於自身未來的擘劃等等,一一分析了路翎背離左翼正統的這些方面,玉雯進一步指出:「路翎小說的敘事方式飽受詬病,那些半夢半醒之間『昏迷』般的表述,那些心理樣態形容詞『的的的』堆疊的不和諧長句,路翎著力描寫人物的心理變化,而不是人物的『實踐』,更不是他們『覺醒』後的『公共實踐』,這本身即是對正統左翼文藝的一種挑戰。」路翎記下這些「陰暗的血跡」之所以重要,玉雯強調:「如果沒有這些『陰暗的血跡』,也就無從想像『解放』的意義,進而言之,或許就因為這些『陰暗的血跡』太快地被拋棄/無法被拋棄,從而其復返乃以更深沉的力道,在日後一次次訴諸有力、面目昂揚的政治運動裡,生產出更多暗沉的血跡來。」
一九五○年代路翎「自我革新」的努力及其「失敗」,乃至一九八○年代路翎平反之後仍須延續對其作品「不真實」的討論,使玉雯必得正面處理左翼文學論述或現實主義傳統中,糾纏不休的「真實性」難題。以「真實性」作為衡量與評價文藝作品優劣的準則,指涉的實為如何構築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在文藝批評之中所體現的毋寧更是複雜的政治現實。玉雯指出,這正是重新思考路翎創作的「文學/政治性」的一大契機。解開這一理論死結的途徑是跳出既有論述的窠臼,傾覆「客觀/主觀」的二元框架,以「情感結構」的方法分析路翎作品,探究文本內部諸如語言、敘事、結構等美學特徵,展示其「感受性」的一面,從而複雜化了將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判然二別的刻板論述模式,來看取那個「勞動、人欲、饑餓、痛苦、嫉妒、欺騙、殘酷、犯罪,但也有追求、反抗、友愛、夢想所組成的世界」(胡風)。
承受著「再現/代表的重負」,對路翎的「知識語言」的析論是本書最精彩的章節。玉雯建議一種弔詭的閱讀方式:「用現代主義的美學來解讀路翎的現實主義寫作」,讀成一種「心理小說」。路翎所採用的敘事方式正有助於他所堅持的「心理描寫」,是為了適合情緒的表現。事實上,「情緒」與「感覺」可謂是路翎文藝創作觀的核心,從他對於「大眾化」的異議主張即可為一例證:「大眾化的主要的工作應該是追擊、並肅清舊美學底殘餘,在人民中間啟發新的美學、社會學的感覺與情緒」,也由於著重於「心理描寫」,路翎使用了大量表示情緒、情感或精神狀態的形容詞。從另個角度來理解,路翎好用複雜的長句式,其實是對於準確性的追求,提防簡化,在研究者認為情感氾濫的地方,玉雯認為這反而是寫作時有意識地自我節制的一種方式。每一個迭加的形容詞與副詞都是嘗試更貼近描寫對象、澄清語義的一個步伐,透過繁複的修飾語框限語義是為了準確把握敘述的對象。還有獨創的「生造詞」和冷僻的詞,還有悖反的情感修辭(「冷酷而溫柔」、「痛苦而甜蜜」、「親密而又威脅的笑」、「忠實的狡詐」等等),是敘事對於情感情緒本身不穩定狀態的一種刻意揭露或「展示」。進而言之,路翎的文體是他的「力即美」的美學追求的體現,也是對應一個「生澀的時代」的精心建構。
本書直接傾覆了「進步/落後」、「客觀/主觀」等既定的論述框架,依照胡風分子張中曉一九五○年代的建議,改用「痛苦」、「歡樂」、「追求」與「夢想」的思路來閱讀路翎及其作品的「受難」與「激情」;深究路翎作品中群眾/人民再現的複雜意涵,探討個人(主義)與(革命)群體的關係;揭示路翎五○年代朝鮮前線戰爭書寫中的「國際主義/愛國主義」情感內容;透過具體析論路翎的晚年創作,而與主流的「一生兩世」的論斷商兌。無須說,這些都極大地拓展了現代文學一系列核心論題的討論空間。
我在開頭就說了,玉雯選了一個很有挑戰性的課題,而且她完成得很好。
2019.10於香港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