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擊普法戰事，1871：《三述奇》

 

 

 

　　他一生中出洋八次，從同文館學生成長為駐英公使，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晚清外交史。他就是張德彞。張德彞（一八四七－一九一八）祖籍福建，後遷遼寧鐵嶺，出生於一個沒落的旗人家庭，自幼家境貧困，在舅父的幫助下讀了一點私塾。但他「性聰穎，年未弱冠，慷慨有四方志」。所以讀書刻苦，鍥而不捨。在十五歲那年，竟憑著自己的學習成績考上了當時中國第一所外語學校―北京同文館，是這所學校僅有的十名學員之一。後經三年苦讀（主修法語），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清朝廷為瞭解「夷人情形」，組團赴歐洲遊歷，張德彞得以隨團出遊。這次遊歷法國、英國、比利時、荷蘭、德國、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普魯士等十個國家，使他飽覽了世界風情，大開了眼界。回國後，他寫出《航海述奇》，詳細記載了他的觀察見聞，尤其是他對歐洲戲劇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是中國第一個介紹歐美戲劇的人。

 

　　清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由退役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率「中國使團」出訪歐美時，張德彞擔任通事（翻譯），並環遊了歐美各國；同治九年（一八七○），因發生天津教案，朝廷派欽差大臣崇厚專程赴法道歉，張德彞為隨行英文翻譯員，此間他親眼目睹了巴黎公社起義的偉大壯舉。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他隨清政府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到倫敦使館任翻譯。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又隨洪鈞（賽金花的老公）至柏林公使館任隨員。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回國，與同文館的校友沈鐸一起教授光緒皇帝英文。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任出使英、意、比大臣羅豐祿的參贊，赴英、比、意三國；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隨專使大臣那桐出使日本；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授二品官銜，出任英國大使，代表清政府在倫敦簽訂《保工章程》。三十二年（一九○六），任滿回國。他一生中八次出國，在國外度過了二十七個春秋。一九一八年病逝於北京。

 

　　張德彞每次出國都寫下詳細日記，依次成輯《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但第七部《七述奇》今已不存），總共約二百萬字。他一生周遊著述，為封閉時期的晚清子民開啟了一扇眺望國際的可視之窗，因此他逝世時，有人贈與輓聯：「環遊東亞西歐，作宇宙大觀，如此壯行能有幾；著述連篇累續，闡古今奧秘，斯真名士不虛生」，洵為知言。而就他自己而言，早年的幾次出洋，打通了他與西方世界的聯繫，他有幸親歷了晚清幾次重大的外交活動，對西方禮儀逐漸瞭解和接受，同時也歷練出幹練穩重的外交辦事能力。

 

　　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圖書館柏林寺書庫內，發現了張德彞七十八冊日記手稿本，除《七述奇》遺失外，其他都儲存完好，並發現《目擊普法戰事，1871―《三述奇》》（原名《三述奇》）其中有目擊巴黎公社革命的最詳細記載。這一意外的發現，引起了中國和法國史學界人士的注意。

 

　　在張德彞的日記記述了凡爾賽軍隊攻入巴黎，巴黎公社戰士的街壘戰、旺多姆園柱被拆等歷史性場面，有許多生動細節，成為珍貴的歷史史料。巴黎公社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時，中國還處在清朝同治年間，中外交流極少，在中國國內幾乎看不到任何關於巴黎公社的資訊。但是就在巴黎公社革命爆發前一天，恰好張德彞進入巴黎，成了這場社會變革的目擊者。現在的我們，只能通過史書、圖片等去瞭解當年巴黎公社的鬥爭情景；然而張德彞當時目擊了現場，並留下了寶貴的記述。甚至「巴黎公社」最早的譯名，也是出自張德彞《三述奇》一書。

 

　　話說在同治九年（一八七○）六月，中國發生了「天津教案」，法國領事和一批法國教士、修女在混亂中被人打死。清政府在列強的壓迫下，派太子少保、三口通商大臣、兵部侍郎崇厚前往法國賠禮道歉，張德彞以四品兵部候補員外郎作為翻譯隨行。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們從上海出洋到法國後，正趕上普法戰爭。法國政府無法接待他們，他們只好在馬賽等著。次年三月十五日，崇厚派張德彞前往巴黎打聽時局。三月十七日，張德彞到達巴黎，正好趕上巴黎工人於十八日舉行起義。三月十八日，張德彞記下了梯也爾召開軍事會議，派遣軍隊進攻國民自衛軍的陣地——巴黎城北蒙特瑪律等處的事件，以及政府軍在人民力量的感召下倒戈，活捉泰康特將軍等高級官員的情景。三月十九日，張德彞記下了巴黎工人起義後，梯也爾逃奔凡爾賽的情景。他尤其記下了巴黎公社起義者被俘後，視死如歸的情景，感人至深。四月十五日，張德彞趕到凡爾賽目睹許多起義群眾被押往凡爾賽。他記載道：「其中有女子兩行，雖衣履殘破，面帶灰塵，其雄偉之氣溢於眉宇」。五月二十一日，凡爾賽軍隊對巴黎發動了總攻擊，上演了歷史著名的「五月流血周」。五月二十八日，公社遭到鎮壓，大批起義人員被處死。六月三日，張德彞又從凡爾賽到巴黎，目睹了反對派追捕屠殺起義者的情景。他在六月六日的日記中寫道：「有一千八百餘起義者被押向刑場，其中婦女有百餘名，雖被手臂被縛，而氣象軒昂，無一毫嫋娜態」。總的來說，張德彞出於統治者的偏見，加之傳統文化中的順民思想影響，對於被他稱為「紅頭」的巴黎公社起義者，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至於對於第一國際、社會主義思想，更是一無所知。張德彞總是按照中國的農民起義模式理解這場世界上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竟以為這是由於德法議和，遣散民勇，衣食無著，鋌而走險所致，這固然可笑、可悲，但他對於這場革命也不是全然反對，其中有同情，有驚奇，甚至有敬佩。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晚清出洋大臣的史料在最近二、三十年不斷地出版，為研究晚清外交史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向來為學界所重視的，如郭嵩燾的《倫敦與巴黎日記》、薛福成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等，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考察、認識西方的重要文獻。郭嵩燾、薛福成、曾紀澤、黎庶昌這些外交大臣為人所周知，他們的著作也大多刊印了，而張德彞的著作出版比較晚，學者關注也較少。但如能充分應用，相信未來的研究空間是很大的，尤其是他書中描述各國的奇珍異事、風俗民情，是我們眺望當時的西方世界的窗口。 另此書原稿分為八卷。既不依年月，又不依內容，只照數字平分，顯然不夠妥善。此次參考 嶽麓書社《走向世界叢書》版，將內容重新分作八篇，即（一）沿途風光，（二）親見普法戰事，（三）巴黎公社見聞，（四）各國國旗一覽，（五）法國王宮被焚，（六）倫敦紐約之遊，（七）重回巴黎，（八）返國途中記。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