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王吳振瑞

推薦序 隱藏的歷史、冤曲的台灣、黑暗的政治——序李旺台《蕉王吳振瑞》 ◎李敏勇
自序 蕉園小子寫了一本蕉王大傳
本書常用福佬台語詞彙
 
序幕
第一部 日本仔時代
第二部 島嶼的痛
第三部 中國國民黨時代
 

推薦序

隱藏的歷史、冤曲的台灣、黑暗的政治——序李旺台《蕉王吳振瑞》

李敏勇

　　吳振瑞是我熟悉的人物。從高雄旗山出生，在屏東的小學、初中，到高雄的高中，一九六〇年代正是我懂事之時。髙屏地區的香蕉出口日本，蕉農的經濟傳奇被傳頌，香蕉大王吳振瑞更是傳奇中的傳奇。越戰在遠方，只一些美國軍人來台度假，在高雄港區街頭的酒吧街——七賢三路，異國的放蕩況味或說美國情調，襯托在鹽埕埔的大溝頂、賊仔市，形成某種舶來意味。髙中生的我們看《文星》雜誌，但彭明敏和兩位台大學生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並不那麼被一般人關切。戰後台灣，像是從二二八事件的夢魘走過來，在美援、經濟成長的社會情境，走向另一個時代。香蕉經濟在高屛除了致富的農村傳奇，也引發一些紙醉金迷的鄉野景況，像是郷土小説的情節——而吳振瑞無疑是焦點中的焦點。

　　流亡來台的國民黨中國蔣氏政權，拜韓戰之賜，已在冷戰時期鞏固了統治權力，更在越戰的共同防禦條約連帶中，形成反共體制，確保了政權的穩定。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似已在穩定的政權暫時住。但蔣氏體制的蔣介石、宋美䶖、蔣經國，形成三角構造，後蔣介石的權力角力在宋美齡、蔣經國之間拉扯，或明或暗的鬥爭從來不斷。一九六四年的彭明敏事件壓制了，以䆁放特許權籠絡台灣新興資本家，形成附庸財圑，成為蔣氏政權的新統治手段。香蕉出口日本的暢旺形勢是台灣農業經濟的某種榮景，但背後的政治學錯綜複雜。

　　吳振瑞以香蕉合作社理事主席主導出口日本，既是台灣與日本的國際貿易，也在地方的政治權力、更在中央政治權力的體系，捲入政治經濟學的糾葛。吳振瑞的蕉王傳奇、金碗事件，本質上就是蔣氏政權、宋美齢與蔣經國權力鬥爭現象引發的效應。吳振瑞的故事，突顯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之後，蔣氏政權黨國體制的內部權力鬥爭。這樣的鬥爭，阻礙了台灣香蕉出口日本的經濟榮景，蕉農受損自不待言。在香蕉產業一直無法再現奇蹟的現在，回顧已消失的時代傳奇，吳振瑞故事的歷史書寫在經過半世紀之後，出現在一些書册。

　　小說的歷史的書寫比一般歷史書寫，更引人興味。歷史小說將歷史虛構化，以小說的形式，更具大眾文化條件。歷史被失 憶化的台灣，認同的形成必須經由記憶的恢復。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的台灣歷史小說獎興辦，具有這樣的旨意。李旺台以《播磨丸》這本終戰時台灣人日本兵從中國返台的故事，在首奬從缺時，與另一人作品，同獲佳作。《蕉王吳振瑞》也是李旺台在歴史小說奬、首獎出缺的佳作，在決選會議獲得許多佳評。

　　李旺台是我同世代，一樣成長於高屏，並是我短暫新聞記者工作的同僚。他的在地閲歴，熟悉吳振瑞，他也在一九六〇年代，親身體會香蕉出口的蕉王傳奇。新聞工作的歷練，蘊藏在腦海、交織著經濟與政治、穿插蔣氏黨國體制權力鬥爭的台灣人悲情歴史，在他的作家之路、以歷史小說呈現，有其特具的條件。歷史小說既有歷史、也有小説，新聞之眼和文學之心必須兼備。李旺台透過吳振瑞的人生經歷和香蕉出口貿易，以及蔣氏政權統治台灣政治控制、權力鬥爭，彰顯活生生的台灣人被殖民的戰後史。   

　　李旺台說他以自傳體寫成這本小說。他的孩童時代正是家中種植香蕉，父親也是吳振瑞以理事主席領導青果合作社、社𥚃的代表，經歷香蕉而改善經濟的記憶，讓這本小說的作者性帶有特殊的感情。以一九七三年，在台北成立屛東同郷會的一幕，揭開吳振瑞經歷牢獄之災的世態炎涼、穿插擡面地方人士的形色，小說的裝置以日本時代、島嶼的痛、中國國民黨時代，以他記者身分與同鄉旅行團在日本東京陋巷見到吳振瑞之面的引子，再回敍自己成長時期所見，所思，具有台灣人水牛精神的吳振瑞行止，意氣風發的時代、落難經驗、流亡遁世形影，交織蔣氏政權權力鬥爭禍及台灣精英的戰後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像。戰前被日本殖民，戰後國民黨中國殖民，特殊歷史構造下台灣人的歷史隱含各種故事，正是台灣歷史小說源源不絶的傷痕之土。台灣人的歷史意識，或要因此而覺醒、而深化。

　　從《播磨丸》而《蕉王吳振瑞》，李旺台的歴史小說家之路，逐漸印拓出形跡。

自序

蕉園小子寫了一本蕉王大傳

　　那時我只有十三、四歲，正在讀初一還是初二，家裡突然變成「香蕉家庭」。父親把兩大塊水稻田改種香蕉；還不夠，另外又去找地契作；這樣還不夠，還當起「香蕉單集散處」。蕉農把香蕉運交到合作社的集貨場，磅秤之後拿到的是一紙香蕉單，一個半月後才能領到錢，村內有急需用錢的農友，可以持單到我家先兌現。村民也可以先來我家借貸一筆錢，拿去向散農收購香蕉，割交後持香蕉單來依價折現還款。

　　那其實就是小農村裏簡易的「蕉農銀行」，只是我不想使用那麼堂皇的名詞。

　　我們家的小孩放學回家，尤其是在週末假日，常被父親指派去這裏那裏的蕉園鋤草，那時還沒有除草機和除草劑，農夫與雜草對抗的工具，就是一把鋤頭，外加一支鐮刀。烈日當下要鋤，下午雷雨過後也不敢休息。學校要月考或期末考什麼的，全都沒有比照顧好香蕉園更重要。

　　真正做過農就會相信，草長的速度比人工鋤草要快很多。南台灣溫潤多濕，我家蕉園面積又大，因而，我的青少年光蔭很多是花在蕉園與草為伍又與草為敵，一些實際與不實際的幼時夢想，也多在一鋤一鏟中升起又幻滅。

　　香蕉使我家富裕起來。父親那些年渾身的幹勁和臉上的興奮，至今猶歷歷在目。我也受到鼓舞。一個禮拜有兩天或三天，在半夜三點多會被父親叫醒，跟他去蕉園。父親摸黑將香蕉樹上的香蕉一串串割下，由母親和我負責用扁擔將它們一串串挑出蕉園。扁擔一頭吊掛一串，走在狹窄的田埂上，還要跨越一座小橋，才能挑到馬路邊，輕放在預先鋪好的棉被上。我一趟一趟的擔挑，通常要挑到天色微曉，再挑到天光大亮，然後快步回家，草草吃早餐，匆匆趕赴學校，那時我上學經常被記遲到，多是這個原因。

　　我曾向父親抱怨，為何總是要半夜爬起來幹活；他回答說，集貨場人車洶湧，大排長龍，不搶早不行。

　　那個年代，農家子弟都視幫忙家務為天經地義，沒人叫苦，也不知道應該訴苦。我一個蕉園小子，後來漸漸知道，原來那些年我是處在一個從未有過的「香蕉盛世」；高雄青果運銷合作社每一期都用很好的價格收繳香蕉，愈多愈好；也從長輩口中知道一個名叫吳振瑞的理事主席。我父親後來出馬競選合作社社員代表，連選連任多屆，以作為吳主席的下屬為榮。

　　那時台灣農村尚未脫貧，是吳振瑞讓幾十萬蕉農先富了起來。

　　吳振瑞當然不會知道，在他創造的「香蕉盛世」中，有我這個小小的參與者。

　　在完稿那一刻，我起身在書房漫步，心裏想著，寫好這本書，對我青少年時期在香蕉園裏的那些歲月，算是有交待了。

　　長大後我在報社工作，有一個好機緣，在東京鬧區一條弄巷裏的小旅館內，見到吳振瑞本人，做了一次長時間的訪談，一老一少斷斷續續談了兩夜三天。那時他已年邁，想像中一位香蕉大王應有的樣貌和風華不見，只有在談起香蕉時，才精神上臉，健談起來。我把自己在農村底層的「香蕉經驗」告訴他，他也詳述他的一生榮辱給我聽。我的經歷只是一小條香蕉，他的是長長的一大串。

　　因而，本書所述各節，泰半是既存在腦中，現成的，真實的。

　　這是一本傳記體小說，在真實的情節中，也虛構了一些人事物。虛構是為了能更真切地刻劃書中幾位要角以及他們所身處的那個時代，使那段歷史更好地被書寫，更容易被記住。

　　有時我會感到自己很幸運。我生長的那個時代，是日本列車己經離去，火車隆隆隆餘音餘緒猶在，而中國列車已然抵達，正在忙著下車卸貨。我的腦袋裏裝著一座月台，月台上本來就會有許多悲歡離合，而吳振瑞他們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我這一代人走過從貧窮到富裕，從刻苦到逸樂的全程，以前刻鋼板印刷滿手油墨，現在一根指頭瞬間複製傳輸；以前戒嚴森嚴朝會三呼萬歲，現在民主自由眾聲喧嘩。不是每一個世代都能完整閱歷這些變遷，有這些經歷是幸運，它們幫我順利記錄下本土精英在面對外來統治權貴時，那些刻進骨頭噴出血淚的生命故事。

　　本書為了還原故事發生時地的語言情境，在處理人物對話時，使用了許多福佬台語，但未必選用標準的台語文，有時刻意寫成半台半中，或只取其音，以方便不能使用福佬台語的人閱讀。

　　最後，在成書之際，要感謝幾位朋友：蘇天珍先生，他是一位老農夫，我稱呼他「牛博士」，是寫作本書時，經常請教的對象；林純美小姐，一九八九年為吳振瑞平反的推手之一，她為本書提供了若干珍貴資料；黃旭初先生，他著述的﹁金蕉傳奇﹂是經常查閱的書籍；林翠儀小姐，現為自由時報駐日特派員，我在書中須要用日文表達時，總是找她；余昭玟小姐，屏東大學中文系主任，在出版前審閱此書，提出寶貴意見。還要感謝﹁鏡文學﹂編輯和我太太李錦珠，他們仔細校閱本書，不時指出疏漏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