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東亞及兩岸整合的認同分析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前言
 
探討經濟整合一般而言，都是以新自由主義或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角度出發，透過國際制度的安排，在各國追求絕對利益的情況下，達到經濟整合的目標。尤其是被歸類為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新功能主義，在歐盟經濟整合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解釋力。在歐盟經濟整合的過程中，不論是在1957年透過《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創建了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或是在1986年簽訂的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都可看到制度在經濟整合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不僅如此，1993年簽訂的《馬克垂斯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讓歐元得以成為歐盟各會員國的共同貨幣，在深化經濟整合中跨出了極為關鍵的一步。1999年簽署的《阿姆斯特丹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更是從經濟領域跨足政治領域，讓歐盟各國得以有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由此可看出新功能主義主張的透過制度建構與施行，進而發揮的從經濟領域擴散（spillover）至政治領域的效應正在發生。本書內容涉及亞太、東亞及兩岸的經濟整合，理應從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視角來觀察，為何要從認同的角度切入？
 
首先，不論是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本身就有其侷限性。誠如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大衛‧威爾許（David A. Welch）所言，在某些地區，比如中東，國際政治非常具有現實主義色彩；在另外一些地局，比如西歐，國際政治則呈現較為自由主義的色彩。換言之，不論是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制度主義，都不是放諸四海皆準，也不是完全相互排斥，而是看運用在哪個區域或者解釋哪個事件上。
 
特別是關注認同、規範、文化及國際治理的建構主義，在解釋國家利益如何被塑造，以及隨著時間而變化上，比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制度主義更具有說服力。畢竟後兩者未能針對上述領域作出解釋，僅專注於國家行為係出於追求自己的利益。此外，新自由制度主義者主張的經濟互賴以減少衝突的本身，即具有重要的社會層面（認知上）因素，涉及有關價值和成本的政策選擇問題。新自由制度主義在經濟互賴中分析的不足，恰好給了著重認同的建構主義提供了應有的補充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