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理解憲法有如登山。一座大山，值得一再攀登，每回攀登就會有新的體認與收穫。2013年這本書初次出版的時候，作者登了一次山；七年之後，本書改版，作者又重新攀登。與前次的經驗相比，此次登山的足跡更深入，路徑更細膩，眼界更寬廣，體會更深刻，也樹立了更清楚、更精確的登山標記，為後人指路。
新的版本中，最吸睛的應該是三個新的章節。永健提出也勾勒了財產權社會義務理論，樹立了財產權特別犧牲的補償標準，還建構了補償請求的論理與程序途徑。他篳路藍縷，不但攀巖攻堅，也在黃樹林的叉路中走出了一條前人未到的登峰蹊徑。
永健的土地財產權體系，提出了立法的初始界定與第二次界定的眉目分野（第9章），以及三分法的補償請求新理論，將財產權限制之規範評價三分：卄無特別犧牲的合憲限制，無需補償；𠯢有特別犧牲的合憲限制，應予補償；泋違憲限制。（第11章）。其中所謂無需補償的財產權限制，也就是無特別犧牲的合憲限制，則是植基於財產權社會義務理論，財產權人必須容忍影響輕微的法律限制。他並據而探討補償的標準（第10章），以及實現補償請求權的程序（第11章）。
在我看來，這條路徑深具憲法基礎。憲法第143條第1項規定：
「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政府並得照價收買。」
此應是鑑於土地是有限的資源，也是易受壟斷，相當於資本財的生產要素；於是呼應前條（第142條）「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規定，為土地加設特別的限制，而將我國領土內所有土地的所有權歸於國民全體（亦即國家），此為憲法規定的土地原始所有權；其曰「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則是法律規定的私人土地所有權，也就是永健所稱的立法者的初始界定。
憲法規定了土地的立法初始界定，既是保障也是限制。
保障的意義有二，一是不能缺乏法律賦予私人土地所有權，這點應是制度性保障在中華民國憲法上存在的一個真實例證。土地所有權原是在憲法之前即已存在，如果有一日立法院修正民法刪除所有權的規定，據此將生違憲的疑慮。換句話說，土地的原始所有權雖然屬於國家，但是國家必須制訂法律實現土地私有。
二是法律賦予所有權，不能予取予奪；國家收回土地所有權，不能毫無限制，一個合憲的收回方法就是「照價收買」。
但是，照價收買，既是保障，也是限制，相當於國家在依法律賦予人民土地所有權的同時，保留了買回的權力（利）與條件。國家的原始所有權，構成了立法初始界定的限制，人民的土地所有權不是絕對的所有權，而是相對的所有權，此中也已寓含了所有土地所有權人的社會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照價收買」如果不是公用徵收的同義語，也必然包含了公用徵收在內。「公用徵收」四字出現於憲法第108條第14款。「政府並得照價收買」的規定，收買顯然並不需要地主的同意；地主不同意而政府決定強制購買，就是徵收。徵收必須帶有公用目的，其實是徵收的一個條件；徵收必須給付土地的對價則是另一個條件，這個對價也就是徵收補償。若是地主同意出售，由雙方議定價格的交易，當也在憲法第143條的射程之內，公用目的即不再構成限制。
簡單的說，土地原始所有權屬於國家的憲法規定，為政府基於公用目的而為強制徵收、人民必須放棄所有權而接受徵收補償的公用徵收制度，提供了法理依據。此中意味著，依憲法規定經立法者藉由初始界定所賦予的土地所有權，帶有先天的社會義務；地主從國家取得初始界定的土地所有權時，即已預知其社會義務：當公用目的需要出現時，國家可以使用適當的對價取回土地所有權，而地主則負有必須接受對價，放棄土地所有權的社會義務。憲法第143條的規定，正是社會義務具體存在於土地所有權之上的證明。
土地所有權人的社會義務，顯然並不僅止於此。大法官釋字第564號解釋出現，永健使用書中增加的篇章進行說明，影響輕微的法律限制，地主必須忍受，不得請求補償，其實也是地主因土地產權而生的社會義務。此項社會義務的憲法基礎，則不但在於憲法第142條的基本原則，也在於第143條規定的舉重以明輕。
此中也許還值得區別社會責任與社會義務的觀念，所謂社會責任，來自於土地所有權人的位置，而未必是出於法律的強制。地主基於土地所有權人的身分，在行使其所有權時，同時也享有選擇如何利用其土地實現社會照顧責任的權利，依其意願與所選擇的方法，利用自己的財產實現個人照顧其他社會成員責任的主觀願望，也同時實現身為財產所有人的人格或人性尊嚴價值，應該是財產主享有做為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的財產權中，一個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部分。簡單的說，以自己選擇的方法盡到社會照顧責任，原是一種權利。
當法律加課限制，要求所有權人以一定的方法照顧其他社會成員時（例如釋字第564號解釋中說的，地主必須在公告禁止設攤的地方讓出空間供作他人通行之用），原來得由地主選擇實現的社會責任，已然轉變成為社會義務；使用永健告訴我們的話說，這是他財產權三分法中的第一分，由於影響輕微，所以無須補償。其實也是在說，憲法容許法律加課影響輕微的社會義務，代替地主決定如何盡到照顧其他社會成員的責任。釋字第564號解釋同時指出，法律加課影響輕微的社會義務時，必須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的要求；必須具有妥當的公益目的，合目的的手段，且其影響輕微，能與獲致的效益合比例。
如果法律加課的限制，影響並非輕微，此時法律加課於地主的社會義務，即已構成不容忽略不計的特別犧牲，雖然與收回土地所有權尚不能相提並論，但是也非土地所有權人自願盡到的社會責任可比，無異是政府透過法律收回了土地所有權的部分權能（例如地上權），是則依其限制或取回的部分，提供相應的補償，自屬當然，釋字第747號解釋於此提供了支持。至於政府法令以限制之名行收買之實，或是不循公用徵收的手段獲致公用徵收的目的而竟不提供補償時，即屬違憲的限制，釋字第400號解釋、第440號解釋，則又已提供了佐證。
永健的大作，當就是在上述憲法對於土地所有權保障及限制的規範架構之下，開展其新穎而前人從未進入的論述脈絡。一如以往，他成熟地運用實證法學，特別是經濟分析的視角，嘗試探索如何求得補償的公平實現，並不是傳統法學所熟悉的門徑，所開拓的場域，也就特別令人驚艷。書中對於多則重要大法官的解釋深具新意，令人讀來悠然神往，足見功力。他也許自覺尚未開拓的領域尚多，但是其足跡所到，已是風光旖旎，足使眼界大開。我拜讀力作，收穫良多，略抒所感與閱讀心得如上，以為推介，是為序。
李念祖
庚子夏至序於理律
自序
從《土地徵收補償：理論、實證、實務》於2013年出版，一轉眼就過了七年。筆者也逼近了科技部認定的「年輕學者」年齡上限。是時候，回顧自己學術生涯的起點。《土地徵收補償：理論、實證、實務》是我第一本中文書，內容全部是博士學業完成、返國服務初期所寫。我的第一本英文書也是關於土地徵收補償，改寫自紐約大學法學院的博士論文。
不過，過去數年間，我的主要研究領域，從財產權的公法面向，轉到財產權的私法面向，寫了幾十篇自己還算滿意的論文和專書。不過，心頭一直有遺憾，因為《土地徵收補償：理論、實證、實務》雖然規模初具，把徵收土地所有權的重要應然與實然問題都梳理了一遍，但在同樣重要、甚至更為普遍的土地管制補充，該書留下來想像空間無限的空白。
這不是狠心無情、視野狹隘或江郎才盡，而是萬般無奈。讀者現在看到的本書第四部分三章的內容，是我返臺第一個科技部計畫的內容。雖是新進人員計畫，隨到隨審，但不受審查人青睞，因此度過了慘澹、沒有計畫補助的一年。（或許讀者認為，這哪能叫萬般無奈？但是，我再下一個科技部計畫申請，也沒有獲得補助啊！）
也因此，建構新的財產權特別犧牲理論的熱情，就這樣被急凍。直到許多年後，受蔡明誠大法官邀請，在大法官解釋年度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才又拾起這個重要但困難的題目。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當年就寫了財產權特別犧牲理論，內容肯定會不一樣。（但是，我還是希望都能拿到科技部計畫……）但無論如何，改版後總算洗去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也因為大幅擴充了內容，為使名實相符，本書改版後定名為《土地徵收與管制之補償：理論與實務》。除了新增三章、大幅修改三章，全書通篇的數據、超連結、學術文獻都有更新，總字數多了約10萬字。
這本書有應然論證、有概念剖析、有經濟分析、有實證研究。古早的過去、剛廢止的制度、新上路的政策，都有分析研討。從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到司法部門，都難逃筆者的檢討。以學術跨度與完整性而言，或許是我目前最滿意的專書。《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即令這是史實，吾等蛋頭學者寫書，未遵法制者大概不至於發抖。但是，若能因此改變人觀念；或使財產權受侵害者在尋求補償的過程中，添加一些信心、一些論證的彈藥，或許就功德圓滿了。
第四部分文論增補過程中，承蒙感謝王必芳教授、石世豪教授、朱芒教授、吳秦雯教授、李念祖教授、李建良教授、易繼明教授、林子儀教授、林明昕教授、林建志教授、林超駿教授、邱文聰教授、侯東昇庭長、許家馨教授、陳弘毅教授、陳立夫教授、陳明燦教授、陳致睿律師、陳禮工博士候選人、黃松茂教授、劉淑範 教授、蔣侃學博士候選人、蔣紅珍教授、薛熙平博士、簡資修教授、羅昌發大法官、蘇永欽大法官、蘇彥圖教授、顧立雄律師等諸位學者、法官、專家的寶貴意見。
感謝朱一宸、朱明希、吳振寧、林明忠、林栗民、張凱評、陳冠廷、陳憶馨、彭瑞驊、劉孟涵、蔡孟昕、賴建樺、戴旻諺等助理的研究協助，以及成書時林貝珍、吳振寧、陳冠廷、鍾詔安、韓馨儀協助校閱本書。
感謝內政部地政司建置資料庫、提供數據，使本文立論更能立基於現實。
照例，感謝以下期刊刊登本書所立基的期刊論文。第8章部分內容，奠基於：張永健，2014，〈舊曲新唱？2012年後土地徵收補償新制之評析與展望〉，《財產法暨經濟法》，第40期，頁1-28。但出版時又增補新的法院見解與實務作法至2019年底。
第9章之內容從未發表過，但在中研院法律所超棒的週二個人學術研討會上，接受了猛烈的批評洗禮。第9章有一個思想淵源：張永健，2016，〈公法問題的私法答案〉，謝哲勝編，《國土計畫法律與政策》，頁117-134，臺北：元照。筆者在本書表達的看法，已經和這個專書章節不同。但兩者思考的問題點相同。
第10章內容改寫自：張永健，2018，〈財產權的限制與補償：新理論分析框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0卷第4期，頁505-535。
第11章內容改寫自：張永健，2020，〈既成道路之私法性質與徵收補償請求基礎──釋字第747號解釋後的新局〉，《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113期，頁1-47。
本書封面照片由筆者攝於日本北海道。
也謝謝元照紀總經理支持本書修訂，以及編輯團隊協助後續編務工作的進行。
張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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