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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1986年美國國家書評獎獲獎作品
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俄裔美國詩人約瑟夫‧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經典散文集

著名詩人、翻譯家黃燦然精心翻譯
房慧真選書‧導讀


1972年被剝奪國籍、出走蘇聯,在美國的大學校園重新安頓身心後,1986年布羅斯基在西方世界以英語寫作、出版的第一本文集《小於一》,是他198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關鍵。
布羅斯基文字意象密度的含金量高,一字一句都逼讀者全神貫注、不能放鬆,卻令我連同句讀想一字一句抄寫起來。
——房慧真

東西方相容的背景為他提供了異常豐富的題材和多樣化的觀察方法。該背景同他對歷代文化透徹的悟解力相結合,每每孕育出縱橫捭闔的歷史想像力。
——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授獎詞

(本書)展現出作者用英語寫作的高超能力,文筆靈動,飽含智慧……為人們了解俄國的文學傳統、政治氣候和俄羅斯當代詩歌與詩學,提供了深刻而具有啟發性的真知灼見。
——美國《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

每一篇散文都是一場充滿激情的演出,這些經典散文跨越了生活、政治與藝術。
——《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有兩種作家。第一種無疑是大多數,他們把人生視為唯一可獲得的現實。這種人一旦變成作家,便會鉅細靡遺地複製現實;他會給你一段臥室裡的談話,一個戰爭場面,家具墊襯物的質地、味道和氣息,其精確度足以匹比你的五官和你相機的鏡頭;也許還足以匹比現實本身。闔上他的書就如同看完一部電影:燈光亮起,於是你踏出電影院,走上街頭,讚賞彩色電影技法和這個或那個明星的表演,你甚至可能會跟著開始模仿他們的口音或舉止。第二種是少數,他把自己或任何別人的生活視為一種測試某些人類特質的試管,這類特質在試管裡極端禁錮狀態下的保持力,對於證明無論是教會版還是人類學版的人類起源都是至關重要的。這種人一旦成為作家,就不會給你很多細節,而是會描述他的人物的狀態和心靈的種種轉折,其描述是如此徹底全面,以致你為沒有親身見過此人而高興。闔上他的書就像醒來時換了一個面孔。
——約瑟夫‧布羅斯基

《小於一》是約瑟夫‧布羅斯基的第一部散文集,展現了他對文學、政治和歷史等各領域的全面興趣。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小於一》是一部知識分子的自傳。

本書收錄了布羅斯基評論詩歌、詩學,以及卓越的散文作品,在〈哀泣的繆思〉中,他稱傳奇女詩人阿赫瑪托娃是整個俄羅斯民族的象徵;〈鐘擺之歌〉談希臘詩人臘卡瓦菲斯(Constantine Cavafy)與古希臘史與宗教間的關係;〈在但丁的陰影下〉深入賞析義大利作家、一九七五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歐金尼奧.蒙塔萊(Eugenio Montale)的詩集。

以〈文明的孩子〉談他稱之為「俄羅斯最偉大詩人」的奧斯普.曼德斯坦(Osip Mandelstam),卻以更細緻感性的文字談論曼德斯坦的遺孀娜傑日達.曼德斯坦(Nadezhda Mandelstam)。從奧登(W. H. Auden)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談論這位對他影響深遠的詩人,再以〈取悅一個影子〉娓娓道來奧登在他流亡時期給予的支援與知遇之恩。

〈自然力〉舉重若輕點出杜斯妥也夫斯基之不可撼動——「使杜思妥也夫斯基變成偉大作家的,既不是他的題材那不可避免的錯綜複雜,甚至也不是他心靈獨特的深度和他同情的能力,而是他所使用的工具,或毋寧說,他所使用的材料的組織,也即俄羅斯語言。」
;〈濤聲〉從德里克.沃爾科特(Derek Walcott)的作品拆解文字如何形塑異鄉與殖民;〈一首詩的註腳〉一行行、一句句談瑪琳娜.茨維塔耶娃的《新年賀信》是如何埋藏了她對里爾克(Rilke)的情感與悼亡。〈空中災難〉描述文學創作受到政治惡意的打壓摧殘,就連一篇畢業典禮致詞,如今讀來也警醒如當頭棒喝。

不可避免,《小於一》中也談到了歷史與政治。〈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追溯「聖彼得堡」成為「列寧格勒」的身世;以深沉不失反諷的口吻寫下〈論獨裁〉;〈逃離拜占庭〉從他走訪伊斯坦堡反思歷史政權的流變與歐洲文學沿革……

本書是對歷史和當今時代的深刻沉思,也是一部私人回憶錄。用以作為書名的〈小於一〉和壓卷之作〈一個半房間〉,是布羅斯基為自己的故鄉城市和雙親譜寫的頌歌——或者說哀歌。


◎書癮PLUS書單——

《非軍事區之北——北韓社會與人民的日常生活》(North of the DMZ:Essays on Daily Life in North Korea)/安德烈‧蘭科夫(Andrei Lankov)著/陳湘陽‧范堯寬/譯
以素描簿般的簡樸形式報導,不獵奇、不渲染地直述北韓人民的「日常生活」

《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Dias y noches de amor y de guerra)/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著/汪天艾‧陳湘陽譯
烏拉圭文學大師最重要的記實散文,充滿殘酷血淚的時代記憶之書

《內心活動:柯慈文學評論集》(Inner Workings: Literary Essays 2000-2005)/柯慈(J. M. Coetzee)著/黃燦然譯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二十年文學評論精選

《小於一》(Less Than One)/約瑟夫‧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著/黃燦然譯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經典散文集

《短暫的一生》(Novelas de Santa Maria)/胡安‧卡洛斯‧奧內蒂(Juan Carlos Onetti)著/葉淑吟譯
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特別推薦:拉丁美洲文學最具大膽實驗和原創性小說,媲美二十世紀最優秀說故事高手作品

《薩哈林旅行記》(The Island of Sakhalin)/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著/鄢定嘉譯
契訶夫畢生至為自豪的作品;索忍尼辛在本書啟發下,寫出了煌煌巨著《古拉格群島》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約瑟夫•布羅斯基(1940—1996)
俄裔美籍著名詩人、散文家,生於列寧格勒(現聖彼德堡)一個猶太家庭,15歲輟學謀生,很早開始寫詩並發表於蘇聯地下刊物。1964年受蘇聯政府當局審訊,因「社會寄生蟲」罪獲刑五年,並被流放至西伯利亞。1972年被蘇聯政府當局強制遣送離境,隨後前往美國定居,先在密西根大學任駐校詩人,繼而在其他大學任訪問教授。1986年榮獲美國國家書評獎,1987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1991年獲選「美國桂冠詩人」。其代表作品有詩集《詩選》、《詞類》、《致烏拉尼亞》,散文集《小於一》、《論悲傷與理智》等。

譯者簡介

黃燦然
詩人、翻譯家。著有詩集《我的靈魂》、《奇蹟集》、《發現集》等,曾翻譯過卡瓦菲斯、里爾克、巴列霍、聶魯達等的詩集,米沃什的《詩的見證》、桑塔格的《論攝影》和布羅斯基《小於一》等論文集。
曾於2011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獎」及2018年單向街文學獎「年度致敬獎」。


 

野蠻時代的文明結晶 /房慧真


1.鐮刀、斧頭、科雷馬

一九四五年,二戰落幕,約瑟夫.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一九四○─一九九六)和母親在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等一列遲遲不來的火車。火車終於進站,人們像瘋狂的蚱蜢集體竄跳,爭先恐後攀上車頂,彼此推擠踩踏。男孩看到一個拐著一支木腿的跛足老人,試圖爬上車廂,卻屢屢被半個身體懸空在踏板外的人們粗暴地推落。火車緩緩開動,跛足老人仍不放棄,他終於吃力地抓住一節車廂的門把。
「我看見走道裡一個女人舉起一個水壺,把滾水直接淋在那個老人的禿頂上。那老人倒下─一千條腿的布朗運動吞噬了他,他就這樣從我的視野裡消失了。」(Brodsky〈小於一〉)
人何以能對另一人施加殘忍?最初關於惡的圖像,烙印在一個五歲孩童的腦海裡。幼雛被開了眼,此後不絕如縷,還有後續,只因生在二十世紀前半的蘇聯,地表上最不缺乏的就是悲慘的命運。不必急著往後,僅僅只需向前回溯幾年,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布羅斯基猶在襁褓中,他當然不會記得,列寧格勒的天空長出一朵巨大的蘑菇雲,原先是棉花糖一般的白色,日落餘暉,棉花糖繼續膨脹,漸漸染成粉紅色。希特勒揮軍向東,這一天,德國的轟炸機摧毀了市郊最大的糧倉,大火整整燒了一天,烈焰吞噬兩年份的糧食。在德軍包圍下,列寧格勒經歷了一九四一年零下三十度的嚴冬,居民被中斷供暖,初期每人每天僅能靠混合了鋸木碎屑的一小塊黑麵包過活,麵包沒有了之後,圍城內的居民拆卸櫥櫃,將原本黏合木板的膠水稀釋煮湯,居民吃白樺樹芽、三葉草、松針和樹皮,連樹葉都吃光之時,同類相食,人容許對另一人殘忍。
圍城持續近九百天,因疾病以及饑荒而死亡的人數高達百萬,其中包括布羅斯基的姑姑。圍城期間小嬰兒的存活,簡直像奇蹟。在布羅斯基有記憶以前,奇蹟之手已然欽點他的額頭,幸運的不只是生不逢時的嬰孩,還有布羅斯基的父親、母親,「一些人甚至負擔不起父親活著或在場:『大清洗』和戰爭在大城市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尤其是在我生長的城市。所有的三個人全都在戰爭中倖存下來(我說『所有的三個人』,是因為我也是在戰前,在一九四○年出生的);然而,父母還在三○年代的『大清洗』中倖存了下來。」(Brodsky〈一個半房間〉)
三○年代的大清洗,又稱「大恐怖」,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達到高峰,是史達林(Joseph Stalin,一八七八─一九五三)為鞏固權力、剷除異己所施行的大規模迫害,每天大約有一千五百名「人民敵人」被槍斃,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共有約一百六十萬人被捕,七十萬人遭槍決,包括原先同處權力核心,與史達林友好的共黨領袖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一八八八─一九三八)等二十一人,被逐出政治局,在一九三八年遭到槍決。
大清洗開啟史達林極權統治的黑暗年代,伴隨大規模逮捕,各式勞改營、懲治營、集中營,泛稱為古拉格(Gulag)的蘇聯勞役制度亦高速擴張,即使在蘇聯深陷二戰泥淖的四○年代也未曾停歇。史達林一方面懲罰、滅絕政治犯,二方面利用免費的勞動力,前往北極圈內的蠻荒地帶開採礦產,消滅「富農」,讓蘇聯走向工業化。勞改營的數量在五○年代達到高峰,一直到史達林一九五三年去世,大約有兩千萬人被判勞改、發配邊疆。
古拉格中最惡名昭彰的是位於遠東地區的科雷馬(Kolyma),科雷馬之於古拉格,相當於奧茲維辛之於集中營,是「最高級」的極刑,即使是寫出《古拉格群島》的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一九一八─二○○八),都認為他所受的苦遠遠不及科雷馬的囚犯。科雷馬生存條件極其惡劣,冬季長達六個月,一年有四分之一的日子,囚犯需在零下五十度的酷寒中重度勞動。由於礦產豐富,大批囚犯被遣送到這裡開礦、築路。三○年代開始,史達林流放大批政治犯,衣不蔽體、手無寸鐵地修築長達兩千多公里的科雷馬公路,死了一批再換上一批,恆常有源源不絕的「人民敵人」,這條路又稱幽靈∕白骨公路,路修得緩慢,彷彿要將凌遲般的刑罰延展得更綿長一點,直到一九五三年,隨著史達林的去世,才終於看到地獄之路的盡頭。
布羅斯基在《小於一》(Less than One)中〈文明的孩子〉寫到前輩詩人曼德斯坦(Osip Mandelstam,一八九一─一九三八)。在史達林大清洗期間第二度被捕,在莫斯科乘上運送牲畜的列車橫貫東西大陸,來到太平洋這頭的海參崴,布羅斯基說:「那裡正是國家擁有的空間的最深處。這約略是從彼得堡所能去的俄羅斯境內最遠的地方。」海參崴的俄文名稱是Vladivostok(意為「掌握東方」),苦役犯聽聞這個名字就要喪膽,因為送到這裡的囚犯,下一步就是搭船前往科雷馬。

誰能從聽見生離這個詞
探知其中包含的死別,
公雞的驚叫好像是預兆,
當燭光扭曲廟堂的柱廊
——曼德斯坦〈哀歌〉

被判五年勞改的曼德斯坦,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抵達海參崴的中轉集中營,到十二月底就離世。詩人的死亡眾說紛紜,有人說他死在海參崴,也有人說他搭船去了科雷馬,在零下五十度挖那死亡公路。曼德斯坦的夫人,曾接過丈夫一封信,要家人寄些保暖衣物來。包裹卻被退回,理由是「收件人已經死亡。」曼德斯坦夫人鬆了一口氣,夜裡不再作噩夢,她認為丈夫死得很「及時」:「在當時的情況下,死亡是唯一的出路。」
史達林時代下的一代知識分子,在科雷馬的「終局」來臨之前,鐮刀與斧頭已數度砍來。一九二○年代,曼德斯坦的詩作因「政治不正確」無法公開發表,只能在地下流傳,在朋友的聚會中朗誦。一九三四年曼德斯坦第一次被捕,惹禍的正是朗讀會,他在聚會時誦讀一首關於史達林的詩,遭人密告出賣。監獄中高壓的審訊過程令曼德斯坦精神出了狀況,他被判處流放到切爾登,期間自殺未遂。

我們生活著,感受不到腳下的國家,
十步之外便聽不到我們的談話,
在某處卻只用半低的聲音,
讓人想起克里姆林宮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如此油膩,
他的話,恰似秤砣,正確無疑
 ——曼德斯坦

一九三五年,在共黨高層布哈林的介入下,曼德斯坦奇蹟般地獲得減刑,但仍不允許住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城市,曼德斯坦夫婦在舉目無親的偏鄉落戶,零星接些翻譯工作,靠朋友暗中接濟房租。政治犯彷彿鼠疫,後來連翻譯工作也沒了,熟人在大街上看到他們會轉過身去。一九三七年三月刑期結束,更大的災厄還要來,剛好接上一九三七年開始的大清洗刀鋒之先,史達林鎖定的對象,首先就是政治犯、思想犯,二進宮就絲毫不客氣了,列車直送海參崴轉科雷馬。

當一個人創造了自己的世界,他便成為一個陌生的身體,所有的法律都針對他:重力、壓縮、排斥、殲滅。(Brodsky〈文明的孩子〉)

布羅斯基上一輩的俄國詩人、藝術家,柔軟纖細的天鵝之頸幾乎都閃不過三○年代史達林揮來的鐮刀與斧頭,只有出賣靈魂、與當局合作的告密者得以倖免,加入作家協會,成為有寬敞住宅和公務車代步的特權階級,稿酬一年可達數十萬至百萬盧布,是平民百姓的數千倍。布羅斯基十分崇拜的女詩人茨維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一八九二─一九四一),在妹妹、丈夫、女兒相繼被投入勞改營後,她張羅著寄往流放地的衣物已山窮水盡,她四處乞求,好不容易得到官方文學機構的洗碗工職位。茨維塔耶娃在一九四一年用繩子結束自己的生命。

2.約瑟夫與約瑟夫

那麼,和也曾寫過詩的史達林同樣取名為「約瑟夫」(Joseph)的布羅斯基的命運如何?
一八九五年,還在神學院讀書的約瑟夫十七歲,以五首用母語喬治亞文寫成的詩投稿,獲得報紙刊登。日後,等他成了史達林,十分了解文學家對建構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史達林能讀得進嚴肅文學,他最鍾愛的詩人是以小說《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聞名的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一八九○─一九六○),他能讀出詩歌中拐彎幽微的諷刺。一九三七年由他一手主導的大恐怖來到高峰,這年同時是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一七九九─一八三七)逝世一百周年,在蘇聯各地盛大舉辦慶典活動,原先計畫在這一年出版的新版《普希金全集》,由於文化圈繫獄的人實在太多,幾乎一網打盡,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完成。
鐮刀來得又快又急,曼德斯坦在三○年代初期時曾對朋友說過:「只有在這個國家中,詩歌才受到尊重,再也沒有一個地方有更多的人為它而死。」一語成讖,曼德斯坦成了大恐怖時期端上祭台的第一人。英國學者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說:「就在蘇維埃政權不斷樹立著普希金紀念碑的同時,它正在解決著普希金的文學後輩。在參加了一九三四年第一屆作家大會的七百名作家裡,只有五十人活到一九五四年的第二屆大會。」
一九五三年,住在列寧格勒的約瑟夫十三歲,和他同名的史達林去世。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在蘇共第二十屆代表大會發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祕密報告,公開譴責史達林,迎來了後史達林的「解凍」時代。那年約瑟夫十六歲,從學校退學到工廠幹活,學業中斷,自修仍繼續著,母親讓他去圖書館辦一張借書證,「是我墮落的開始,而我還記得我在那裡借的第一本書,那是母親建議的,它是波斯詩人薩迪(Saadi)的《薔薇園》(Gulistan)。」(Brodsky〈一個半房間〉)
布羅斯基創作、發表於解凍年代,是他這一代人的小小幸運。一九五七年,約瑟夫十七歲,蘇聯舉辦對世界敞開門戶的「國際青年嘉年華」,各國青年代表湧入莫斯科,牛仔褲、抽象藝術、boogie-woogie藍調音樂、電吉他的浪潮瞬間湧入,莫斯科的廣場被改成舞池,兩百萬人上街狂歡。不過才幾年前的史達林時代,「外國人」還等同於間諜或敵人的同義詞,解凍之後,百事可樂成了第一項在蘇聯販售的美國商品,農婦們提著牛奶桶大排長龍,為了將喝起來像草藥的褐色液體扛回集體農村。一九六○年,約瑟夫二十歲,遇見了七十一歲的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一八八九─一九六六),他詩歌生涯中最重要的伯樂。在獨居的阿赫瑪托娃家中客廳,一群愛好詩歌的年輕人圍著老婦人,聆聽她朗讀最新的詩作,陪伴一生顛沛流離的她度過最後的晚年,約瑟夫是阿赫瑪托娃最寵愛的詩壇明日之星。
一九六五年,阿赫瑪托娃到英國領取牛津大學榮譽博士時,曾對思想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說,布羅斯基是她一手帶大的,以撒.柏林寫於一九八○年的文章回憶這次會面,阿赫瑪托娃對他大力推薦約瑟夫:「相信我,包括帕斯捷納克、我、曼德斯坦還有茨維塔耶娃,我們這幫人是從十九世紀開始經過長期苦心孤詣的結果。我和我的朋友們都認為我們說的是二十世紀的聲音。而這些新一代的詩人正在開啟一段新的篇章─儘管現在他們還難脫羈絆,但他們遲早會掙脫繩索,並讓整個世界為之震驚。」
幼雛掙脫繩索並非易事,赫魯雪夫的解凍年代,在一九六三年戛然而止,這一年蘇聯發生嚴重的農作歉收,在各地引起暴動,赫魯雪夫被逼下台,繼任的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一九○六─一九八二)下令讓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將鐵幕又半垂了下來,進入「停滯」時期。萌芽於解凍年代的不羈青年,又開始走回前輩詩人的那條老路。一九六三年,官方報刊開始抨擊約瑟夫的詩作,他第一次被捕,兩度被關進精神病院。隔年,當局指控他為「社會寄生蟲」,基於剛通過的法令,將拒絕參與對社會有益的勞動工作者斥為寄生蟲,必須勞動改造。詩人,不是一份勞動工作,約瑟夫被判五年苦役,發配到極圈附近的農場。

雖然對一個作家而言,提及自己的刑事經驗─或就此而言,任何艱苦經驗─就如同正常人提及名人以自抬身價。(Brodsky〈取悅一個影子〉)

在一九七二年被剝奪國籍、出走蘇聯,在美國的大學校園重新安頓身心後,一九八六布羅斯基在西方世界以英語寫作、出版的第一本文集《小於一》,是他一九八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關鍵。在這本以詩歌評論為主的隨筆中,布羅斯基對自身的遭遇談得很少,並沒有善用「流亡」資本大書特書。關於勞改的回憶,他只在〈取悅一個影子〉中約略提到,在北方農村服刑時,他第一次細讀英美詩人奧登(W. H. Auden,一九○七─一九七三)的詩作,奧登影響布羅斯基甚鉅,讓他開始不用母語而用英語寫作,是為了要追隨、取悅奧登這個影子。他第一次遭遇奧登,詩作收在一本當代英語詩選,副標題為「從勃朗寧到我們的時代」,詩選出版於史達林大清洗年間,「我們的時代」自然不是布羅斯基的時代,而是曼德斯坦、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的黑暗時代。

「我們的時代」是指一九三七年,也即詩選出版的年代。不用說,幾乎所有的譯者連同編者M.古特納(M. Gutner)不久之後就被捕了,其中很多人都死了。(〈取悅一個影子〉)

約瑟夫摸到「我們的時代」書皮,已在解凍之後的六○年代。一九三七年的「我們」難逃厄運,瘟疫的手指穿越三○年的時光觸碰過來,冰冷刺痛。當時譯書、編書的人幾乎覆滅,當時家中有這樣一本英美文學藏書的人都要送古拉格,當時夜半聽到家門前的煞車聲、樓梯間突然啟動的電梯,一股惡寒襲來,趕緊起身把這本書焚毀。三十年後,仍在鐵幕後的蘇聯可以容許往勞改營寄這樣的一本書,服刑十八個月後,在阿赫瑪托娃等文化界重量級人士奔走下,約瑟夫獲釋。七○年代,約瑟夫被迫流亡自由國度,這在三○年代大清洗的倖存者眼中,已十足「幸運」。時代不能不說有微幅的「進步」,像緩慢爬行卻也堅定向前的小螞蟻,穿越冰原大地。

3.文明的孩子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些人中間,他們後來消失於另一個世界,被送往流放地、集中營和地獄;與此同時,我們也生活在另一些人中間,正是他們把人送往流放地和集中營,送往另一個世界,送往地獄。與那些仍在繼續思考和工作的人相互走近,這是很危險的。」

當一個與你結下友誼的人突然神祕地消失,這是令人傷心的,但不幸的是,那些正直的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消失。
 ——《曼德斯坦夫人回憶錄》

一九四五年,出生於俄國,而後隨父母移居英國的以撒.柏林,戰後在英國駐莫斯科的大使館任職,他來到兒時曾居住過的列寧格勒逛書店,巧遇一位文學評論家,隨口提起阿赫瑪托娃就住在附近。以撒.柏林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不知道詩人尚在人世,在評論家的帶路下,他爬上陡峭的樓梯,來到一個非常簡陋、家徒四壁的房間,見到傳說中的文學女神。
狹窄的房間裡還有第三人,是一位鑽研亞述學(Assyriology)的女士,她的言語無味,一直找話講,遲遲不離開。以撒.柏林能夠察覺到阿赫瑪托娃的不耐煩,卻沒有任何趕走不速之客的舉動,過了午夜,第三人終於離開。日後讓兩人奠定終生友誼,觸動靈魂深處的談話,於焉展開,他們聊普希金與《安娜.卡列尼娜》,阿赫瑪托娃朗讀她詩集裡的幾首詩,以及〈安魂曲〉、未完成的〈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她說:「類似這樣的詩,遠比我的詩更好的詩,卻成為導致我們時代最好的詩人毀滅的罪名,我愛著他,他也深愛著我。」以撒.柏林後來才會意過來,她說的不是一九二一年就被列寧下令處決的第一任丈夫詩人古米廖夫(一八八六─一九二一),而是曼德斯坦。
一九三四年五月,在曼德斯坦第一次被捕的那一晚,家裡也有一位不速之客,曼德斯坦夫人回憶:「這一天十分漫長。翻譯家大衛.勃羅茨基傍晚過來,他屁股坐得很穩,幾乎無法讓他挪動地方。家裡一無所有,什麼吃的也沒有。」午夜一點,翻譯家還不走,門外突然響起敲門聲。曼德斯坦夫人後來才驚覺翻譯家的「功用」,特務人員埋好眼線,好讓曼德斯坦夫婦聽到敲門聲時,來不及銷毀詩作手稿。
在曼德斯坦夫人的回憶錄中,對於「不速之客」的種類娓娓道來,萍水相逢的朋友、不熟的同事、隔壁的鄰居,事先不打電話,也無約定,就會突然造訪,有些連門都不敲,長時間賴著不走,有的還會強取手稿。最危險的一種人,一開始並非不速之客,而是一些文學青年,他們十分熱中詩歌,能背誦世上所有的名詩,曼德斯坦夫人說:「他們起初造訪的目的是純潔的,但後來他們就被『招募』了。」被招募之後,把詩人家中全無機心的日常談話和盤托出,就能讓文學青年在最受矚目的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從此平步青雲。
在黑暗年代,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徹底被鐮刀斬斷,從普希金以來「詩的國度」的當眾讀誦傳統,成了構陷罪名的陷阱。在一些特別高貴的靈魂裡,數不清的背叛仍無法使其冷眼背對他人受難,曼德斯坦夫人去世後,布羅斯基在《紐約時報》為她寫了一篇訃聞,收錄在《小於一》書中。與其說是為她一人所寫,不如說是寫給他們三個人,寫給她的詩人丈夫,也寫給她的情敵兼摯友阿赫瑪托娃。
娜傑日達.曼德斯坦對於阿赫瑪托娃和丈夫彼此相愛一向知情,在黑暗時代,她和她,成為一種無私的依存關係。布羅斯基在一九六二年第一次見到娜傑日達,桌上放著以撒.伯林評述俄國知識分子的專書《刺蝟與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那是阿赫瑪托娃寄給她的,「她以每一種可能的方式幫助娜傑日達.曼德斯坦,在戰爭歲月裡還救了娜傑日達,一是把她偷偷送往有一些作家在那避難的塔什干,二是與她分享她每日的口糧。」
一九三八年丈夫第二次被捕之後,人民公敵的妻子跌落社會底層,娜傑日達流浪到一個村莊當紡織工人,每天夜裡值班時,她一邊照看機器,一邊背誦丈夫的詩句,那是她餘生唯一的信念,詩歌無法以白紙黑字保存下來,任何一張手稿都能隨時被抄走,將她推入深淵。「她試圖保存的,並不是關於他的記憶,而是這些詩作。她在四十二年間(指曼德斯坦過世後,娜傑日達獨活了四十二年)成為的,並不是他的寡婦,而是這些詩的寡婦。當然,她愛他,但愛本身就是最菁英的激情。它只有在文化脈絡中才獲得立體感她是文化的寡婦,而我想,她最後愛她丈夫遠甚於她最初嫁給他。」
日後,娜傑日達對阿赫瑪托娃的回報,就是連同她的詩一起,以一種前古騰堡印刷時代的死背、默背,日復一日地隨著語音刻印在腦海中。「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替代愛,那就是記憶。因此,背誦即是恢復親密性。漸漸地,兩位詩人的作品變成她的思維,變成她的身分。」
在一九六六年阿赫瑪托娃去世後,娜傑日達又獨活了十五年。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布羅斯基在莫斯科見了娜傑日達最後一面,當天,他並不知道那是最後一面,不知道再過五天,祕密警察會無預警闖進他的住處,不讓他收拾行李,搶走並銷毀他的證件,將他塞進一架飛機,永不歸來。他在訃聞的結尾描繪那張面容:

那陰影是如此深濃,你只能看到她微燃的香菸和那雙穿透性的眼睛。其餘─方形披巾下她那細小皺縮的身子,她的雙手,她那張蒼白的鵝蛋臉,她那灰燼似的白髮─全都被黑暗吞沒。她看上去就像一個巨大篝火的殘餘,像一小撮餘燼,如果你摸一摸它,就會被灼傷。

無法預知的流亡前夕,布羅斯基想必無法與父母好好道別,卻機緣巧合見了娜傑日達一面,文化是深層意義的血緣,如果說娜傑日達是文化的遺孀,那麼布羅斯基可說是文化的遺腹子,他是史達林極權時代下也是近代俄羅斯最優秀的兩位詩人:曼德斯坦與阿赫瑪托娃「文明的結晶」。一如布羅斯基寫曼德斯坦所用的標題「文明的孩子」,他繼承的是曼德斯坦、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等人在一九一三年所籌組的詩人公會「阿克梅派」(acmeism)的精神,重返詩歌的創作準則:明晰、簡潔,對情感體驗的精準表達,Acmeists出自希臘文,為最高級、頂峰之意。

4.語言是唯一的安居之地

跟死者說話是阻止言語淪為哀號的唯一途徑。
 ——〈哀泣的繆思〉

布羅斯基以隨筆集《小於一》的詩評,為上個世代苦難深重的俄國詩人招魂:〈哀泣的繆思〉寫阿赫瑪托娃,〈文明的孩子〉寫曼德斯坦,〈詩人與散文〉、〈一首詩的註腳〉寫茨維塔耶娃。詩評也旁及希臘卡瓦菲斯(Constantine Cavafy,一八六三─一九三三)、義大利蒙塔萊(Eugenio Montale,一八九一─一九八一)、加勒比海的沃爾科特(一九三○─二○一七),以及他願意以英語寫作追隨的奧登(W.H.Auden,一九○七─一九七三)。
「苦難」並非布羅斯基挑選詩評對象的優先準則,希臘詩人卡瓦菲斯的人生際遇即十分平淡,「並無重大事件的一生。」與「文章憎命達」的觀點相反,布羅斯基甚至說:「才能不需要歷史。」

認為受苦能創造偉大藝術,這乃是一種可惡的謬誤。受苦使人盲目,使人耳聾,使人毀滅,且常常使人死亡。奧斯普.曼德斯坦在革命之前就是一位偉大詩人。還有安娜.阿赫瑪托娃,還有瑪琳娜.茨維塔耶娃。即使本世紀發生在俄羅斯的歷史事件沒有發生過,他們也會成為他們所成為的:因為他們有天賦。基本上,才能並不需要歷史。(〈娜傑日達.曼德斯坦:訃聞〉)

白銀時代俄羅斯詩人的精湛詩作,不需要兩次世界大戰、列寧格勒圍城、兩次大戰間紅白兩軍的慘烈內戰,以及史達林的邪惡背書。「語言」才是布羅斯基所看重的,語言才是一個無國籍無黨派無任何主義附身的詩人靈魂安頓的居所。
布羅斯基在〈詩人與散文〉中這麼解讀茨維塔耶娃的「語言」:

她的語言幾乎總是在高八度音的另一段開始,以最高的音域,最上的極限,之後你可以設想的就只能是下降,或在最好的情況下,只能是穩定。然而,她聲音的音質是如此悲劇性,以致它確保永遠有某種上升感,不管那聲音持續多久。這一悲劇特質,並非完全是她的生活經驗的產物;它先於她的生活經驗而存在。她的經驗只是與它重合,對它做出反應,如同一個回聲。」
「她的生活經驗一籌莫展,只能跟著她的聲音,永遠落在後面,因為聲音超過事件─畢竟,它擁有音速。

不同語言在詩人們身上的顯現:茨維塔耶娃宛如女高音上旋的音速,永遠保持上升感,猶如希臘神話伊卡洛斯扇動著蠟做的翅膀飛往天際,太陽融化了蠟,伊卡洛斯半天折翅墜海。語言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不僅是修辭,還是風格與思想,以及形而上學的更高存在;「翻譯」一詞也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是不同文明間的嫁接與碰撞,是物種間移植後的珍貴演化存活。「文明是不同文化被一個精神公因數觸發的總和,而文明的主要載體─從隱喻角度和實際意義上說─是翻譯。希臘柱廊漫遊至苔原生長的高緯度地區,就是一種翻譯。」(〈文明的孩子〉)
曼德斯坦的詩作,一直沒有好的英語譯本,讓讀了英譯本的奧登不禁要懷疑,曼德斯坦真是這麼好的詩人嗎?
《小於一》除了寫茨維塔耶娃的兩篇由俄語寫作翻成英文,其餘篇章皆以英語寫作。布羅斯基的苦心在於,要告訴英語西方世界的讀者,曼德斯坦之深刻、抒情,甚至苦難,都必得棲居於俄文這種語言中,「對一個心靈來說,沒有更好的去處了: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這方面的最佳範例是曼德斯坦對他詩歌中一個重要主題的處理,這個重要主題就是時間。」(〈文明的孩子〉)
「時間」之於曼德斯坦,不是射箭一樣地加速前進。他利用詩句中語言本身的音頓力量,來將無可挽回的時間流逝、終局大限之日放慢、停滯,專注在當下可感可知的此刻。曼德斯坦在詩中很少「回望」,「他永遠立足當下─立足於瞬間,並使瞬間繼續下去、逗留下去,超越其自然的極限。」
鐮刀割來,斧頭砍下,詩人所謂之停駐的瞬間,卻像用槌子不斷敲打的貴金屬能延展到時間的無限。曼德斯坦太太回憶,在第一次流放期間,她陪在丈夫身邊,觀察到曼德斯坦不論在如何險惡的處境,他永不會放棄觀察當下,聆聽蟲魚鳥獸的自然聲響。「他所聽到的背後那『匆促的接近』並不是什麼『飛馳的馬車』而是他那個『狼狗的世紀』,而他不斷奔跑,直到有了空間。當空間結束時,他便撞到了時間。」
語言裡無限的時間,能將曼德斯坦自極權國家「空間的最深處」抵達「心靈的最深處」,將他從被追趕被囚禁的集中營、勞改營、科雷馬流刑地中徹底解放。

5.後記

曾經有一個外號∕別名叫「運詩人」,朋友間叫著喊者,以致於有些人誤會我寫詩,以為我是「詩人」,其實從來不是,我至今不寫詩(也許將來會),文學啟蒙的少年時代詩讀得很少,讀詩是近幾年的事。
書寫《小於一》的導讀,忐忑惶恐異常。這本書是我近十年來罕有的艱澀閱讀經驗。自身所學不足,加上布羅斯基文字意象密度的含金量高,一字一句都逼讀者全神貫注、不能放鬆,卻令我連同句讀想一字一句抄寫起來,很難相信這樣有著黃金純度的著作,是以非母語寫作,再加上布羅斯基僅有中學輟學的學歷。這沒什麼稀奇,布羅斯基文學血緣上的「父親」曼德斯坦,因為其猶太人的身分,被拒絕於聖彼得堡大學門外,曼德斯坦才得以在體制外另闢蹊徑,創立了阿克梅詩派,開啟俄羅斯詩歌史上輝煌的白銀時代。不獨有偶,布羅斯基也因為猶太人背景,筆試通過,卻被海軍學校拒於門外,年少時期的布羅斯基嚮往穿上海軍制服,作為文學讀者,我們必須感謝這兩個看似災禍的際遇,否則就不會有白銀時代,也不會有一九八六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斯基。
《小於一》的譯者,香港詩人以及翻譯家黃燦然先生,同時也是此次偉格選書,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非小說家柯慈(J. M. Coetzee)的文學評論集《內心活動》(Inner Workings)的譯者。同時選了黃燦然的譯書,我和偉格事先沒有約定,純屬巧合。燦然是我的好友,相見不多,相知卻深,幾年前他將剛譯好,簡體中文版的《小於一》交到我手中,叮囑我一定要讀。從今年初開始,寫作導言的準備過程中,每次重讀、細讀此書,並定伴隨著莫札特死前創作的最後一部交響樂《安魂曲》,只因阿赫瑪托娃也有一首承載著蘇聯勞改犯母親們集體命運的長詩〈安魂曲〉。
猶如那個引發誤會的別名「運詩人」,在詩歌的世界裡,我充其量只是一個「搬運」詩歌的工人,為讀者服務,導讀中盡量梳理史達林時代的背景,在漆黑不見五指的歷史隧道中,感謝黃燦然精確簡鍊的譯筆以及他的詩人心靈,那像是黑暗中引我前行的秉燭者,他為我以及中文世界的讀者「翻譯」那個原本難以傳達的世界,一如布羅斯基寫作此書的用意。

 

※延伸閱讀:
《古拉格的歷史》(Gulag: A History),安.艾普邦姆(Anne Applebaum),左岸文化,二○一六年。
《古拉格氣象學家》(LE MÉTÉOROLOGUE),奧立佛.侯蘭(Olivier Rolin),木馬文化,二○二○年。
《科雷馬故事》,瓦爾拉姆.沙拉莫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六年。
《史達林:從革命者到獨裁者》(Stalin: New Biography of a Dictator),奧列格.賀列夫紐克(Oleg V. Khlevniuk),左岸文化,二○一八年。
《列寧的墳墓:一座共產帝國的崩潰》(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八旗文化,二○一四年。
《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四年。
《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Natasha''s Dance :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八年。
《三詩人書》,里爾克、茨維塔耶娃、巴斯特納克,傾向出版社,二○○七年。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娜杰日達.曼德施塔姆(本書譯名:娜傑日達.曼德斯坦),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三年。
《第二本書》,娜杰日達.曼德施塔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六年。
《生活與命運》(Life and Fate),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新雨,二○一七年。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3447757
  • 叢書系列:書癮PLUS
  • 規格:平裝 / 512頁 / 21 x 14.8 x 3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出版地:台灣
  • 適讀年齡:25歲~60歲
 

內容連載

小於一
 
1.
 
跟一般失敗比較,試圖回憶過去就像試圖把握存在的意義。兩者都使你感到像一個嬰兒在抓籃球:手掌不斷滑走。
 
我對我的生活的記憶,少之又少,能記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現在回憶起來使我感興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數應歸功於產發它們的時刻。如果不是這樣,則它們無疑都已被別人更好地表達過了。一位作家的傳記,是他的語言的轉折。例如,我記得,在我十歲或十一歲的時候,想到馬克思(Marx)的名言「存在決定意識」,覺得只有在意識學習掌握疏離的藝術時,這個說法才是真的;之後,意識便獨立自主,並可以決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種年齡,這不啻是一個發現─卻說不上值得記錄,因為這肯定已被別人更好地闡述過了。「存在決定意識」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於誰首先破譯它其實並不重要。
 
因此我寫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糾正記錄(根本沒有這樣的記錄,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因而也是未被歪曲的),而主要是為了一個平常理由,也即作家為什麼寫作─刺激語言或被語言刺激,並且這一回是被一門外語刺激。我所記得的那麼一點點,又因為用英語來回憶而縮得更小了。
 
首先,我最好還是相信我的出生證,上面寫明我一九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生於俄羅斯列寧格勒(Leningrad),儘管我厭惡用這個名字來稱呼這座城市。很久以前,普通人都僅僅用「彼得」(Peter)─來自彼得堡(Petersburg)─這個諢號來稱呼它。有兩行舊諺:
 
老彼得摩擦
人民的兩肋。
 
在民族經驗中,這座城市肯定是列寧格勒無疑;在其內容的日益粗俗化中,它愈來愈成為列寧格勒。此外,作為一個詞,「列寧格勒」對俄羅斯人的耳朵來說,聽起來已經中立如「建築」或「香腸」。然而我寧願稱它「彼得」,因為我尚能記得這座城市看上去還不像「列寧格勒」時的樣子─就在戰爭剛結束之後。偏灰、暗綠色的建築物表面留下一個個彈孔;空盪、沒有盡頭的街道,沒幾個過路人,車輛也少;一種因此而來、近乎饑餓的表情,有著更明確的,如果你喜歡,也可以說更高貴的面貌。一張清瘦、堅硬的面孔,帶著深奧莫測的波光粼粼,映照在空洞窗口的眼中。既然是一個倖存者,就不應以列寧(Lenin)來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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