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張岱（1597 — 1689），字宗子、石公，號陶庵、蝶庵，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他為人們所熟知，首先是因為他的山水美文，《西湖夢尋》《陶庵夢憶》等著，格調高古，境界敻絕，而文筆清新婉麗，時露胸次灑落氣象。現代以來，周作人、施蟄存等皆對其推崇備至，黃裳則稱其為「絕代的散文家」。
但張岱不只是一位「絕代的散文家」，還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他有大量的史學著作，如《古今義烈傳》《史闕》《石匱書》《石匱書後集》等。尤其是《石匱書》與《石匱書後集》，其「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以至於「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為有明一代存其信實可靠之史，實與談遷《國榷》、萬斯同《明史稿》同光於史林。然張岱又不只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其《四書遇》之著，又使之躋身於思想家之列。
《四書遇》原為未刊抄稿本，初藏於江蘇常熟周氏鴿峰草堂，浙江圖書館於1934 年購得此本，將其列為甲級特藏稿本。
《四書遇》是張岱對四書的解釋。書之所以名為「遇」，張岱說：「蓋遇之云云者，謂不於其家，不於其寓，直於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語雖寥寥，而其用心之勤苦已然深蘊於其中。因此所謂「遇」者，正是張岱獨特的經典解釋方式。
在《四書遇序》中，張岱又大略說了其「遇」的基本手段：「間有不能強解者，無意無義，貯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讀他書，或聽人議論，或見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觸目驚心，忽於此書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書遇》。」
然則所謂「遇」者，悟也，非搜求於各家注疏、牙籤滿屋，而悟之於山川雲物、鳶飛魚躍之當下生命，而遇之於道阻水長、流離顛沛之倉皇困頓之間者也。故《四書遇》之撰著，前後歷時四十年，亦可謂傾其全付精神，而為其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之獨立人格的文字見證。雖當明清易代「天崩地解」之時，作者播遷於亂離，蹎蹶於道途，而猶妥為珍藏：「余遭離亂兩載，東奔西走，身無長物，委棄無餘。獨於此書，收之篋底，不遺隻字。」足見張岱對這一作品的特為重視。
雖說張岱之所「遇」乃其獨特心得，但並不是說他只是獨運孤明。恰恰相反，《四書遇》的文獻徵引極為廣博，據朱宏達先生統計，書中引文所涉人物有二百六十七人之多。許多不見於其他史料的人物，藉《四書遇》而得以留存其思想之吉光片羽。然則《四書遇》又匯存了大量的中晚明思想史料，豈不彌足珍貴！
雖說「不讀朱注」，但就《四書遇》的內容來看，張岱對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實諳熟於心，書中多明引或暗引朱熹之說，或贊同，或批判，在與朱注的對話中出以己意，自出手眼，不落窠臼。
張岱自謂「凡學問最怕拘板。必有活動自得處，方能上達」。故凡書中所論，無非其「活動自得」之處，是其獨特心得。然必有博學審問，方能獨得機杼；必有明辨篤行，方能獨有心得；必有別出心裁，方顯知識專精。
《四書遇》對於四書的解釋，深受陽明心學的影響。張岱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其曾祖張元忭（1538 — 1588）為隆慶五年（1571）進士第一，從學於王陽明大弟子王畿，是「浙中王門」的重要人物之一。其祖父張汝霖（1561 — 1625）繼承張元忭的心學取向，對張岱的思想格調與治學方法影響最巨。
張岱之基於陽明心學視域來解讀四書，正與其家學淵源及其時代風氣精神相接。因此《四書遇》所呈現出來的基本面貌，無論其思想意趣、解釋路向，還是其語言風格、解釋形式，均與朱熹的《四書集注》迥然有異。其最為突出者，是融入佛道二家之說，甚至認為「孔子、佛氏之言相為表裏」。馬一浮先生曾說：「明人說經，大似禪家舉公案，張宗子亦同此血脈」，然「卷中時有雋語，雖未必得旨，亦自可喜，勝於碎義逃難、味同嚼蠟者遠矣」。
張岱博洽通才，學問淹貫，而《四書遇》內涵宏富，徵引廣博，解釋方式靈活，可謂氣象萬千。書中時見珠璣，然因時代不同，閱讀習慣有異，今人讀來，或頗見扞格。為使《四書遇》合於今人閱讀，以領會其思想，在語言形式上予以「現代轉換」，實為勢在必行，此則本套叢書之所以著也。
《四書遇》原書不錄四書原文，編著者又據《四書集注》配上原文，亦予語譯。本套書編著者之一馮寧寧博士是我的學生，碩士、博士皆隨我學習，在前後五年的時間裏，始終表現出對於中國哲學的專業興趣，踏實勤奮，好學深思，而又懷抱「君子三畏」之心態，治學嚴謹。她的主要研究領域為陽明學及陽明後學，博士論文即以《四書遇》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本套書的《論語》部分由她來主筆，甚為恰當。我相信，她的語譯不會對張岱原文有太多偏移。
隨着本書的出版，張岱將為更多人所熟知，其獨特的四書解釋維度將在現代語境之下為人們帶來新的心靈啟迪，而為今日傳統文化之繁榮更添新彩，是則可跂而望者也。
本書付梓之際，承馮寧寧之請，爰弁數語於卷端。是為序。
董平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日於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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