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的教會：巴默爾談與陌生人做朋友

　　如果因為工作或聚會的緣故而必須夜歸，你會如何防身？根據經驗，若是不幸遇見歹徒尾隨，有機會快跑是上策，最好的是能有警察及時介入。然而現代人習慣在包包放一罐防狼噴霧，儘管效果不理想還是會隨身攜帶，因為知道若不想辦法保護自己，恐怕很少有人會幫忙。

　　社會上的確存在危險，一定程度的自我保護非常必要。但事實上，避免危險的根本方法，並非更具防護力或攻擊力的裝備，而是營造安全的生活空間，也就是陌生人之間有機會彼此交集，投入關心共同的生活環境。只有如此，社會才能不再只是危險的代名詞，而是擁抱美好願景的生命共同體。

　　本書作者巴默爾觀察到，在社會的這個急迫需要上，教會能做出獨特的貢獻，因為自從信心之父亞伯拉罕開始，神的子民就已經在操練如何款待陌生人了！無論在神學、組織或群體經驗上，教會都具有強大的動能來幫助社會上的眾人建立關係。這份關係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讓世界的多元差異化為一份寶貴的禮物，見證上帝所應許的合一。讓我們一起來接受這份賜給世人的厚禮！

讚譽

　　巴默爾在本書中描繪願景、啟發想像力、激發運動的產生。希望透過此書重建美國社會的公眾生活……豐富的心理、社會、信仰洞見源自他的社群及禱告經驗，獨到見解貫穿全書。清晰的手法挑戰讀者思考，避免性別歧視的語言，以優雅的文字呈現觀點。──《美國》（America）雜誌

　　若你每個主日都講道，或者希望更新教會的宣教計畫，《公共的教會》將會是一本寶貴的參考書籍。──《太平洋神學評論》（Pacific Theological Review）

　　這無疑是我過去一年來讀過最好的書……本書的宗旨正面又富有創意，並且提供了許多實踐上的建議。──《門諾會週刊》（Mennonite Weekly Review）

　　這是一本既富有理想又非常實際的書，強力推薦。──《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

　　只有那些相信末日下一刻就會臨到的人，要避免拿起這本書。其他所有仍心懷一點盼望的人，都會從本書充分的解釋及敏銳的社會分析中，清楚得見那股盼望。──《證道》（Homiletic）雜誌

　　巴默爾在《公共的教會》中告訴我們，可以再次把信心與盼望投注在彼此之間，並透過愛將陌生人變成朋友。──《貴格會期刊》（Friends Journal）

　　當教會被塑造成為一個單面向的群體，就必然無法也無力去面對公共生活；正如作者在結語中期盼因著神的應許、公義、與愛的烈火，我們將有勇氣面對衝突與分裂，如此我們才能看見公共生活的盼望！──王文基

　　巴爾默像是上帝為我們的日常生活所預備的導遊般，帶領著讀者走過百貨公司的櫥窗，進入聖經敘事的真實現場，在巴爾默的時空交錯中，我們逐漸從中心走向邊緣，逐漸從封閉迎向開放，也逐漸領悟到「陌生人」對我們信仰所帶來的核心意義。──莊信德

　　就一本有關基督徒靈性的書而言，這本書發出既新又非常富有創見的聲量。巴默爾超越了我所有讀過的作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戰我們，探索內在追尋及公共服事之間的關聯性。──盧雲（Henri Nouwen）

　　這是一本清新、鮮明、引人入勝的書……超越了牟敦，對於公共責任的培養提出多種方法。──史提爾（Douglas Steere）

　　本書恰逢其時……以富有創意的方式，讓讀者重拾公眾生活的重要性。──邁克菲布朗（Robert McAfee Brown）
 

作者簡介

巴默爾Parker J. Palmer

　　一九三九年在芝加哥出生，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社會學博士後，投身社群組織工作，也於大學任教。後來因在各方面感到身心俱疲，遂與家人加入一個貴格會的共同生活群體，沒想到一待就是十一年，在當中操練個人靜默、禱告，也學習過群體生活。這段期間成為巴默爾生命中相當重要的轉折點，避世的內在靈性探索，反倒使得他更深連結於上帝以及外在世界，重新獲得在社會中行動的力量。本書中在在可見，群體的經驗如何形塑了巴默爾對公眾生活與教會的異象。

　　一九九三年，巴默爾獲頒美國獨立院校協會的高等教育傑出成就獎。一九九七年，共同創辦了日後的非營利教育機構「勇氣與更新中心」，至今仍是許許多多專業工作者的重要幫助。一九九八年，全美一萬名教育工作者評選他為高等教育界最具影響力的三十位領袖之一，且名列十年來決定教育議程發展的十大關鍵人物。二○一○年，美國教育出版機構協會及基督教新聞學會頒贈給他卓越成就獎。至今，巴默爾仍持續寫作、演講、使用社群媒體，為全世界無數心靈帶來深刻啟發。
 

前言
馬丁．馬蒂（Martin E. Marty）

沒人能指控巴默爾在鼓勵美國基督徒「公開上市」（go public）一事上的力道不足。如果公眾（public）的概念是種最新的時尚，那麼它也是在其時其地最被忽視的流行概念。假若巴默爾，這位推崇公眾的書寫者，扮演書記官的角色為「時代的精神」做註記，那麼他所書寫的時代已經不像過往的世代，具有我們大多數人可以解讀的徵兆。

「轉為私人」（go private）已經取而代之，成為過去十年、甚至整個世代文化與宗教生活的主流（編按：本書寫成於一九八○年代的美國）。二戰過後的最初十年，在艾森豪（Eisenhower）與甘迺迪－詹森（Kennedy-Johnson）任期中，兩黨的理想主義者都呼籲社會大眾提高對公眾部門的重視。教會方面，無論是在五○年代的復甦，或六○年代初期的社會服務及社會運動中，檯面上都不乏呼籲大眾重視公眾秩序的領導人物。

六○年代中期的混亂過後，年輕一代意識到自己對烏托邦理想的幻滅，社會運動者力量耗盡，而文化警鐘則因為沸騰城市的恐怖，以及道德可疑的海外冒險而不再作響，一種私人風格的時代精神於是成為主流。有一段時間，校園成為當代潮流與思想的最佳指標。在反文化盛行過後，校園開始意識到有必要依據私人旨趣，重新調整學校課程內容與個人生活。針對年輕一輩與大眾的調查指出，美國人大致上對自己的私人生活與展望都是滿意的，卻對於文化憂心忡忡。一個國家遲早必須面對此類調查所呈現的矛盾，畢竟兩者是互斥的：為什麼二億二千萬人口（或至少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認為個人生活的遠景理想，卻同時覺得經濟、政治、藝術、文學、媒體與教會生活盡都毀壞了呢？

經濟系的工商管理碩士一直以來都是非常熱門的學位，那就像是快速通往美好生活的票券，而其他高收入的行業也非常吸引人。這些職業本身都沒有不好；任何關心公眾利益的人，都希望能吸引最有天賦與精力的一代。然而，就如同海爾布魯諾（Robert Heilbroner）所觀察的，追求安全保障的人及他們周遭的人，大家所重視的是個人道德修養，鮮少有人關心公共道德；而當一個社會建立在彼此衝突的個人利益之上，很難讓人重新進入公眾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