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第一節 研究對象、緣起和目的
《尚書》，即上古之書，劉熙《釋名．釋典藝》謂「《尚書》，尚，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也」，金景芳謂《尚書》爲「中國自有史以來的第一部信史」 。其內容則是有關虞夏商周政事之彙編，《荀子．勸學》「《書》者，政事之紀也」。在戰國晚年，《尚書》已被列爲六經之一。其初只稱爲《書》，劉歆《七略》云「《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太平御覽．學部》引），但馬王堆帛書〈要〉篇已載《尚書》之名，可能戰國末始稱《尚書》 ，被奉爲經典之後，又被稱爲《書經》。
漢代，《尚書》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爲伏生所傳，對於其篇數，皮錫瑞云：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見於《史記》、《漢書》、《論衡》諸書甚詳。《史記．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書．藝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 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論衡．正說篇》引說《尚書》者曰：「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據此諸書，是兩漢人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爲二十九篇，無二十八篇之說也。然史公所謂二十九篇者，當分〈顧命〉、〈康誥〉爲二篇數之。班孟堅、王仲任所謂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大誓〉之後，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數之。
其說甚是。《史記．周本紀》所述《尚書》分〈顧命〉與〈康王之誥〉爲二，但不知分篇如何。《尚書正義》謂〈顧命〉、〈康王之誥〉中馬、鄭、王本自「高祖寡命」以上屬於〈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 而僞孔本《尚書》雖亦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但卻以「王出在應門以內」以下屬〈康王之誥〉。今文二十九篇之篇目分別爲：虞夏書：（1）堯典（2）皋陶謨（3）禹貢（4）甘誓；商書：（5）湯誓（6）盤庚（三篇）（7）高宗肜日（8）西伯戡黎（9）微子；周書：（10）牧誓（11）洪範（12）金縢（13）大誥（14）康誥（15）酒誥（16）梓材（17）召誥（18）洛誥（19）多士（20）無逸（21）君奭（22）多方（23）立政（24）顧命（25）康王之誥（26）呂刑（27）文侯之命（28）費誓（29）秦誓。
漢之古文《尚書》，《漢書．藝文志》謂「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其篇目爲：〈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馬融、鄭玄、王肅等俱未注此逸書（《經典釋文．序錄》），故其以無傳注師說而漸亡。
東晉初豫章內史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內含所謂「孔安國傳」，且文字皆經人爲「隸古」。此本自〈堯典〉分出〈舜典〉，又從〈皋陶謨〉分出〈益稷〉，又增出〈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城〉、〈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囧命〉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唐時所傳隸古寫本即間有改爲通行字者 ，至天寶三年（744），衛包始奉詔改字，後孔穎達又爲此本作《正義》，經文又刊於石，遂通行於今。 自宋吳棫、朱熹始疑此本古文二十五篇之僞，明梅鷟《尚書考異》 續有辨疑，至於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惠棟《古文尚書考》 等出，二十五篇之僞幾已定讞。但維護古文者，迄今仍有之。 至清華簡〈尹誥〉及〈傅說之命〉出，則可以確知晚出古文《尚書》二十五篇部分篇目絕非真本。
鑒於晚出之《古文尚書》廿五篇問題複雜，且自閻、惠之書出，世論《尚書》者，多限於今文《尚書》二十九篇。本書研究對象，亦只是今文二十九篇，只是〈顧命〉、〈康王之誥〉分篇有疑，故暫不分篇，故是爲二十八篇。由於今文《尚書》部分亦賴僞孔本以留存，所以將其所載文字作爲討論的基礎，且篇目順序暫從之 。另外，各篇書序乃晚出，不在討論之列。
《尚書》今文部分（後所述《尚書》均指此）向謂「佶屈聱牙」（韓愈〈進學解〉），又經「七厄」 ，淵博精深如王國維亦謂「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 。《尚書》難解之故，王國維歸結爲三：「譌闕，一也；古語與今語不同，二也；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別之意義又不同，三也。」 傅斯年在論《周誥》時亦云：
我們現在讀這幾篇，其中全不可解者甚多（曲解不算），不能句讀者不少，其可解可句讀者不特不見得「佶屈聱牙」，反而覺得文辭炳朗，有雍容的態度，有對仗的文辭，甚且有時有韻，然則今日之不能盡讀者，與其謂當時文辭拙陋，或謂土話太多，毋寧歸之於文字因篆隸之變而致誤，因傳寫之多而生謬，因初年章句家之無識而錯簡，淆亂，皆成誤解。且彼時語法今多不解，彼時字義也和東周不全同，今人之不解，猶是語學上之困難也。
有別於《易》、《禮》等義理之書，「《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 歷代研治《尚書》文本的學者主要是依據其他傳世文獻和古傳注，而有所創獲者尤以清代學者爲著。此僅略述較爲突出之學者，清代早中期治《尚書》代表人物有惠棟，其所撰《九經古義》之《尚書古義》 專採漢注，時有新見，如論「平章百姓」之「平」等，開風氣之先。 其弟子江聲撰《尚書集注音疏》 ，博採諸說，對經文的破讀亦有創獲，惟弊在擅改經字。 王鳴盛則撰《尚書後案》 ，一以鄭玄之說爲本，且時引彝銘爲證。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 遍考經文異字，頗有功於校勘。孫星衍著《尚書今古文注疏》 於經字詁訓、文句斷讀亦間有善言，只是時有文理不暢、顧此失彼之謬。章太炎謂孫《疏》之弊爲「其所疏釋，於本文未能聯貫」 、「真淩誶無復統紀也」 。其後王引之所撰《經義述聞》之《尚書》 部分，其優長在於善用內證，又長於聲韻訓詁，時破經文假借而讀以本字。其又有《經傳釋詞》 十卷，對《尚書》虛字多有揭橥。晚清則有俞樾，其所著《尚書平議》 亦多言假借，惟不及王引之精審。
吳汝綸撰有《尚書故》 ，其爲桐城古文家，正如朱熹謂蘇軾解《書》「看得文勢好」 一樣，其解《書》亦有此特點。桐城派姚鼐《惜抱軒九經說》 有關《尚書》部分和戴鈞衡《書傳補商》 亦是如此。他們的特點正如顧頡剛所云：「桐城派承朱熹之緒，其讀古籍，每能涵泳經文，擺脫經師塵霧。」 此派以文人解經，其弊端則在於不精小學和喜生造訓詁。
孫詒讓撰有《尚書駢枝》 ，強調通「雅辭」之重要性，並主張將《尚書》命誥之辭與《詩經》之〈雅〉、〈頌〉合觀。如其將〈大誥〉「天棐忱辭」與〈蕩〉「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大明〉「天難忱斯」合觀，認爲凡此經「棐」字並當爲「匪」之假借，而「忱」、「諶」皆禪紐侵部字，訓爲信。 此說頗可信從。有趣的是，朱熹早已謂〈大誥〉此處「『棐』字與『匪』字同」、「『忱』、『諶』只訓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 ，但其謂「棐」與「匪」同只是據《漢書》顏注而知 ，與孫氏不同。
藉助舊傳注故訓、涵泳經文 和與同時期性質相近的文獻或詞句相比較研究，一直是傳統《尚書》文本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此外，在清代學術筆記中亦有許多讀解《尚書》文本之精義。降至民國，曾運乾《尚書正讀》 將「通訓詁」與「審辭氣」進行有效結合，在句法分析方面頗多創見。周秉鈞《尚書易解》 長於語法，在訓詁方面亦有所獲。
與《尚書》相關的文獻或可被發掘的傳世文獻材料，都已被前賢用以解讀《尚書》文字，能解者多已被解決，而疑難問題則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此中還包括流傳以致文句錯謬倒亂等問題，沒有其他文獻傳注可以參證，治經者於此只能是「治絲益棼」。在這種情況下，出土材料則爲《尚書》校讀帶來了生機。出土文獻時代較爲固定，且未經後世擾亂，保持字詞、文本原貌，極有利於相近時期、性質傳世文獻的校讀。從清代直至當代，甲骨金文以及戰國竹簡等材料叢出，「二重證據法」 大有可爲，學者據出土文獻以研究《尚書》文本的論著層出不窮。但是由於學科暌隔，專門研究訓注《尚書》的學者，並未能系統全面的考辨和搜集以出土文獻校讀《尚書》的成果，也未廣泛利用出土文獻以研究《尚書》。很多注本仍陳陳相因，不能充分體現當前的《尚書》字詞研究成果。
本書研究的目的是較爲系統和全面地總結輯錄前人利用出土文獻（主要是先秦）校正、解讀《尚書》字詞的成果，並閒下己意，歸納出較爲可靠的校讀成果，以展現當前《尚書》字詞研究的水平，方便相關學科的研究者吸收和利用這些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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