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份子

・編者的話
・導讀———誰是恐怖份子?  
・斯德哥爾摩城區圖
・里達虹島區域圖
・恐怖份子

 

導讀

誰是恐怖份子——關於《恐怖份子》

　　一九七五年，荷瓦兒和法勒這對搭檔出版了「馬丁．貝克」系列的第十集，也是最終卷的《恐怖份子》。從系列首作的《羅絲安娜》到尾聲的《恐怖份子》，荷瓦兒與法勒以一年一本的速度，整整寫了十年。很有意思的是，回首來看，這部旨在揭露瑞典當時制度上缺失的作品，卻恰恰好誕生在堪稱瑞典歷史上黃金年代的十年間。

　　引人艷羨的「瑞典模式」與背後的社會主義思潮

　　一八八九年成立的社會民主黨，是瑞典「社會民主模式」的主要推手。在二戰中處於中立的瑞典，因工業設施未遭破壞，而在歐洲重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經濟也因而欣欣向榮。一九六○年代初期，長期執政的社民黨與瑞典共產黨聯手，擴張了瑞典公部門的社會福利制度：教育、醫療保險、老人年金與住房津貼等。在荷瓦兒與法勒寫作的年代，瑞典的福利制度可稱傲視全球──儘管在一九七三至七四年和一九七八至七九年間兩度因石油禁運而造成經濟衰退，但整體而言瑞典的生活情況仍優於當時世界上多數地方。許多國家都組團前往觀摩，想要將「瑞典模式」帶回自己家中。然而建立在重視重分配的瑞典模式，並非那麼易學。瑞典成功的背後，蘊藏著他們深厚的社會主義思想。

　　二戰結束後，冷戰隨即展開。在地理位置上相當接近蘇聯的民主瑞典，被美國視為防堵共產主義的重要盟邦，兩國關係於是越發緊密。然而在冷戰的架構下，在所謂「民主陣營」中，對資本主義的不滿亦時常轉化為對共產社會的欣羨。於是當臺灣仍處在白色恐怖、集體噤聲的年代，海外社會卻紛紛誕生了「嬉皮」（美國）、「五月學運」（法國）、「全共鬪」（日本）等標榜社會主義思想的運動──有意思的是，共產政權爭取民主自由的知名案例「布拉格之春」也發生在此時間段，顯示出兩方陣營內部的壓力或許都到了一個轉折點。

　　安享和平的瑞典，難以自外於那樣洶湧的思潮。加以本身悠久的社會主義傳統，瑞典民間對於共產主義的同情可說有跡可循。於是，當越戰在一九五五年爆發後，隨著時日的增長，瑞典民眾也就越發地同情起看起來處於弱勢的越共。六○年代後期，受到民眾施壓的瑞典政府，決定停止被稱為「瑞典K」的古斯塔夫M45衝鋒槍出售給美國──該種槍枝，是美軍在越戰中的主力武器之一。一九六八年，之後成為首相的教育大臣帕爾梅和群眾一同上街，抗議越南戰爭。之後，帕爾梅在其第一任首相任內（一九六九-一九七六），更曾歡迎拒服美國兵役的青年前往瑞典──這便是《恐怖份子》中被控告為銀行搶犯的黎貝卡．林德那無緣的美國男友吉姆．柯斯圭為何會在瑞典與黎貝卡相遇的理由。

　　誰是恐怖份子？

　　與系列開頭《羅絲安娜》單單追索死者身分便用去大半篇幅的寫作模式不同，在《恐怖份子》中，荷瓦兒和法勒採用了罕見的三線敘事。這三線分別是防止「恐怖份子」犯罪的安全小組、單親媽媽黎貝卡．林德似真還假的銀行搶案，以及色情影片大亨華特．裴楚斯的謀殺案。這當然是因為歷經了九集的積累，讀者對於小說中的人物已然熟悉，不需花費過多篇幅建立人物；其次，也不乏作者們「一舉結清」關注議題的企圖。

　　從《陽台上的男子》開始，馬丁．貝克所在的斯德哥爾摩警方，必須應付越來越多的示威抗議──這自然和前述的反戰氣氛脫不了關係。作為凶殺組的長官，馬丁．貝克和他的同僚儘管不需應付這樣的場面，然而夾在警察認同與自我良心之間，對相關措施不免仍有多多少少的牢騷。「那麼行，那你來啊！」不知道是不是出現了如此忿忿不平的讀者，作者們確實在系列的最後，將馬丁．貝克與其團隊擺到那樣一個艱困的位置──他們如何一邊堅守人權信念，另一邊對抗殺人不眨眼的恐怖份子？

　　馬丁．貝克採用的手法，正如同他的創造者荷瓦兒和法勒一般簡潔而漂亮。作為真誠的共產主義信奉者，荷瓦兒與法勒的目標雖然是揭開「福利國家」燦爛光輝形象背後的污穢不堪，然而另一方面，他們在創作中卻謹守分際，並未藉角色之口大肆宣揚共產制度的秀異。在《弒警犯》中辭職的柯柏，是個「遇到有人談論政治，就像蛤蠣一樣緊緊閉上嘴」的人；主角馬丁．貝克儘管對事物擁有自己的觀點，然而他對此類議題同樣採取審慎的態度。荷瓦兒與法勒選擇藉由情節架構出觀點，而非以角色宣揚觀點的作法，正是其作品為何能由一國經典魚躍而上，成了世界經典的主因之一。

　　也因此，若一口氣閱讀馬丁．貝克系列探案，當會發現從系列第二作《蒸發的男人》開始，小說便常有高層以為案件屬「國家大事」，實際偵查後卻發現份屬「個人私怨」的狀況出現。這樣的做法，雖份屬偵探小說的常規（若真是「國家大事」，那可得改稱諜報／軍情／政治小說了對吧），然而卻也常被批評為只著眼於個人動機，忽略社會結構的外在推力，是將謀殺責任全歸咎個人，以致「見樹不見林」的遮掩之舉。在這樣的夾縫中，荷瓦兒與法勒巧妙地運用了案情，兜兜轉轉地揭示了個人之所以犯下罪愆的背後成因。從《薩伏大飯店》到《壞胚子》，這樣的結構不斷地出現；到了《上鎖的房間》與《弒警犯》時，更進一步地直指罪惡的生成，其實源自於官僚心態的操弄與缺乏想像力導致的系統性無能。作為收尾，《恐怖份子》精巧地透過三線敘事，集結此前曾提及過近乎所有角色，讓他們以經過仔細鋪陳的性格行動後，《恐怖份子》的故事於是顯得再順理成章不過──萬事皆水到渠成，而悲劇難以避免。

　　在故事的最後，荷瓦兒與法勒給了我們一個令人愕然卻也理所當然的結尾。小說最後溫馨的填字遊戲，也因而顯得大有深意。在新冷戰即將來臨、各方政權皆以防堵「恐怖份子」為要務的今日，我們該如何拿捏那條纖細卻事關重大的防線？身處黃金年代，卻不吝於揭開陰影的《恐怖份子》本身，或許便是最好的回答──我們能不能像荷瓦兒與法勒那樣勇敢？

　　撰文──路那
　　推理評論家。「疑案辦」副主任、台灣推理作家協會會員、台大台文所博士候選人。小說嗜讀者，評論散見各處。合著有《圖解台灣史》、《現代日本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