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愛德華吉本之寫作《羅馬帝國衰亡史》，有一個富於浪漫色彩的緣起：「其時為1764 年10 月15 日，余身居羅馬，枯坐幽思於卡庇托林廢墟之間，俄而聞赤足之托缽僧齊唱晚禱歌詞，聲盈於昔時朱庇特之神廟。由是，余始欲作一家之言，遍述其城衰落與滅亡之事。」（《吉本自傳》）

　　卡庇托林山丘（Capitoline Hill）本是羅馬這「七山之城」的中心，前5 世紀共和國建立時，衞城與供奉主神朱庇特的神廟即在山巔。至5 世紀末，西羅馬帝國為蠻族所滅，卡庇托林山巔的神廟也毀於戰火。到吉本參拜其廢墟時，昔時神廟的舊址已經為13 世紀興建的聖瑪利亞．阿拉科利天主教堂取代；而天主教托缽僧（修道士）的歌聲，依吉本本人所書，已然「為歐羅巴諸民族 — 人類中於藝術、學術及武力最傑出者 — 所信奉」了。雖說照喬治．伯納爾、休．特雷弗 — 羅珀這班現代史家的考證，所謂「卡庇托林幽思」（Capitoline Vision）只是吉本出於審美趣味的杜撰，但夫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修士之聲盈於異教之廟」這幅奇景帶來的衝擊感，恰恰暗示了早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立意之先，「基督教的勝利」與「卡庇托林的衰敗」兩幅畫面及其內裏的聯繫，便成為他着意關注的中心。

　　同樣，優雅雋永的「卡庇托林幽思」，也不足以概括吉本與基督教錯綜複雜、關係萬千的人生親證。他本是英格蘭薩里郡望族老愛德華．吉本之孫，祖父曾為奧蘭治親王威廉（1688 年「光榮革命」後成為英王威廉三世）經營軍需，後改事航運業，幾經起落終成一位富豪；祖母出身阿克頓家族，後代中即有名滿天下的大史家阿克頓勳爵。而吉本之父愛德華．吉本二世曾就讀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 1734 年作為托利黨議員進入下議院，屬於典型的英倫縉紳（English Gentleman）。不過本書作者愛德華．吉本三世於1737 年4月27 日出生之後，卻因體弱多病，「為家慈所略疏，為保姆所瘐弊」。他有弟妹七人，均在幼年夭折；十歲之齡，母親又因病去世，所幸姨母凱薩琳．波滕（Catherine Porten）對他關愛有加，使吉本在她開辦食堂的西敏寺學校接受中等教育，小愛德華才未因疾病和孤獨一蹶不振。其時，吉本已廣泛涉獵拉丁文、希臘文及古典文史著作，但尚未經歷專業的學習；加之健康依然不佳，學業時斷時續，使他逐步養成了獨立思考、敢於質疑的習慣。終有生之年，吉本也未形成學院派史家刻板的文風與嚴謹的思維習慣，自是與此相關，卻不意與啟蒙的時代精神暗合。

　　到15 歲之年，吉本之父將他送入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就讀，吉本本人稱之為「最是虛度、獲益最少」（most idleand unprofitable）的14 個月。其時正值自然神論者米德爾頓（Conyers Middleton）的名作《對超凡力量的自由研究》在坊間引發熱議，牛津大學既為英國國教會（聖公會）統御之大學，自然捲入此論戰；而吉本先是不喜校園中的沉悶氣氛與周遭師生的言行，在論戰中又閱讀了天主教神學家的著作，加上受崇信神秘主義的姨母影響，竟於1753 年6 月8 日皈依了羅馬天主教。數週之內，其父即對此大發雷霆，牛津校方亦不能容忍學生擅自改宗，是以吉本只能結束14 個月的大學生涯，離校了事。日後他對這段經歷時有調侃，即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第15 章的自註中，亦暗諷曰：「牛津大學曾向非國教徒授予學位。我們從莫斯海姆的憤慨便可想見路德派神學家對此的態度。」

　　退學之後，吉本經其父安排前往瑞士洛桑，由加爾文派教士帕維亞爾（Daniel Pavillard）施以監護教育。這位頭顱碩大的學生天分極高而又至為頑固，帕維亞爾為其制訂了詳盡的學習計劃；在父親剝奪繼承權的威脅下，吉本又於1754年冬重新皈依基督教。此後到1758 年為止，他主要在帕維亞爾指導下攻讀史學、詩學、演講術與哲學，尤以拉丁文經典為要，同時雜識希臘文著作，格勞秀斯、普芬道夫之國際法著作與法國啟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等人之專著。1757 年伏爾泰居停於洛桑帕維亞爾宅臨近，少年吉本即登門拜訪，據云相談甚歡。自洛桑返國後第三年（1761年），他用法文寫成《論文學研究》一書，在本國反響寥寥，卻引起歐陸讀者的關注，由是嶄露頭角。

　　吉本在青年時代所過的是典型的英倫紳士生活：生計無憂，專好遊歷交際，歡喜富於鄉野情趣的宴飲捕獵。他終生未娶，但私生活浪漫，聲色犬馬無一不通。七年戰爭期間，曾加入南漢普郡義勇軍，有過軍旅生涯和擔任公職的經歷。不過到這時為止，他的學術興趣依舊相當分散，既曾設想寫一部沃爾特．雷利爵士的傳記或《美第奇家族治下之佛羅倫薩史》，又曾半心半意地用法文寫過一卷《瑞士解放史》。直到1763 年，在父親的資助下，吉本重返歐陸，先往巴黎、後去洛桑，隨之於1764 年春天展開被他稱為「大環遊」（Grand Tour ，這是當時英國縉紳之家習見的資遣子女前往歐陸環遊的遠途遊學）的遊歷歐洲之旅。其後一年多時間裏，他漫遊了意大利全境，在羅馬徜徉尤久，初次萌生撰寫羅馬衰亡史的念想。當他於1765 年6 月提前回國時，「卡庇托林幽思」的效應已是顯白昭著了。不過直至1770 年愛德華．吉本二世去世，吉本本人也自國民軍退役，他才獲得足夠的閒暇和金錢（來自父親遺留的不動產）用於專業歷史寫作。1773 年後，吉本移居倫敦，正式開始其關於羅馬史專著的撰寫。

　　依J. W. 湯普森名著《史學著作史》的敍述，吉本所處的時代，在英國史學界「博學時代」與「理性時代」之間；而按照同時代人艾德蒙．柏克的見地，吉本之著述，當屬「紳士治史」的一種。恰如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聞羅馬陷落而作《上帝之城》、替基督教辯誣，吉本創製出「衰亡」（Decline and Fall）這一表達，也是為了探求羅馬城陷的內在機理，進而警醒大不列顛官民 — 帝國雄偉之機體「罹外侮之侵」（invaded by open violence）、為蠻族攻陷，是為「果」，「被蠹弊所蝕」（undermined by slow decay）、在內部分裂弱化，方為「因」。正是在這一視角下，基督教問題與羅馬的陷落發生了至關重要的聯繫。

　　我們本可將吉本這部書的標題與孟德斯鳩專美於前的名著《羅馬盛衰原因論》作個對比。孟氏的着眼點全在「原因之論」（Considerations on the Causes of the Grandeur and Decadence of the Romans），在於引致國祚興亡的政道之優劣，可以說集約而明確。吉本則未將這種原因的歸納單獨提出，他更傾向於使其在歷史事件的演進中自然呈現。況且帝國之「盛」對他並非大問題，「衰」與「亡」才是關注的核心點。

　　本書節選之「基督教之發達與原初基督徒之情操、風尚、數量及情勢」一章，在原書為第一卷第十五章，向來被視作觀點最尖銳、最富見地者。章首開宗明義，工整鋪陳重現了「卡庇托林幽思」：在帝國「雄偉之機體或罹外侮之侵，或被蠹弊所蝕」的同時，基督教卻「徐浸人心，成於希聲、長於昏昏，得新枝於阻被間，終能立十字架勝利之幡於卡庇托林廢墟之巔」，以至於帝國早已無存，基督教卻仍「為歐羅巴諸民族所信奉」，並「惠及亞細亞與阿非利加遠海之濱」。當然了，「此種宗教於長存塵世、流傳於軟弱墮落底俗眾之際，難免沾染謬誤與敗壞」 — 這顯然是春秋筆法，與其說庸眾的謬誤是教會的白璧微瑕，倒不如說他們借助和濫用了民眾的「軟弱墮落」之心，助長己之聲勢。而自下文的敍述觀之，基督徒不屈不撓的熱忱，來世得報底教義，眾說紛紜之法力，森嚴莊重之教階，實在不像歷代神學家描摹的那樣不食人間煙火，而是如吉本自己所稱，充斥着「罪惡、愚行與災禍」。

　　史家既須負扛鼎之責，所作的論斷與批評，自具有嚴肅慎重的性質。而吉本對基督宗教的鞭撻，除去基於歷來評論家已經大書特書過的「懷疑主義」、「理性精神」外，尚具有深重的政治智慧 — 基督教與羅馬城所以不能共存，就在於使徒及門徒於此世的凱撒外，又立一個彼岸救主（Messiah）；更圍繞來世的「得救」，構建出一整套生活習俗及道德觀念。

　　基督信眾不似猶太教徒有先天的民族分野或殘酷的肉刑（割禮）作為准入，就信眾基礎而言，自然擴大許多；而其與俗世政治生活的對立，經過使徒教父及護教士的闡發，較之猶太教徒遠為顯著 — 基督徒苟欲「得救」，便須使其思想情操、生活方式乃至待人處世之道疏離俗世的「罪惡之城」，單以「上帝之城」為念。現世（帝國之世）與超世（天國之世）形成了對立。在此基礎上，護教士又以千禧年學說和「天火焚城」之類恐怖渲染為器，使信眾與俗世生活，特別是家庭、政治及哲學生活產生不可逾越的區隔，「外於自然之識覺與社會之利益」。

　　使徒教父力圖維護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形象，吉本則借靈知派（Gnostics）之口，將其貶低成「易於衝動並犯錯之神祇」。他「愛憎無常，忿恨無度，存卑下之妒意，固不容信眾背其尊奉，渠褊狹之恩單澤於一族之人，且不及來生、僅囿於匆匆現世」。倘若護教士們竭力粉飾的上帝竟是此等樣貌（其實希臘神話中的眾神也很有些衝動放蕩之舉，但基督教神學話語中的上帝既已被賦予道德形象和「全知全能」的性質，則護教士不得不反過來將上帝的反常舉動全部歸於人智所不能解的「神慧」，這樣一來就很牽強了），則德爾圖良（Tertullian）雄辯激越的護教辭，是否也有欲蓋彌彰的成分在內？

　　倘若吉本的見地僅止於此，則他之於奥古斯丁早已反擊過的古典史家的成見，未必有太大發展。但吉本的睿智處正在於，他看出基督教問題絕不僅是義理上的現世 — 超世對立，而且因為主教中心的羅馬大公教會的建成、擴大，已經變成了現世歷史中的隱患。大公教會壟斷對救恩的一切現世解釋及踐行之道，不僅借「肅清異端」之名打擊一切疏離於其理論和組織體系的教友，並且在帝國內部形成了一個組織嚴密、影響力廣泛，特別是財力雄厚的「基督教共和國」。無怪小普林尼要驚呼：「神廟祭壇，悉被毀棄；獻祭犧牲，乏人問津；而此迷信之禍非獨綿延於城鎮，亦波及鄉村四郊，與本都並比太尼亞之曠野。」基督教政治神學從根本上否認凱撒對宗教羣體擁有正當的裁斷權，他們並未如猶太的馬卡比人一般揭竿而起、武力反抗，這實在不是因為他們性行溫良，而是思慮更加深遠，要憑保全自己來壯大教會的控制力。至於主教在此體制中大權在握、肆意妄為的醜態，更是因着神聖法袍的遮蔽，而致無人敢於質疑。長此以往，國家與社會勢必分離對立，處在「基督教共和國」中的信徒對現世中羅馬帝國的興衰漠不關心，國家的正當性被剝奪殆盡，最終只有滅亡一途 — 在這一點上，吉本倒是不自覺地暗合了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主張。

　　國家正當性被「基督教共和國」否定，意味着縱然君士坦丁之後的羅馬帝王公開與基督徒和解，准許其信仰自由，甚至還加以鼓勵，依然不得使其重歸帝國懷抱。說到底，基督徒在觀念上對帝國視若仇讎，在機構和運作上又有獨立的一套，當然會全身心經營「地下王國」，這與作為合法性代表的帝國是否長存並無關係 — 這「法」是俗世的法，本是要被揚棄的！依霍布斯在《利維坦》（Leviathan）第十二章中的區分，多神教羅馬人的「屬世」權力乃是人的政治，宗教是政治的一部分；而猶太化基督教的「屬靈」權力則是神的政治，政治是宗教的一部分。羅馬教會在攫取和增值其現世權力的過程中，造就並放大了政教統一體的分裂，最終導致羅馬城為蠻族所攻陷。奥古斯丁的辯白，豈非無力？

　　再聯想到《羅馬帝國衰亡史》寫作之時的背景，特別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後法國爆發革命、而吉本這位英國紳士驚恐萬狀的反應，則「言必稱羅馬」又將有另一層隱喻：現代國家將如何處理「政」「教」關係？英國國教在其政治 — 思想的架構中，應當被置於何種地位？旨在顛覆固有政治 — 精神秩序的某些思想浪潮的流傳，及其信眾在既有國家的內部造成的新型共濟會，是否又會對政權的存在造成威脅（有趣的是，吉本本人是共濟會會員，並且是在《羅馬帝國衰亡史》動筆的同一年加入的）？「新共濟會」是否會以「思想自由」作掩護，利用手無寸鐵的外觀和君王的漫不經心，達到顛覆社稷的目的？這就進入了一種反思過程。儘管吉本未能正面回答這一問題，但聯想到同時代人德邁斯特、柯特斯、柏克圍繞「革命」問題展開的論述，則吉本的憂慮，顯然既是歷史的，又富於現實意義 — 這或許與他在1774 年進入下議院有關。吉本的議員生涯似無太多可觀處，更像是同時代紳士議政的風氣所致。不過他本人倒認為「余嘗出席八次下議院會議，身受審慎從政之訓導；而此審慎之德，自為史家首要與根本底德操。」

　　《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的寫作歷時約三年，至1776年2 月始告付梓，與亞當．斯密之《國富論》恰在同年。未及一年，全書即已加印三版，可謂「倫敦紙貴」，吉本自此聲名鵲起；而他從中所獲之版稅，也多達1,000 英鎊。其時休謨（David Hume）已在彌留之際，猶致信大讚其文，令吉本深受感動；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更援引修昔底德金句，稱此書為「千秋萬世之瑰寶」。當然，因為第十五、十六章對基督教的批評，自舊教至新教的各派神學家及教會顯達亦對本書橫加聲討，一時劍拔弩張。其時北美獨立戰爭已經爆發，吉本奉命為政府撰寫反對法國干預的《辯白備忘錄》，因之為國務大臣韋茅斯子爵（Thomas Thynne,3rd Viscount Weymouth, 1789 年後為巴斯侯爵）所信用，出任貿易與拓殖專員的優缺。公共事務雖不甚繁忙，但多少影響了精力與注意力，儘管如此，吉本還是在1779 年以「我之自辯」（Vindication）為題，從義理和文法兩端對第一卷第十五、十六章受到攻擊之處作了正面回應。

　　1781 年 3 月，《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二、第三卷同時出版，其時距首卷問世已有五載。次年，貿易與拓殖委員會因柏克的提案而遭裁撤。此際的吉本雖再度當選議員，但因輝格黨在下議院已淪為少數派，私交甚篤的諾思勳爵（LordNorth）也不復為首相，遂與政治生活日漸疏離。1783 年，他辭去公職，再度遷居少年時求學之所洛桑，繼續全書最後三卷的寫作，至1787 年6 月27 日終告大成。他在隨後完成的《回憶錄》中，曾以西塞羅式的筆法憶及此際的心情：「余實不願隱瞞，當此書終得完結、己身重獲自由；抑或畢生心血告成、聲名已然昌隆之際，余之心倍感快慰。然此自矜俄而即成微末，一清楚底憂鬱油然而生、縈於心頭：吾與此交誼積年、意氣相投之故友，終已後會無期矣！」（I will not dissemble the first emotions of joy on the recoveryof my freedom; and perhaps the establishment of my fame.But my pride was soon humbled, and sober melancholy was spread over my mind by the ide．that I had taken my everlasting leave of an old and agreeable friend.）俟後三卷書稿於1788 年面世之時，吉本已過了知天命之年，計劃以15 年繼續完成其一生回憶的撰寫。可惜天不假人年，先是畢生摯友戴維頓於1789 年遽然病逝，隨後法國爆發革命，與吉本向有私交、曾親自將《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譯成法文的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吉本擔憂法軍侵入瑞士，加之另一摯友謝菲爾德勳爵突然喪偶，不得不抱病遷回倫敦，自是一病不起，於1794 年1 月16 日於倫敦寓所病逝。

　　作為文藝復興以來歐洲跨度最大、古學修養最厚的歷史著作（或許只有偉大的蘭克關於教皇治下宗教政治史的著作可以與之相媲美，但後一著作的跨度僅有200 餘年），《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可貴處，不在於對一切關乎羅馬史的既有材料和著作進行匯總，而是「勉力汲水之源」，力圖以一個自成邏輯、內涵豐富的史論框架 — 或曰系統（System） — 容納可信的一手材料及作者的論斷。事實上，這恰恰是吉本被稱為「歐洲第一位現代史家」之因：他是位典型的紳士史家，既不喜旁徵博引、近於賣弄的「博學時代」文風，又不齒材料學者瑣碎拖沓、不見森林的一孔之見。他的思維，近於隨後出現的法國「政治學派」史家：首先搜集並考訂一手材料，研究其相互聯繫，是為歷史的解剖學；隨之發現左右事態進程的法則與起主導作用的要素，是為歷史的生理學；進而以之為基礎，重現過往史跡的活生生面貌，即歷史的外在面相學（External Physiognomy）。是以其書雖堂皇不及李維，嚴謹不如塔西佗，銳利機敏稍遜法蘭西啟蒙諸子，卻自有言之成據、厚重悲壯的意味。

　　吉本之行文簡練流暢，用詞處處精當，亦注重句式結構的修葺，極富文學價值。書至得意處，氣勢磅礴如江海。而本書節選的第十五章，尤係三次修訂而成，故而文字極盡洗練，透露出作者的審美趣味。他對腳註（Footnote）的運用尤係一絕：全書六卷所含之腳註逾8,000 處，涉及古典學人409 位，涵蓋至18 世紀為止關於羅馬史之大部研究精華。而書至有感處，即大段引用尤文納爾、維吉爾、賀拉斯之詩作，或巧作睿智之曲筆，或感慨平生之際遇，令人回味。

　　《羅馬帝國衰亡史》自出版以來，200 餘年間已有版本不下數十種。公認品質最優者，為劍橋大學古典學耆宿柏利教授（J. B. Bury）於1909 — 1914 年編輯出版的七卷本，其中保留了吉本大多數原註，同時修正其誤差，添加新得之研究成果。企鵝出版社「偉大思想」書系的這個選本，摘編自企鵝古典叢書2004 年版《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編者為沃姆斯利（David Womersley），實際上即是沃氏主編三卷本（1994年版）的重版。沃氏的三卷本較之柏利的七卷本縮水不少，刪減處主要在古典文獻註及引述，惟其標準飄忽，未免帶來閱讀上的不便。是以譯者於掇譯之際，參考柏氏編註本將原註悉數補足。此章原有前輩學人王繩祖、蔣孟引兩先生的中譯本，商務印書館亦曾依據英人D. M. Low 的節編本加以中譯出版，近年又有台灣席代岳先生的全譯本刊行。惟這幾種譯本皆未能還原真正的「原註」、「原本」，行文譯校之時，亦有見差池，故譯者不揣鄙陋，勉力譯出原註，並自中文神學及史學的角度再加添註；至於原文古樸雅致之風，亦強為臨摹，終不免見笑於大方。能力所限，錯漏不得盡免，故而誠惶誠恐，希得讀者斧正。

劉怡於北京

2011 年秋冬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