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這裡的文章陸續寫成於一九八Ｏ年代後，集結了我思想的根源、與人談話所得的靈感、以及重要的基礎概念，特別是我在童工、兒童販運、性剝削與教育等主題上的原則和實踐，也包含了我最早倡議兒童權利的篇章。我想這不只對一般讀者相當有幫助，對做研究的學者亦然。
最近有朋友搜集了我的舊文，其實連基金會和我自己都從未這麼有系統的彙整我的文章，這也說明了為何許多文章到現在都還找不回來。我們從那些得以被尋回的文章中，集結了其中精華編成此書。懷著謙卑，我能說正是這些歷史文件激發了印度以至於全球的反童工運動。這些文字使一般大眾、知識分子、甚至聯合國的政策制定者都看到這議題有多急迫。在這三十六年間，我看到這些想法的力量催生了許多新的機構組織和政府部門，激起了新的研究興趣，成為了企業規章與國內外立法的參考，甚至影響了政府的預算分配。
裡頭很多文章，是我被奴役兒童的人攻擊後，在負傷狀態時寫下。寫作某些文章的時候，我甚至連為兒子買牛奶的錢都湊不出來。同為我妻子和運動夥伴的蘇美達，只能勉強靠報社的稿費來料理家務。我甚至還在奴役兒童的黑幫闖進我家，及日後威脅要綁架謀殺我小女兒的時日中寫了本小書。其他篇章則反映了我對兒童的福祉和我們工作的深思，如上千名被救出的童工，因住在自由之家（註1）和力量之家（註2）等待康復時所露出的笑臉，還有我們在鄉下推廣的友善兒童村莊計畫（註3）。
下面的事件發生在一九五九年，我上學的第一天。和其他孩子一樣，我興奮地穿上新衣新鞋，帶著課本和我的夢想，前往我家鄉維迪沙（Vidisha）的杜爾格（Durg）公立小學。進校門時，我看到一個同齡孩子正坐在校門外替人擦鞋，他的父親則在他旁邊修鞋。我愣了一下。也許過去我也曾看過像這樣在工作的小孩，但並不太關心。這是我第一次覺得這對比諷刺：儘管我們都在這裡，但朋友和我可以去上學，這孩子卻去不了。他的眼光沒離開過我們的鞋子，儘管我們的鞋都是新的，根本不需被擦亮。
等同學們都做完自我介紹後，我鼓起勇氣問老師：「老師（Master Sahib，尊稱），為什麼有個孩子坐在外面擦鞋？他為何不和我們一起上課？」老師解釋這並不稀奇，窮人的孩子都得工作。我不死心，又向校長和家人提起這件事，但即使換了不同說法，他們的意思都和老師一樣，或許我也能懂他們要表達的意思，但每天上下課看到那孩子總是使我沮喪。這狀況持續了約一週，我漸漸在心中累積能量。
某天放學，我走到那對父子身邊，問那做父親的為何不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學。他先是被我嚇了一跳，但忖度一會兒後他說：「先生（Babuji，尊稱）我從沒想過這件事，也從沒人這樣問過我。我的祖先一直以來都是修鞋匠，我也是從小修鞋長大。」然後，他雙手合十，說道：「先生，您有所不知，我們生來就是要做工的！」那對他來說就是答案，但對我來說，卻是要花一輩子去挑戰的課題。我當時才不過五、六歲大，怎可能了解種姓高低、貧富差距和其他社會不公的議題呢？但我知道一定哪裡有問題。這件事讓我用全新的角度看待社會生活。我學會用童稚純真之眼分辨對錯，即使到現在我仍試著在內心深處保持同樣的目光。
五十五年前，我無視師長所遵循的文化準則與價值，如今，我仍強力反對用雙重標準看待兒童，並透過具體行動對抗童工問題。一九八Ｏ年代初期，當我們幾個行動分子開始從農場、磚窯、採石場、工廠、餐廳和別人的家中救出兒童，其他朋友曾嘲笑我們，因為當時不論在國內或全球各地，都沒人認為童工是個問題，兒童權利的概念仍未被建構出來。約在我們奮鬥的十年後，聯合國才在一九八九年採行兒童權利宣言（註4）。獨立後的印度沒有關於童工的法律，也從未有政黨討論過此議題，更遑論有專書、研究或專欄，連報上都看不到一篇相關報導。
教育的情況也一樣，人們認為那不過是政府的計畫或慈善活動。當有些人和我們一樣，試圖在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把教育塑造成人權議題，我們發現幾乎沒人想聽，也沒人聽得懂。學工程和教書的那幾年，我明白了理性討論的價值，以及分析基本原則的重要。因學生時代積極參與許多社會運動，我多少也涉獵了那些運動所根植的意識形態。我一直都對寫作和研究有興趣，早在創辦「拯救童年運動」（註5）前，我就已經在印度幾家報紙和雜誌上發表與社會、文化和靈性等主題有關的文章。這些背景教我靠著事實、論述和分析來將原本個人欲搶救兒童的努力，構築成廣大的群眾運動。我在報紙和期刊上發表了幾篇文章，也撰寫、印刷和發行了各種小冊子，它們成為在印度首批討論兒童面臨的暴行及實際解決方式的相關文獻。隨著這些議題不斷演進，我也藉著書寫繼續從各面向改進與推展我的想法。
深刻感受到人們需要童年與自由，這信念啟發我思考，而實際的行動與努力，也為我的思路帶進更多靈感。在文章、演講或甚至日常生活中，我從不以同情的眼光看人，也不做任何慈善之舉，我和孩童的關係不外乎是彼此同理、互相尊重、平等和友誼。我從不認為拯救孩子是種施恩的表現，對我來說，看到孩子們重獲自由後的第一個微笑，就如同看見神蹟，所以其實是這些孩子施恩於我。我信仰解決辦法而非問題，打從一開始我就相信，解決之道出自於問題本身，這也是為什麼書裡的文章都有經驗累積後的解答和建議。那些整夜哀嘆黑暗之人，往往撐不到黎明降臨的時刻，但黑暗吞噬不了用自信和創意點燈之人所帶來的光亮。一盞小燈便足以維繫人們對美麗日出的企盼。我相信，讓人人都擁抱自由童年的概念終將獲得勝利。
現在全球仍有一億六千八百萬名兒童被迫工作，一億兩千萬名兒童在讀完小學前就被迫輟學，六千萬名兒童未曾上學，八千五百萬名兒童被當成商品買賣並被迫成為奴隸、妓女、乞丐或各危險產業裡的童工。前方還有許多艱鉅挑戰，但好消息是政府、社會和企業已不能再忽略對兒童的暴行。提高公眾意識，訂定嚴格的法律並確實執行，與民間團體共同協力，並為兒童的教育、醫療和保護提撥足夠的預算，都能幫助消除兒童暴力。
感謝同事們收集及翻譯這些文章，包括協助編輯英文版的伊爾莉安妮‧A‧拉曼。
將這篇選集獻給你們，並呼籲你們一同拯救印度乃至全球小孩的童年。
凱拉許・沙提雅提 二Ｏ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推薦序
朱永祥 微客公益行動協會 創辦人
二Ｏ一四年十月十日當天晚上，我因為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書而受邀坐在電台的錄音間裡，接受主持人的現場直播採訪，訪問過程中主持人插播報導了當日的新聞要點，只看著主持人拿著手稿照著唸，我已經開始腦子放空，突然從麥可風的那端傳來主持人說著：「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是一名來自印度的得主沙提雅提先生，三十多年來他致力於拯救近八萬多名童工……」。
聽到這一段報導，我回過神來，立刻拿起手機私訊敲了我在印度多年的老友凱拉許，告訴他說：「嗨，今年夏天微客志工又去你那叨擾啦，上回談到的友善兒童村莊計畫進行得如何，要不我明年的冬天跟著梯隊一起去找你，咱們再來討論看看微客志工們的服務還有哪裡需要調整的地方。喔，對了！剛剛聽說印度今年有個傢伙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有趣的是那個人做的事情居然跟你做的一樣耶。」打完那段文字，後面附上了一張柴犬捧著肚子大笑的圖，之後就關起手機，繼續著下一段的訪問。
下了節目之後，才打開手機，有一封未讀的私訊通知立刻響起，正是凱拉許發過來的訊息。
「嗨，SEAN（我的英文名字），好久不見，台灣微客的志工都好嗎，我和蘇美達（凱拉許的妻子）都很想念大家，歡迎隨時來，忘了告訴你，我的姓氏是沙提雅提，凱拉許是我的名字。我想你們台灣新聞報導的那位得獎傢伙應該就是我吧。」訊息後面也附上了一張無奈狀的搞笑圖案。
我驚訝地看著凱拉許發來的訊息，回覆說：「哇！這也太酷了吧，怎麼樣，得獎的感覺如何？」
凱拉許回了我的訊息，他說：「這三十多年來，認真關注童工的不過八千多人，但今天我的臉書湧進了超過八萬多人，我想這是一件好事。」
隔天召集了微客的重要幹部，立馬飛往德里恭賀我們在印度的老朋友獲獎，到了他家之後，他像平常那樣逗著我們呵呵大笑，強迫著餵大家一定要吃他削好的水果，一樣穿著那套似乎永遠不變的白色長袍，完全沒有覺得坐在對面的那位才剛剛榮獲了諾貝爾和平獎。
當他帶著我們走進熟悉不過的服務據點時，孩子們像往常那般地湧了上來，他走到一位剛剛才被拯救出來，蜷曲躲在角落的一個瘦弱孩子面前，將他抱起來，然後對他說：「孩子，不用再害怕了，因為今天就是你重生的日子。」
對孩子和微客志工們而言，凱拉許無論是否得此殊榮，這三十年來如同一日。
在台灣，絕大多數的人們並不知道全球嚴重的童工議題，因為鮮少人關心，甚至媒體也很少關注，因為在台灣，「童工」一詞根本就是一個不存在的單字。正當我們以為「童工們」並不存在時，其實那些「童工們」就躲藏在我們身邊，躲在我們購買使用童工製作的服飾裡、躲在我們賣場的兒童玩具架上、躲在我們吃進嘴裡甜蜜的巧克力中，我們其實正是「童工」的間接加害者。
如今透過凱拉許的書，我們將會知道在印度有一群未滿十六歲的孩子，每天生活在十四個小時有毒的環境底下工作。一個未滿五歲的女孩被迫在工廠，過著編織布疋、製作手環、裁剪服飾的工作，每天只有極少的食物供給，睡在工作台的旁邊，當她被救出來的時候，曾經有人把盧比拿給她，孩子甚至不知道那是錢，因為她連一塊錢都沒有見過。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被賣到一間偏遠荒涼的製磚工廠，他每天的作息除了吃飯睡覺之外，就是不停地工作直到倒下為止。
還有一個孩子在他七歲的時候就在地毯工廠工作，每天在暗無天日的小房間裡用著上百條的絲線縫製著地毯，發現他的時候，眼睛因為長年見不著光幾乎失明。
又或是一個十歲孩子在路邊攤煮奶茶當奴僕的時候，每天被雇主像是對待野狗那般沒有尊嚴地叫喚與責罵。
而這些故事真實地發生在距離台灣飛行只有六個小時的平行世界。
今天我們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清楚看見這群被隱藏在我們身後角落裡「童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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