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4 年， 漢姆布瑞克和曼森（Hambrick & Mason）提出了高階梯隊理論， 該理論對於研究企業戰略行為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高階梯隊理論指出企業所做出的戰略選擇與企業行為， 除了受到外部環境與政策等因素的影響， 更重要的因素企業高層管理者（ 以下簡稱高管)。 不同高管做出的戰略選擇以及對信息的解讀是有差異的， 這些差異來自高管過去的經歷、價值觀、認知和個人特徵。 自此， 高階梯隊理論開啓了高管個人特質與企業戰略行為關係的研究視角。
本書在高階梯隊理論的指導下， 深入探討了高管的各類特質對企業資源配置、創新行為與經營績效的影響， 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 基於企業要素密集度， 研究高管的金融背景對企業金融化水準的影響。 近30 年來， 全球經濟經歷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及金融化三次重大變革（戈拉德， 2005)。 金融化在全球經濟發展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企業金融化正是金融化在微觀層面上的體現。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金融行業存在較高的資本回報率， 從而引發了「實體企業金融化」大量出現的現象。 企業的利益需求催生了企業金融化， 同時企業金融化程度又隨著企業各種內部資源、能力和外部市場機會的變化而動態變化。 在此基礎上， 高管是否具有金融專業背景和從業背景， 對企業金融化程度具有明顯的影響。 同時， 企業金融化程度又會受到企業生產要素特徵的影響。 因此， 在企業生產要素密集度特徵的調節作用下，本書通過考察高管的金融背景對企業金融化水準的影響效應，論證了高管的金融背景對企業資源配置的影響。
（2） 基於企業股權特徵， 研究高管職業背景下的管理能力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 經濟增速放緩， 人口紅利逐漸消失， 投資拉動進入瓶頸期， 創新驅動被視為中國經濟增長轉型的核心動力。 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因素有很多， 作為管理層核心的首席執行官（CEO） 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經理人的偏好、能力和決策會直接影響企業的戰略乃至命運（柯江林等， 2007）。一方面， CEO 的管理能力綜合反應了其利用資本經營的能力、選人和用人的能力、計劃和控制的能力、識別機會和風險的能力、創新能力、處理不確定事項的能力等。 但CEO 的管理能力是一個寬泛且難以測量的指標， 本書借鑑了庫斯托迪奥（Custodio， 2013）的研究思路， 認為CEO 的管理能力可以通過其職業背景、從業經驗和地位來描述， 在此基礎上構造了一個高管一般管理能力指數。 另一方面， 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又對CEO 的企業管理權具有制約與制衡的作用。 因此， 本書從企業的股權特徵出發， 基於CEO 的職業經歷， 論證了CEO 一般管理能力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
（3） 基於管理層收購企業， 考察高管的政治背景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 目前有關兩者關係的研究， 結論並不統一，有的認為高管的政治背景是企業的寶貴資源， 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效應， 能為企業帶來額外的利益（菲什曼， 2001； 阿迪卡里等， 2006； 昂等， 2007； 張川等， 2012； 約翰遜等，2016）。 但也有研究認為高管的政治背景對企業績效具有負向效應（法恩等， 2007； 王慶文等， 2008； 杜興強等，2009）。 這一結論的差異引發了我們對該問題的思考與探究。本書將研究樣本界定為管理層收購企業， 對比考察擁有政治背景的高管當其只是作為管理者時， 是否會對自身政治背景的利用有所保留， 或有更多政治方面的考量， 或受到更多的政府干預， 從而對企業績效存在負向影響； 而當高管不僅是管理者還是所有者時， 是否會充分利用其政治背景， 以獲取更多資源或政策傾斜， 使得企業有更好的績效表現。
本書的研究與出版得到了西南財經大學統計學院的關懷與大力支持。 在研究過程中， 孫宏洋碩士、譚潔碩士、平志波碩士和劉晨陽碩士等也積極參與了部分研究工作。 本書的出版同樣離不開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的支持與金欣蕾編輯的細緻工作。 在此一併感謝！
本書的內容只是高管背景特徵與企業戰略行為研究的滄海一粟， 由於筆者能力與水準有限， 本書不可避免地存在錯誤與遺漏， 竭誠希望讀者朋友和相關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提出您的寶貴意見， 以便我們進一步補充完善， 取得更大的進步！
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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