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小說應當有一種格調
曹文軒
這部《紅瓦房》是我異想天開,從我的另一部長篇《紅瓦》中摘取出來的。《紅瓦》長達四十萬字,而《紅瓦房》卻只有十五萬字。我在電腦中做剪栽時,直覺得非常容易,並有一種痛快淋漓的砍伐快意。我眼見著從《紅瓦》中又脫胎出一部讓我喜歡的新作品,真是覺得有趣。《紅瓦》具有一種活性結構,是那種分開來各章可以獨立、合在一起時又可融為一體的小說。
我寫小說,取材大多是從前的生活。或許是性格方面的原因,或許是我覺得「小說不宜從當下取材」,因此,我的小說往往都只是背對當下,而回眸往日去尋找我以為可作為小說的材料。只有那些與我有血液和靈魂一起存在過,又得到沉澱的東西,我才能感受到,才有信心去伺候它們。我發表過許多別人可能不太能接受的觀點,譬如「為當下寫,不等於寫當下」,又譬如「現實主義與現在無關」等等。
在選材方面,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
《紅瓦房》對臺灣讀者而言,可能有些隔膜。其中之一就是時代背景的隔膜。
大陸發生過一場政治運動,叫「文化大革命」,現簡稱「文革」。
這場運動是某些政治家出於十分荒唐的念頭,然後借助於手中的權力與百姓的愚昧無知而發動的。它是迷信的、宗教的、反知識的、反文明的、極端的、殘忍的、神經過敏的。它居然在整個大陸普遍開花,甚至影響到了國際,一些國家居然也有效仿。在那場運動中,幾千年的文明遭到了懷疑,並遭到了暴力性的襲擊。往日的宮殿、廟宇,一時殘牆斷壁,學校、圖書館竟然成了不光彩的地方。十幾億人,居然以有知為恥、無知為榮。這場運動之所以「如火如荼」,原因複雜,一時難以分辨:某個政治家的個人人格魅力惡性膨脹,以至於神格化;人性中種種惡質正好找到了宣泄的渠道;知識的普遍匱乏導致了盲從……
總而言之,那是一場夢。
惡夢醒來,睡眼中只見瘡痍遍地。
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場災難。這場災難並非是從天突然而降,而是有原因的。這些原因的存在,遲早會引發一些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在大陸,就以這樣一種特別怪誕的形式發生了。
《紅瓦房》所寫,有一大段時間就在這個背景之下。那裡頭有許多在臺灣讀者看來非常陌生而新奇的事情,比如大串聯等,就是在那段時間裡發生的。
我想這些陌生的場景和事件,一方面可能產生隔膜,而另一方面也可能在無形之中促成一種閱讀魅力的產生──陌生化,永遠是一種魅力。而最根本的是,我以為《紅瓦房》寫了人類普遍的情感。文學作品只要回到這個共同的層次上來,那些特殊的東西,也就並不重要了。
我沒有如實地去顯示那場運動的殘酷。我以為,對「以前」,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感受與處理方式。那場運動現在看來是殘酷的,但在當時──從我這個參與者看來,並無這種感覺。那時,只有激情與衝動,還有神聖感、崇高感,瘋狂中還有陶醉與美感。小說所寫到的又是一個遠離風暴中心的較為偏僻的鄉村,而在那裡,卻有著許多純樸、真摯的東西。政治在那片到處是水的地方,已變得非常人情化了。小說家可以正面地處理過去,也可以側面地處理過去,還可以僅僅將在過去生活中發生的重大事件作為背景,而推至前臺的卻可能是一般的日常生活。再說,小說未必每時每刻都要想著承擔顯示歷史的責任──小說可以放棄這種責任,而僅僅是為一種美學的觀點或者是其他什麼。
痛苦要寫,但要以一種優美的方式。
我不喜歡現代派那種審醜的心態。在美學觀上,我大概是一個古典主義者。我看不慣文學用人類創造出來的文字去寫醜陋的意象與醜陋的行為。我的思想很樸素:既然世界中已有那麼多醜陋的景觀使我們躲閃不及,小說又何必再去增加?小說倒是應該反其道而行之,為這個世界創造出讓人賞心悅目的景觀來。
小說應當有一種格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