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石錄

序一 何寄澎
序二 陳尚君
代前言 究人冥天之際

新發現唐初樂律學家祖孝孫墓誌釋讀
馮五娘墓誌銘錄文與釋讀
新發現唐李百藥墓誌銘及其價值
唐代士族轉型的新案例：以趙郡李氏漢中房支三方墓誌銘為重點的闡釋
新見李白姻親宗氏夫人墓誌考略
新發現唐代刻石名家邵建和墓誌整理研究
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新見唐代安優婆姨塔銘漢文部分釋讀
西安新見兩方迴紇貴族墓誌的初步考察

後記
本書各篇初刊出處

 

序一

何寄澎（臺灣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

　　近一、二十年因著學術研究與交流的需要，我多次赴大陸著名大學訪問，也幾乎定期參加唐代學會、宋代學會的會議，以及首都師範大學、復旦大學等校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因而得識大陸中文學界的諸多俊彥，其中有些亦成為君子之交的朋友，對這樣的緣分，我個人是極為珍惜的。在這些學界俊彥中，李浩先生相對沉靜而內斂，雖蒙其贈我大作若干，但彼此交談不多，算不上熟識，我從他的著作知道他研究傑出、成果豐碩，心中始終是佩服的。

　　去年（二○一九）秋，李先生來臺客座，因而有機會小聚，知其已撰就《摩石錄》諸稿，當下歎服不已。蓋金石之學，牽涉的知識太廣，需要的涵養太深，李先生寫來旁徵博引，井然有見，雖初試啼聲，功力已然不凡。各篇所涉課題包括：唐初樂律學，唐初政爭，士族轉型，貴族女性崇道、崇佛風氣，中唐以後石刻技藝的集團化、家族化，以及唐代與域外異族的交涉等等。各篇或補史之不足，或拓學術新視角，或揭一己獨特新見解，而莫不裨益學術，誠有足多者！閱讀上述諸篇大作時，我個人雖不能贊一辭，卻勾起久遠的記憶。蓋上個世紀八○年代初，撰寫博士論文期間，瀏覽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便愛不忍釋，動念他日當就此深入研究。然因生性疏懶、專精不足，始終不敢縱身其中，僅於偷閒之時，反覆翻閱以為饜足而已。有關《集古錄》，歐公雖說：「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集古錄目序〉）但我個人總覺得對自我生命、對他人生命，乃至對歷史、現實一以貫之的關切與深情，才是歐公對金石遺文懷抱無限熱情的關鍵。試看〈後漢楊震碑陰題名〉曰：「……漢隸世所難得，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獨此碑刻劃完具，而隸法尤精妙，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顯示的是日常生活的愛悅與適意。〈唐湖州石記〉曰：「（顏魯）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顯示的是對顏魯公人格、氣節的崇仰。〈魏公卿上尊號表〉曰：「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為之流涕也！其鉅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以後世為可欺歟？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為乎？」從「未知孰是」的知性辨證到「可為之流涕」、「不知恥者無所不為乎」的感慨與凜然，顯示了歐公對歷史正變、是非的關懷。〈唐韓覃幽林思〉曰：「右〈幽林思〉，廬山林藪人韓覃撰。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梅聖俞、楊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楊子聰俱。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楊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山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爾，感物追往，不勝愴然！六月旬休日書」。字裡行間，死生無常、際遇難料、人事多變之感慨，充然在目。〈唐華岳題名〉則在人
　　世百端之外，尤深致嘆惋於「世變多故」，其文曰：「開元二十三年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群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嘆逝者也！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在對人命終歸澌盡泯滅而已的感嘆中，尤透露出一己對治亂盛衰有常無常的惑與不惑。要言之，從上引諸篇《集古錄跋尾》，固可見在「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的核心旨意之外，歐公更藉此表現其兼涵「小我」、「大我」的抒情詠歎，而後人正由此可窺見歐公動人的內在情懷以及筆下特殊的文字風格。我因此想到，李先生的石學研究，何妨在莊嚴的學術層面之外，漸漸添入個人浸淫此種種史料當中的所思所感、所體所悟？則或許因之別開李先生另一新勝場，亦未可知。書名《摩石錄》，我個人反覆揣想，莫非其中亦已有如歐公嗜好、把玩的心情與趣味在？則李先生對我上述的發想，何妨興乎而為此。但願不久之後能見到《摩石錄跋尾》這樣的書寫，是為盼！
 
序二

陳尚君（復旦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兼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

　　李浩教授結集近年所撰有關唐代石刻研究論文十多篇，顏曰《摩石錄》，將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囑我爲序，不敢辭，謹述初讀感受，與讀者分享。

　　近年與李浩教授來往頻繁，他主辦會議我多曾參加，我這邊的事情也不免叨擾於他，有這樣的機緣，本書中半數文章，先前就曾閱讀，時有所獲。比如李百藥墓誌，即從他這裡初見，我恰在編訂唐詩，李百藥爲初唐名家，立即據以增寫小傳，補充事蹟。再如迴紇公主墓誌與雙語之安優婆姨塔銘，我難以發表所見，而國內外治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之學者對此抱有極大興趣，我有認識的朋友，也曾爲之聯絡紹介。當然，最近的幾篇，都是首次見到，內容重要，考釋精微，值得作特別的介紹。

　　一是初唐樂律學家祖孝孫墓誌，大約是鄭譯墓誌發表後，有關隋唐音樂史最重要的發現。兩《唐書》皆有祖孝孫傳，稍顯簡略。有關祖氏家世、生卒及家學傳授部分，墓誌可以補充史書的內容很豐富。李浩教授研究的重心在於祖氏家學傳授的部分，涉及南朝祖沖之家族，北齊祖瑩家族，以及南北分治時期祖氏家族的發展梗概。就祖孝孫本人師承來説，則除家學外，還得益於向陳陽山太守毛爽及梁博士沈重學習京房律法。集中這些優勢，祖孝孫先後參加開皇樂議與貞觀樂議，爲唐雅樂完成做出重要貢獻，就可以理解了。李文有一節討論祖孝孫的樂律學貢獻，我不完全理解，但説墓誌豐富了史籍的紀錄，應該可以肯定。

　　二是〈馮五娘墓誌〉。此誌最重要的價值在於，是初唐四大書家之一褚遂良的早年所撰所書。遂良是南方人，隋時隨父漂泊，曾歸隴西薛舉，降唐後很長時間並不受重用。此誌撰於貞觀十二年，遂良已四十三歲，官起居郎。手邊未檢得他的年譜，憑印象似乎是他最早的書跡，彌足珍貴。馮五娘是北魏外戚名家馮氏後人，更重要的是隋唐間名將薛世雄的嫡妻，對馮、薛兩家之譜系與薛世雄在與竇建德軍作戰時敗亡的隱情，李浩教授已作詳盡考釋，很是精彩。我更感興趣的是此墓誌對薛世雄死後，馮五娘維持此一家族發展，將薛氏諸子培養成人的紀錄。李文徵引及此一家族已經發表的多方墓誌，其中薛萬備墓誌我先前也曾撰文提到（見〈齊運通先生編選《新誌百品》初閱述感〉），而薛萬述及其子薛玄育墓誌，則前此沒有注意（二誌似在民間私人收藏），這些墓誌放在一起閱讀，立體地展現關隴名家一個家庭的真實情況，許多細節都是正史沒有載及的。眾所周知，薛萬徹捲入高陽公主案而遭誅，此事件對這一家族有怎樣的影響，本書提供的豐富文獻有充分展示。〈馮五娘墓誌〉是一篇孤立的貴婦傳記，獨立閱讀也有其價值，放在歷史過程的大背景下闡釋，對比相關文獻來閱讀，孤立的傳記就豐富而立體地站了起來。李浩教授做了認真的詮釋，使我得到閱讀的愉快，更增讀史之滄桑之慨。

　　三是〈李偡妻宗氏墓誌銘〉。僅就誌文説，此誌是舊相之女嫁給宗室之子的人生紀錄，並不涉及複雜的史事。李浩教授的研究則發現一特殊的視角，該女與大詩人李白妻宗氏來自同一個家庭。宗氏之父宗楚客，雖也出身北魏以來的世家，本人也曾進士及第，但在武周時期，憑藉其母是武后從父姊，從神功到景龍十多年間，三度入相，權重一時。唐隆政變，宗氏兄弟被殺，此一家族迅速衰歇。此墓誌及李浩教授的釋讀，比較有意思的是，這一家族在漫長的玄宗時代如何度過，他們該如何敘述先人曾經輝煌但在現實政治中又幾乎被否定的這段往事。李浩教授仔細還原了這一家族的興衰史，特別是通過對墓誌中借典故辭章修飾起來的晦澀文本，作了準確解讀。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墓誌對家族往事之敘述，居然與李白給妻弟宗璟詩中對宗家中落的評述，有驚人的相似。李浩認為墓誌在前，那也可能李白見過此方誌文。這一詮讀，對解釋李白詩也有意義。

　　四是〈邵建和墓誌〉。誌主的身分很特殊，他是內廷御用刻石匠人，且幾乎是柳公權書法的專屬刻匠。就中國傳統的社會尊卑來説，刻工地位很低，但從西方藝術史來説，雕刻匠可以成為偉大藝術家，不久前剛看電影《米開朗基羅》，爲西斯廷大教堂作頂棚設計的米氏，就是一位偉大的匠人。邵建和在唐代石工中，無疑處於最頂尖的位置，因此他在身後，留下一行「故中書省鐫字官題玉簡都勾當刻玉冊官游擊將軍右威衛左郎將上柱國」的官銜，所謂玉冊，專指皇家喪葬及封冊的文告，他因此而得到崇高認可。墓誌説：「當敬、文之際，郊天祀地，旌善紀功，今少師河東柳公公權，偉夫朝廷重德，文翰高名，凡景鐘之銘，豐碑之烈，至於緇黃追述，中外奏記，但樹金石者，悉俾刊刻，無處無之。由是聲價彌高，勞績兼著矣。」這是唐代藝術史極其重要的紀錄，今人知道柳公權，更要知道邵建和。墓誌還有一段：「自唐來則有朱靜藏、史華、徐思忠、衛靈鶴、鄭振、陳英、常无怨、楊暄等，皆異代同妙也。」這是唐初以來最著名石刻工匠的名單，應該是當時業內的共識。李浩教授已經就所知對數人加以考釋，我相信仍不全，今後還會有新的發現。

　　唐代墓誌研究是最近三十多年國內外唐代文史研究中的顯學，其中最突出的特點，一是新發表文獻數量巨大，大約數倍於宋以來千年之總和；二是繼武傳統，重視個案研究，將傳統以題跋為主的文本詮釋，變為現代學術論文的發表，以石刻與存世文獻比讀，以求抉發新見石刻之價值；三是方法求新，立場變化，採取系統統計、文本深讀、現代詮解乃至社會學研究等諸多新路，開拓學術新域。當然普遍存在的問題也有許多，從文本來源説，則民間盜掘已成公害，從文獻發表説，重影印而多有重複，從研究實績説，則發表多而開掘不深，鋪排堆砌，缺乏通貫的考察與問題意識。當然年輕一代的崛起，也展示出全新的氣象，值得我們抱持殷切的期待。

　　至於李浩教授本書的成就，我不擬作特別的拔高，只想作客觀中道的介紹。我想特別提出，李浩教授本人是陝北靖邊人，在古都西安學習工作超過四十年，於漢唐文化與文學用力甚勤，根柢亦好。他在本書所據墓誌，完全來源於老友齊志先生主持的榆陽區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與他書已經發表者幾無互見。我於近年以洛陽、西安已發表墓誌瀏覽近於周遍，對此感覺很清晰。榆陽區在陝西最北端，在唐代屬於銀、綏、夏諸州，接近邊地，是民族混居之地。本書中的民族墓誌，即與此有關。李浩教授與齊志先生的合作已接近十年，今年初我曾到西安參加以該館石刻爲研究課題的專題討論會，瞭解有關收藏之豐富與研究之深入。該館全部藏石將另刊布，值得期待。就李浩教授本書各文之研究方法言，我特別欣賞他的堅守傳統，窮盡文獻，拓寬視閾，不循一格，因此而能言之成説，多有發明，在唐石研究中可自成家數。

　　寫到這裡，我想到以前曾經引用過的陳寅恪先生的一段話：「必須對舊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為新材料是零星發現的，是片斷的。舊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於適當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殘破的古畫，必須知道這幅畫的大致輪廓，才能將其一山一樹置於適當地位，以復舊觀。」（《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一九三五年譜）我不知道李浩教授是否關注過這段話，但他的工作，與前輩的倡導無疑是精神相通的。就如同績學如章太炎，始終排斥新見的上古文字，今日拒絕或不重視新見文獻學者還不在少數，包括年輕一些的學者。我願意更借此指出，新晉學者的治學，必須更多地關注新見的文獻與前沿的研究，不能臻此，終難預流。

　　與李浩教授認識超過三十年了吧！最初是治唐的同道，後來他曾來復旦做過一段博士後研究，此後一直對我很客氣。從二○○八年開始，我忝任唐代文學學會會長，他則以副會長兼任祕書長，負責學會的日常運轉，因此得有更多的合作。我感覺他是踏實而謹守分際的君子，有很強的行政能力，考慮問題周到嚴密，凡事能從大局出發，不計較個人之得失，承擔責任，任勞任怨，學會工作運轉正常，他的功勞最大。最近十年，老成凋零，風氣遽變，在一個學術共同體中如何存續傳統，正常運作，維持風氣，追求新變，其實很不容易。我的能力與資源都很有限，但一路順利，心情愉快，其實我心裡明白，是與得到包括李浩教授在內的眾多同仁的理解支持分不開的。去年曾得機緣討論學會今後的發展與人事調整，很難得的是看似複雜的問題，開誠討論後大家都很愉快。我也借此機會記述這段過程，表達存於心中而難以口述的感謝。

　　時疫方殷，世事不靖，凡百君子，各自珍重。謹此爲序。
 
前言（節錄）

代前言：究人冥天之際

　　關於碑刻的分類及其作用，程章燦先生將石刻文獻分為七種類型：第一種，墓碑，或者說碑刻。第二種，墓誌。第三種，石經。第四種，題名、題刻。第五種，摩崖。第六種，刻帖。第七種，雜刻。石刻文獻有三種形態：第一種形態是石刻實物本身，第二種形態是拓本，第三種形態則是錄文。他還認為，石刻研究有三個層次（或者說有三個方向）：第一個層次：史料學研究。即把石刻當作一種史料，當作一種文獻。第二個層次：史學研究。是在史料學的基礎上再往前走一步。第三個層次：文化研究。

　　古人講的金石，今人講的石刻都是較大的概念，自有其理路，我們這裡不作評議。如果我們將其中的志幽文字單獨抽出來，也就是常說的碑記、墓表、墓誌、塔銘之類，單獨從考古學、金石學或文獻學任何一個學科來規範限定，都未免過於狹窄。通過對墓誌的考察整理，我認為有必要正面思考和關注古人對冥界的布置與經營，古人將他們在人世間取得的文明成果用於對自己或祖先在冥界安息之所的營構，同時竭力鑿通對天界的想像和夢想，從廣譜的交叉科學角度來進行挖掘和研究，至少涉及到以下五個領域及其相關學科：

　　一是生命倫理學。唐代墓誌的生命理念從陰陽兩隔到生死仙三界的打通，墓誌設立從權貴專享到全民普配，墓誌文體從整飭呆板到自由多樣，二百多年有很多變化。但也有一直不變的，這就是對生命的各種詠歎和對亡靈世界的多樣懸想、猜測、幻視。如果說，對墓主人去世前的治療、陪護是屬於臨終關懷的話，那麼，在去世後的卒葬環節的禮儀、每年歲時節令的祭奠緬懷，就應該是終後關懷。南宋范成大〈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家山隨處可行楸，荷鍤攜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三輪世界猶灰劫，四大形骸強首丘。螻蟻烏鳶何厚薄，臨風拊掌菊花秋。」由行經生壙引出對死亡的宗教哲學思考，這種思考的材料既源於《莊子．雜篇．列禦寇》中的感慨，也有對唐代王梵志打油詩的胎息。

　　二是遺址景觀學。墓地與陵寢首先涉及到選址，其次涉及到營造，主要與堪輿學相關，但地面矗立或隆起的堆土及建築，地下空間的開拓，冥物擺放與分布等等，涉及到景觀學、建築學、儀式學，既豐富也複雜。《大唐開元禮》對百官墓田規模及墓上建築有具體規定：「凡百官葬，墓田：一品方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二品方八十步，墳高一丈六尺；三品方七十步，墳高一丈四尺；四品方六十步，墳高一丈二尺；五品方五十步，墳高一丈；六品以下方二十步，墳不得過八尺。其域及四隅，四品以上築闕，五品以上立土堠，餘皆封塋而已。凡立碑，五品以上螭首龜跗，高不得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高四尺。其石獸等，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巫鴻認為，當我們單獨討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青銅器、畫像磚石等等時，它們作為一個墓葬的整體性意義便也彌散掉了。他從空間性、物質性、時間性三個比較觀念性的角度，闡釋了中國墓葬藝術從史前一直到宋遼金這漫長時段中的歷史變遷，也具體呈現了他嘗試建立的一套系統地處理和理解考古材料的理論方法，從而生動地向我們展示出中國古人對於「生」與「死」這一人生基本問題的看法和實踐。

　　三是喪葬人類學。喪時與葬時，喪地與葬地，權厝之地與永葬之地，在古代既涉及制度的規定，又與禮俗習慣相關。

　　《論語．為政》：「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荀子．禮論》：「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通典》中具體記錄了墓誌石在葬禮過程的順序：「陳器用：啟之夕，發引前五刻，搥一鼓為一嚴。陳布吉凶儀仗，方相、誌石、大棺車及明器以下，陳於柩車之前。」「器行序：徹遣奠，靈車動，從者如常，鼓吹振作而行。先靈車，後次方相車，次誌石車，次大棺車，次輴車，次明器輿，次下帳輿，次米輿，次酒脯醢輿。」故有學者稱中古的喪葬禮俗與制度是「終極之典」。

　　四是圖繪現象學。指碑刻上的圖案、紋飾、字體、字型大小、色彩，壁畫及其他明器上的相關圖繪，還有獨具特色的書法，以及由此形成的書法流派。僅就唐墓壁畫題材而言，王仁波分為儀仗、社會生活、狩獵、生產、建築、星象、四神等七類。李星明則分為兩類：一是表現貴族宅邸（或宮苑）的現實性圖像系統，另一是表現宇宙時空的宇宙圖像和表示升仙、吉祥或厭勝的神瑞圖像所構成的圖像系統。康有為從書法學的角度談之所以尊碑的五大理由：「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近年來在西安及其周邊新出的包括粟特人在內的外族人墓誌、塔銘，形制更複雜，內容更豐富，引起藝術史界的濃厚興趣，也產生了不少有意義的成果。

　　五是碑刻文獻學。有人又稱作石刻文獻學，但後者外延應該更寬。這方面大家談得很多了，成果也很豐盛，故這裡從略。

　　從這樣宏闊廣域的視野看墓誌或石刻文獻乃至傳統的金石學，我們已經做的工作及其開拓，還是太少，有些似乎才剛剛起步。張懷瓘《書議》：「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見其志，覽之即令了然。若與面會，則有智昏菽麥，混白黑於胸襟；若心悟精微，圖古今於掌握。玄妙之意，出於物類之表；幽深之理，伏於杳冥之間。豈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測。非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不可議無聲之音、無形之相。」

　　墓誌碑碣的研究雖是小道，但它涉及到古人對冥界立體多元的規劃設計和營造製作，既有觀念層面的，又有技術層面和材料層面的，還有藝文美術層面的，與現代廣域的宗教學、人文學、社會科學、技術科學、材料科學息息相關，關涉「古今學術史之通義」的「大事因緣」。對於有志於從事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而言，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啟功先生評述包世臣的《藝舟雙楫》時說道：「橫掃千軍筆一枝，藝舟雙楫妙文辭。無錢口數他家寶，得失安吳果自知。」啟先生肯定了包世臣的書論而挖苦其書藝，以啟先生的資歷與成就，當然有資格臧否前人。

　　這裡擬提及另外一個更技術性的問題，即碑刻的作偽與辨偽問題。較新的成果有劉大新、海國林著《碑帖拓本辨偽》一書，該書第一部分專列碑帖鑒定內容和要領、碑帖拓本真與偽的鑒別兩節。但該書的重點在於討論拓本，其實作偽與辨偽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那就是原石（原碑、原誌）的作偽與辨偽。清人陳介祺談金石辨偽時曾說：「古學之長，必折衷於理，博而不明，不能斷也。辭賦之勝，亦必以理；漢學之雜，必擇以理。讀古人之字，不可不求古人之文；讀古人之文，不可不求古人之理，不可專論其字。竊嚮往之而愧未能也。」求其字已經不易，求其理更不容易。何況這不僅僅是講原理的問題，而是一件一件鑒別原物的問題，既考驗學人的識見，也檢測學人的手眼。既需要物理儀器和化學分析，也需要學人的綜合實力。晚近以來，與新出土文獻相關的幾件事，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坎曼爾詩箋》辨偽，以及最近仍在討論的〈李訓墓誌〉真偽，都不好架空高論，應該就具體案例、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鄭良樹《古籍辨偽學》一書曾述及：「踏入五十年代，特別是晚近一、二十年，古籍辨偽學似乎有朝轉另一個新方向的趨勢—平實、嚴密及謹慎。儘管產生了另一種現象—若干偽託的古書被『平反』，若干傳統的說法被肯定，看來似乎趨向『保守』和『退步』……不過，細心考察了他們辨偽的態度和方法後，我們與其說是對今文學派及古史辨學派有所不滿而產生的一種反動，毋寧說是學術由粗而細，由疏而密，由泛而精的一種進步趨勢，是一種可喜的徵兆。」「今日學術界如果能順此大勢，以平實的態度，嚴密的方法，謹慎的論斷及周備的論證來處理古籍真偽的問題，則我浩瀚古籍幸甚矣」。鄭先生討論的重點是傳世文獻，其實對於新出文獻也應作如是觀。

　　藐予後學，藝能既無，學識又譾陋，自知屬於「輇材末學」。之所以對此專案念茲在茲，不避愚鈍，實因機緣湊巧，地不愛寶，天降斯任。雖拖延再三，然終未能棄。金啟孮先生曾說：「余所以孜孜為此，頗有心為未來學者斬棘披荊，而無意與當代方家爭光競耀。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為愧，我致力處亦不必因人之不屑為羞，蓋學術與一時風尚不必盡同也。」金先生的話雖樸實，然暗合中外學術發展之規律，置於當下學界，不啻洪鐘巨響，能否警醒世人，不敢妄言，但實慰我心。

　　前文已經反覆致意，因陰陽兩隔，幽明不同，逝者已歿，令其長眠安臥，是生者的責任和義務。此即《葬經》所謂：「葬者，藏也，乘生氣也。」但滄海桑田，陵谷巨變。天不吝寶，人欲洶湧。我們這一代人雖然能比乾嘉諸老看到更多的本應祕藏冥府的志幽文字，過分炫耀搶救性及善後性的工作，並將破解古人所設機巧視為重大的發現發明，究竟是幸焉，抑或不幸焉？我不能言。但既然已經出土，我們有責任盡量收集保護，並略作粗淺解說，以便最大程度上減輕我們的愧疚與罪愆。我個人及本書所能做的，也僅僅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