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全民百歲的全新世界——人生延長賽
二〇一八年,一名荷蘭男子向法院主張將自己的法定年齡減二十歲。六十九歲的艾米爾・拉特班德(Emile Ratelband)向荷蘭阿納姆(Arnhem)法院表示自己的實際年齡讓他感覺「不舒服」,因為他的實際年齡無法反映他的心理狀態——而且還成為找工作或是網戀的阻礙。他想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從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一日改為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一日。
拉特班德説醫生表示他的身體年齡為四十五歲。「六十九歲會受到很多限制,」他說。「如果我只有四十九歲,就可以接到更多工作。如果在Tinder上顯示為六十九歲,我就作古了。」朋友建議他謊報年齡,但他說「要扯謊就要記住你說過的每一句話。」
拉特班德把自己的減齡主張與尋求認同的跨性別人士做比較——言下之意,他認為年齡必須是一種浮動的概念。拉特班德表示他的雙親都已過世,不會因為他希望改變年齡而生氣。他甚至還自願放棄退休金。
「正念教練」拉特班德的觀念十分前衛。法庭拒絕了他的要求,認為改變年齡會對投票權等法定權益造成「負面影響」。但是,這個看似無聊的案子卻蘊含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我們正在歷史一個嶄新階段的起點,新階段即將展開。
人生延長賽——全民百歲的時代來臨了
若你現在正值五、六十歲,你便很有可能活到九十幾歲。如果能好好照顧自己,又有幸運之神的眷顧,接下來的這幾十年中,大多時間你都可以健康有活力。人類的實際年齡與生理能力正逐漸在脫鉤。
足球進入延長賽代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很多人的人生亦是如此。「拒絕退休」,重返職場的人潮開始出現。生物學與腦神經科學的進步可以延長人類年輕的歲月。然而,我們的體制、我們的社會卻仍未跟上腳步。拉特班德的外表、體能,以及抱負都顛覆了我們對六十九歲的傳統看法。他的做法比較極端,想要改掉自己的出生年月日。但我們為何不乾脆改變人們對六十九歲的看法呢?
(中略)
延長賽的時代會有越來越多的百歲人瑞。英國國家統計局(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預測,現今在英國出生的嬰兒,有三分之一可以活到一百歲。甚至有些科學家認為人類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詳見第六章)。
聽起來是個美好的故事。然而實際上,恐懼開始蔓延,我們就像是坐在一個「人口定時炸彈」上,等著一批批的年長者把政府吃垮,傷害國民生產總額。如果我們隨著年紀增長而失去創造力,六十歲就停止工作,經濟便會衰退,年輕的世代就必須面對壓垮人的稅率。
以全球的角度來看,人口學者認為預期壽命忽然降低應該只是短暫的現象。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會更加長壽,我們身處的社會也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在老化。而人類老化的速度是否也加快了呢?若仍用過時的觀念來看待五十歲、六十五歲或八十歲,當然是如此。
提筆撰寫本書的原因
二〇一六年我至愛的父親過世後我便開始撰寫本書。父親在世時一直很害怕「變老」,怕到他還沒真的老就已經過著限制重重的生活了。我仍記得他五十歲生日時有多麼憂鬱。那時我們在康沃爾,一起坐在他最喜歡的崖邊,看著下方的海浪拍打上岸,他說他感覺一切都「結束了」。那時的我還是個孩子,五十歲已經老得我無法想像。不過我也確實發現,那時起父親便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了。他會說:「喔,這不適合我,我太老了。」還邊嘆著氣。母親離開他後,他即便愛貓卻也不願意養貓,因為他怕貓活得比他久,日後會沒人照顧。我父母離婚的時候父親五十八歲,他最想念的就是我們那兩隻貓——亞瑟與梅林(離婚後母親把牠們帶走了,還帶走了大家搶著要的那張餐桌)。結果我父親活到了八十六歲,而且這段時間內他幾乎一直處在絕佳的健康狀態。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他都未曾養過貓,若早養了還可以有貓咪相伴。
父親過世後,我實在很難不去思考年齡可能替我們設下的限制。
我母親七十二歲之前都謊報年齡,因為她擔心丟了秘書的飯碗,付不出離婚後背起的房貸。要圓一個謊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母親從來不敢加入公司的退休金制度,深怕露出馬腳。她也很討厭年華老去之後變成隱形人的那種感覺。她不讓我的孩子叫她「外婆」或使用其他會顯示她是外婆的稱謂,搞得祖孫之間關係頗為尷尬。
以傳統的角度來看,我父母很「老」才生下我——那時他們都快四十歲了。他倆是一九五〇年代在牛津大學認識的,她是在康乃狄克州格林威治長大的美國佳人,他則是一位英國牧師的好學兒子。他們的同溫層都是學富五車、靈魂自由的藝術家與學者,對這些人來說,工作是興趣,銀行存款不重要,「退休」是個可怕的想法。我父親在《今日歷史》(暫譯,刊物原名:History Today)的最後一篇文稿是在查令十字醫院的病床上完成的。我母親最後一次心臟病發時正在替朋友爭取重返工作崗位的機會。
我在我的專業領域中發現年長者常被認為要聽天由命,我自己對我父母的看法也是一樣。我是一名記者,也曾在英國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工作,因此見過不少努力抵抗照表操課文化以及低薪工作環境的護理、照護人員。我在擔任國立醫院與長照中心監管委員時,發現英國的病人根本就像是被關在二戰留下的筒倉中。而在擔任英國十號政策小組(Number 10 Policy Unit)的組長時,我提出課徵糖稅以及其他相關政策來解決肥胖的問題,肥胖會使人未老先衰,但社會卻普遍認為這是「個人選擇」。我也感覺媒體興奮地搶報百歲人瑞的新聞,卻不願意探討長命百歲的意義究竟為何。
我之所以寫這本書,是想要挑戰人們對老化的刻板印象並且找出各國分別做了哪些努力來打造這個「全民百歲的新世界」。我有幸可以認識許多偉大的領頭羊,在我心中他們是「頑強的生命鬥士」——他們拒絕保守的服飾、不願意退休、也不肯被推進長照中心。
這些生命鬥士的直覺告訴他們,世界已經有了重大的改變。他們用不同的方式來傳達人類不該受年齡限制的訊息。而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傳遞這些人的訊息,說服讀者好好思考自己的未來,以免有天為時已晚,我也想試著改變目前社會定義「老」的方式。因為,不管我爸怎麼想,老的定義絕對不會是五十歲。但是,很多跟「老」有關的數據還是從五十歲起跳——而實際上很多五十歲的人人生才過了一半而已。這本書並非過度浪漫、不切實際的幻想。我並沒有說人人都能雀躍地踩著小跳步,一路活到一百二。老實說我寫這本書,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警世。
我個人不認為長壽是福氣,除非你可以活得久又活得好。我父母都不想長命百歲。他們只想盡可能活得精彩,也希望可以走得輕快。
在做本書相關研究時,有一項發現令我大感震驚,那就是貧富之間以及高低知識份子之間的未來大有不同。目前只有日本能妥善處理相關的健康問題,也就是說,有些人八十歲,但是是日本人口中的「初老人」(Young-Old),而有些才人六十五歲就已經是「中老人」(Old-Old)了。我個人認為這是當代最大的倫理挑戰,若不能找到因應之道,屆時富人、高知識份子以及幸運之神眷顧的人到了九十歲也許還精力旺盛——但到那時,他們所處的社會將沒有餘力照顧窮人。我們必須防止這樣的情形發生——怎麼說敬老之道都是文明社會的一個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