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儒學史：國家存亡關頭的思想，十七世紀朝鮮儒學新論

前言

第一章 二十世紀初「東亞」之誕生
第一節對於儒學史的關注
梁啟超、井上哲次郎、丸山真男的思想史敘述
殖民地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
第二節對十七世紀的注目

第二章 十七世紀儒者世界的樣態
第一節朝鮮的士大夫社會
遭逢華夷變態
士大夫集團的出生與成長
科舉和士大夫社會
第二節無法取得共鳴的日韓儒者
「中華」與我國
以儒者為業

第三章 朝鮮儒者的信念
第一節朝鮮朝儒者社會的思想基礎
儒者第一義
學術環境
學術討論之重點
第二節新注釋登場之際
問題的焦點
圍繞「改朱子之注」的攻防
異見提出者之自我認同

第四章 朝鮮儒學史的展開關鍵
第一節對朱子學的鑽研
追蹤朱熹學說之變化
朱子非聖人
從儒學史消失的「宋時烈門下朱子學研究方法論」
第二節朝鮮儒學提出創見之模式
否定獨創性
作為出發點的朱熹注釋
第三節如何定義新解釋
尹鑴之「精意感通」
朴世堂之「初學入德之門」
趙翼對於饒魯學說之接受

第五章 東亞之中的朝鮮儒學史
第一節觀點轉換
經學的途徑
經學思想與現實思想的不一致
對十七世紀朝鮮儒者的合理要求
第二節從東亞的視角出發
「古」
理解朱子學的方式
方法論──文脈重視或文本重視

終章

 

前言

　　本書旨在重新思考朝鮮朝（1392-1910）儒學史的展開過程，考察重點尤在於釐清朝鮮朝中期、十七世紀儒者活動及作為的思想史脈絡。然而，本書的討論並非始於十七世紀，而是二十世紀前後，進而言之，不是單純從朝鮮儒者出發，而是從東亞知識人所背負的時代使命開始追述。理由是，為了恢復朝鮮儒學史的真實樣貌，必須採取含括中、日、韓三國的東亞全體視野。同時，還必須要考慮到朝鮮儒學史研究正式開始時，研究者所身處的環境。

　　眾所周知，「中國」或「東亞」能否成為歷史研究的單位，至今仍有爭論。爭論的核心在於，歷史中的「中國」或「東亞」是否曾以具有同一性的單位存在。例如，對於學術史長期將「中國」當作「漢族」的「漢文明」敘述，羅友枝（Evelyn S. Rawski）、石橋崇雄、歐立德（Mark C. Elliott）等所謂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研究者曾論證，清帝國統治者所打造的是多民族國家體制，且帝國經營的成功關鍵也非何炳棣一直以來所主張的積極漢化。

　　如此說來，「中國」若非以「漢族」的「漢文明」為一個整體，以其為單位講述的「中國〇〇史」或是「中華〇〇原理」等研究史，不就必須重新進行論述嗎？與此種困惑相對的，出現了質疑「東亞」視野的討論。例如，葛兆光主張，在接受漢唐所代表的中華文明的韓國、日本，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以漢唐中華為歷史記憶的文化認同逐漸瓦解。從那時開始，帶有歷史同一性的「東亞」空間便不復存在。近來他又指出，為了打破將現存民族國家看成是歷史上的中國的研究方法，「亞洲」被當作歷史空間來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在強化「東亞」的連帶性和同一性的過程中，時常有意無意地淡化中國、日本、朝鮮的差異，也因此導致亞洲之中的中國變得模糊。

　　本書礙於篇幅無法加入上述討論。只是，無關乎帶有歷史同一性的「東亞」是否存在，筆者認為「東亞」是能夠清楚認識「中國、日本、朝鮮之差異」的空間。如後所述，從十七世紀中葉日本的例子來看，過去持續認同中華的日本人，到了這個時點之後就不再認同――此種說法脫離史實。就朝鮮儒者而言，無論認同的中華是否實際存在於西邊，他們的中華認同都益發強烈，甚至可以説，真正意義上的東亞在十七世紀以後才誕生。若去除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便無法正確解讀朝鮮儒者遺留的著作。欲正確地了解朝鮮儒學史，東亞的視野便不可或缺。

　　朝鮮儒學史無論在形成過程，或是作為近代學術的研究對象開始被述說之際，都帶有跨越國境的性質。即，朝鮮時代立足於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將該「天下」中自己所應有的狀態當作思考的基準。又，從十九世紀開始到殖民地時代，朝鮮儒學一邊強烈地意識著德川日本的儒學史及近代日本的學術研究成果，一邊設定自己的研究課題。對於欲納入統治之下的中國和朝鮮，日本曾詳細分析其歷史，而中國和韓國學界則不斷地學習日本的學說並加以反駁。即是說，朝鮮儒學史的研究，受到朝鮮外部因素的強烈影響，又與中國學界相似地，以應對外部影響的方式展開研究。

　　在二十世紀，找出朝鮮儒學史意義的工作，除了研究者，尚由愛國運動家、媒體工作者等各種領域中的人們所推動。他們肩負著時代的使命感，回顧朝鮮的歷史。他們對於朝鮮儒學史的思考與探索，被後人延展或補足，延續至今。然而，在當時的東亞情勢中所做的研究，是否對史料產生重大「誤解」？這是筆者最初所抱持的問題意識。

　　該「誤解」的內容如下。

　　朝鮮儒學思想史被認為在十七世紀發生轉折。朝鮮半島在1592至1636年的四十多年間，受到中國及日本的四次侵略。在那個苦難的年代，經書解釋中出現了與朱子學解釋不同的學說。那些新的解釋被定義為：一部分的儒者為了度過嚴峻的時代，摸索出取代現有朱子學的新思想，而新解釋之產生即為其中一環。

　　但是，本書對於這樣的定義，將進行如下的再檢討。

　　首先，考慮到二十世紀前後的狀況，朝鮮半島的知識分子們面臨國家、民族的危機，欲從朝鮮儒學史中找出「近代性」思想的萌芽。他們在過程中，從十七世紀儒者們的著作推導出以下見解：十七世紀儒者認為以往的思想──朱子學──無法度過眼前的危機。然而，儘管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存在此種問題意識，但十七世紀的儒者是否如此？本書擬就此詳細闡明。

　　為確認其過程，需先行考慮十七世紀朝鮮儒者的時代觀念，他們如何接受東亞當時發生的最大「事件」──「明清交替」，進而如何認識自己的時代使命？當「夷」取代「華」之時，朝鮮儒者是否開始對朱子學抱持懷疑？還是他們反而抱持更大的使命感來進行朱子學研究？本書擬透過分析史料究明此事。

　　其次，在十七世紀的朝鮮儒學界，異於朱熹（1130-1200）之經書詮釋的新解釋如何出現？新解釋在朝鮮儒學史的意義為何？這些新解釋的作者經過何種過程提出己見？當時的社會如何接受它?本書將分析這些儒者的同儕及政敵的反應，藉此考察他們對於此事的理解。提出新見解的行爲是否意味著對現有權威思想體系的挑戰？又，提出新學說之人是否自視為朱子學的批判者？

　　朝鮮儒者所生存的世界，與二十世紀前後知識分子所面對的東亞情勢大不相同。因此，從西方殖民中尋求救國方法的近代知識分子，和抱持以中國為中心之天下意識的朝鮮儒者，兩者所立定之「為了國家」或「為了天下」的志向截然不同。然而，當殖民地時代的韓國知識分子為朝鮮儒者的活動及作為賦予意義時，卻遺忘朝鮮朝儒者所生存的社會現實與他們的生存方式。

　　在殖民地時代，韓國的知識分子視奪回主權乃韓國作為近代民族國家的最優先使命。因此他們無法從朝鮮儒者的視角觀看，也沒有餘裕踏實地考量朝鮮儒者窮極一生究竟追求何物，朝鮮儒學史的內涵與意義到底為何。二十世紀後半出生的筆者，對當年知識分子所背負之沉重的使命感實在難以想像。儘管本書的內容以朝鮮儒學史為主旨，並試圖修正它後來所應有的歷史定位，但是筆者願學習這些知識分子的志向與抱負，並追隨他們，腳踏實地的完成擺在二十一世紀學術界前頭的時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