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她只是吿訴你〉
郝明義
有些事情，就是會那樣發生。
2020 年10 月，一個星期天。早上醒來，雖然那天睡得比較久些，還是揮不去整個星期忙碌留下來的疲倦。
我打開電腦，看到一封陌生人的來訊。
很簡短，不到兩百字。
開頭寫著：「我是一個植物畫繪者⋯⋯」
接著，是兩百張畫。
一張張畫，雖然是在電腦螢幕上，並且看得出只是手機拍的，卻仍然能讓人充分感受到花葉、草枝、蟲蛾在伸展、委婉、佇留中的生命和容顏。
那些植物的樣貌，奇異地既平面又立體，既收聚又開展，既簡約又豐富。
我先是想起諸如十八世紀英國植物學家也是畫家William Curtis的風格，但是眼前這些植物畫裡固然透著相似的古典風，卻又洋溢著難以言說但就是顯然有所不同的現代氣息。
我的心思，從擺盪在睏倦的邊緣快速淸醒過來。
一方面因為這些花木草葉，一方面也因為那兩百個字的簡介。
這些植物圖畫的創作者，生長、居住在這個海島的東部。
她高中畢業後，開始教人鋼琴，學了插花又開始教人插花。然後，五十三歲開始畫植物，畫蟲蛾。現在，畫了五年。在聯絡我的前一天，她去花蓮的誠品書店，無意間看到我們出版的繪本，因而來訊問我是否有興趣出版。
我的想像與好奇不斷浸染開來，馬上回了這個叫黃湘玲的人一訊。
大約三個星期之後，我去了花蓮一趟。很裡面的玉里。
在那之前，我已經約了黃湘玲見過一次面。她帶了原畫來台北，我們也談了好幾個小時。
那次見面，我對她所知道的，比那兩百字所說的多了一些。
她一直是單身生活的人。
五十三歲之前，從來沒畫過畫。
然後有一天，她在等學鋼琴的學生來上課的時候，閒著沒事，看到桌上的花，就拿了一支色鉛筆畫起來。她自己覺得不錯，就畫了兩年。
然後，她想用水彩畫，就去上課。上了四堂課，她覺得不會畫了，熱情也消失了，就接受一位朋友的建議，乾脆不上了，就自己畫起來。一畫畫到現在。
我問她那技巧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黃湘玲說，也沒發展什麼技巧。她第一幅畫，畫得也就跟現在沒有什麼差別了。
這實在很神奇。
她自己也說是：「畫花，是我上輩子的記憶吧。或者，我是被植物的力量附身了。」
這麼說來有太多聯想，但又太過簡化。
我問她有什麼受到特別啓發的時刻或印象，她都跟她寫那兩百字的語調一致，簡單的一句「沒有」。
實在要說什麼，可能是她從三十歲開始學插花、教插花，二十年下來累積的「手感」吧。
不管怎麼說，重要的是她從此就不停地畫。學鋼琴和插花之後，她自己也都成為教人家的老師。但是會畫之後，她只要自己畫，不教別人畫。因為她自己畫的時間都不夠，不想浪費時間。
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為什麼會有這種際遇？
在好奇心的驅動下，我親自來花蓮，想感受一下在她總是簡單的回答的背後，有沒有其他線索。
但是，當然，並沒有。
我想去看她的畫室。
但她沒有畫室，連畫桌也沒有。
黃湘玲畫畫的地方，就是她家一樓長方形的客廳。
光亮的磨石子地板，三張連排並且也是擦得淨亮的木桌，四張椅子，角落一架鋼琴，再更角落有一個書架，再一大一小的木櫃。
比較大的櫃子裡，有一個筆筒，收著她七、八支水彩畫筆。
有一個兩格的木盒，收著她三、四十支水彩。
而筆筒和木盒都是她要畫的時候就從櫃子裡拿出來，放到客廳的木桌上來畫，畫完就收回木櫃裡。
「我喜歡整齊。我喜歡簡單。不需要的東西全都不要。」黃湘玲說，「所以我家沒有電視，沒有電腦，連瓦斯爐也沒有。」她只留一個電鍋，蒸煮一些簡單的素食。
「我是斷捨離的實踐者。」
她說。
我對她執著地畫那些植物、蟲蛾的熱情的來源，有了推估。
對她說不淸為什麼那天下午就那樣開始走上繪畫之路的根由，也有了想像。
一個人對世間種種愛戀如此實踐斷捨離之後，淸淨中自然會得到一些回應，或回報吧。
黃湘玲的父母是中部人，移居到臺東池上之後，她在那裡出生，國中時候家裡搬到玉里。也就從國中起，她就愛種花，家裡園子的花都是她種的。
在她喜愛的事情上，黃湘玲一直有堅持的熱情。
高中畢業之後，她沒有再升學。為了學鋼琴，曾經每個星期從玉里來一次臺北。每次搭早上七點半的車來，五點車回去。來回常都站著，持續八年。
開始畫水彩畫，從第一張起，她就開始買世界上最頂級的水彩，最好的畫紙。
並且有她的執著。
「我絕不畫照片裡的植物。植物有生命，是立體的。照片裡的植物是死的。」
所以她為了畫自己周近沒有的植物，就會長途跋涉去山上。她不肯透露那些地方在哪裡，怕太多人去，反而對植物造成破壞。
而她最執著的，還是她付出的時間。
「花是會凋謝的，所以我一定要把握時間，趕快畫。」她說，「我不教人畫畫，一來是不想浪費時間，更不想因為教畫而破壞自己畫畫的熱情。」
繪畫時，是音樂陪同也灌溉她的熱情，特別是憂傷的音樂。「憂傷是我的養分。」她說。
黃湘玲並不是善於言辭的人，但說話時有金句。她又接了一句：「繪畫讓自己愈來愈孤獨，但孤獨讓人滿足。 」
不過，孤獨的人，還是會有遇上朋友的機會。
黃湘玲說她很幸運，三年前認識了當時大樹總編輯張蕙芬。
「張蕙芬是我第一個伯樂。」她說。張蕙芬看到她的創作，去了玉里，成了朋友，也為她準備了出版計劃，構畫了創作之路的未來。
「但是進入2019 年中之後，她突然覺得身體不舒服，然後很快就走了。」她說，「美好的未來一下子消失了。」
張蕙芬不在了之後，給黃湘玲很大的打擊，但她逐漸也吿訴自己：蕙芬一定會繼續幫助她的。
「就像天上的星星，有時候會亮，有時候會暗，但是在那裡。」
所以，等到去年10月，她走進花蓮誠品書店，要離開前轉身看到我們出版的繪本，突然覺得就好像張蕙芬在鼓勵她：為什麼不找這個人問問看呢？
這樣她在臉書上聯絡了我。
黃湘玲一直戴著口罩。
不是因為這次疫情，而是她從2003 年的SARS期間戴上了口罩就再沒拿下來過。
她覺得這樣比較自在。不需要在人前流露表情。
我們問她想怎麼出版自己的書。
她說：「越快出版越好。蕙芬的事讓我體認到生命無常，人生就和花一樣，能在最美的時刻綻放才好，不要等到凋謝。」
也因為她說自己不知道如何面對讀者，也不知如何表達自己，所以希望我為這本書寫一篇介紹。
對我來說，這眞是個挑戰。
因為我從來就是對植物無感的人。
我對植物的體會，來自這兩個月和她的交談可能最多，聽她說一個又一個的金句。
基本上，她說話偏向短促，較快，不那麼多肯定句。說肯定句的時候，往往令人莞爾。譬如，她會說：「植物越老越美，貓越胖越可愛，但人要剛剛好。」
又譬如：「人老了，就像巫婆，像妖怪。」
但是說到植物，就不一樣。
她會說得慢一些，也沒有任何游移。
譬如，她會這麼說：「畫花，就是要有第三隻眼、第六隻眼。」又譬如：「人總是失去了，才覺得可惜。花總是謝了，才覺得還沒看淸。」由這句話引發了我們想到《植物情人》這個書名。
只是，那天，在她家，當她說起花是大自然送我們無時不在的禮物，又接著說了一句話：
「花是人類最視而不見的禮物。」
湘玲說這句話的時候，儘管戴著口罩，眼神和語氣都很不一樣。
那不是強調。
不是叮嚀。
也不是感嘆。
我沒看過花開的瞬間，但她說那句話的樣子，讓我聯想到那個情景。
不論你是否視而不見，都於她無礙。
她只是吿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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