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定版序
創立於一九二八年的中央研究院（以下或簡稱中研院），屹立至今八十年，仍是華人學術社群裡領袖同倫的巍峨殿堂。在廿世紀的華人世界裡，戰亂不絕，紛擾不已，中研院的創設、維繫、成長和茁壯，實在是歷史的異數。走過九十年歲月的中央研究院，一路行來，風風雨雨，正積蘊了無數的逸事篇章，足可啟迪後世。這部小書，就是個人在專業學術領域耕耘之外，略施副力，研治書寫中研院的歷史典故和前輩風範的成果。
當然，史學工作者回首舊軌陳跡，與個人當下的現實關懷，密不可分。這部小書的觀照視野，往往難免反映自身生活世界的感觸所及。例如，筆者述說傅斯年怎麼評鑑吳晗的學術業績，釋論青年周一良如何在學術的世界裡自由翱翔，講述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中研院曾經意欲「進軍西北」的故事，其實都是對當前學術生產體制的現實，進行歷史的反思，藉以指陳，此際學術生產體制的「合理性」，並不見得是「理所當然」。對於中研院的學術領袖和政治事務的千絲萬縷，本書也有所勾描，希望我們不為一時之間的治激情左右，跳脫黨派偏見，體會品味個人政治抉擇的多重意義。理未易察，善未易明。計較是非對錯，做出打圈或打叉的唯一選擇，往往只會讓複雜多樣的歷史圖像，變得那麼單調失真。
對廿世紀的華人來說，開創建立現代意義的學術社群，舉步惟艱，長路迢迢，中央研究院的歷史，正是最好的一頁見證；這頁歷史涉及的重層樣態和豐厚意涵，更是多樣難盡。相較於正式的學術研究成果，或是比較全面的歷史紀實之作；這部小書，不過只是中研院璀璨歷史的吉光片羽，絕對不是對這九十年歷史進行全面而成體系的研究。惟則，筆者問學研史致知，總自期能夠盡可能逼近歷史原來本相，還原歷史本來場景。像是胡適在怎麼公開場合反駁蔣介石對中研院的「期望」，筆者的敘述，固然參照當時親歷其境的學界耆老的回憶，卻總希望能夠逼近歷史的本來樣態，遂乃比較各自回憶述說的出入所在，並與既存的文字紀錄相對照，庶幾或可求實存真。因此，凡是本書涉及的課題，個人總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多方查找史源，進行研究，述說所本，自需立足於先賢研究業績，或是以個人既有之研究成果為基礎。為免繁瑣，本書諸文之史源與立論基礎，概列入書末的「徵引書目」，以便有心的讀者覆覈查找。
本書舊版，問世於二○○八年。當時許多史料，猶未公開，筆者的書寫，自難求全。例如，〈中央研究院的任務：胡適和蔣介石的「抬槓」〉一篇，筆者初始的描摹，自是輕描淡寫。現下諸如中研院胡適紀念館的檔案已經全面電子化，檢索入手甚易；呂芳上教授領銜主編的《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復且已然問世。凡此新出史料，為濃描細說胡適和蔣介石「抬槓」之後的故事，大有助力。筆者遂乃再擬新稿，以顯新境。至於個人學術研究的成果，多少有所進展，也略予改寫，期可以較臻完整美善的樣貌，奉獻讀者。至於附錄諸篇，述說劉廣京與張忠棟、張玉法幾位教授的學術與生命歷程，既因為他們都是恩惠於筆者的業師，廣京與忠棟先生遽歸道山以後，感懷師恩，筆者自有彰顯師道行誼的責任與義務；也因為廣京先生和玉法先生都是中研院院士，忠棟老師則是中研院美國研究所（現在的歐美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們的學術業績都和中研院密切相關，也是中研院院史的多重采風的一頁。
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的許多故實陳跡，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密切相關。因緣所在，實反映個人學術生命的歷練和成長。一九九五年，承杜正勝與王汎森教授的厚愛，筆者有幸進入史語所工作，主要承擔協助該所珍藏《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業務。俟《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承黃寬重教授之命，筆者又負責整理王韜手稿《蘅華館雜錄》，迄二○○一年夏峻事。同年八月，筆者即幸運地轉任近代史研究所的專職工作。筆者的問學求道之路，得以接觸《傅斯年檔案》與《蘅華館雜錄》這兩分珍貴的史料，參與它們的整理工作，實為罕有之機緣。在史語所工作六年，承乏這兩項工作業務，更是厚植治學基礎最為紮實的訓練過程，較諸少林寺幼稚沙彌之習蹲馬步以立昂揚武林之基，不遑多讓。經此一役，個人治學之所得，永植長存；對史語所先賢前輩的風誼，亦稍有知稔。細數中研院的整體歷史，史語所正與院同壽長青，多少舊事，深富意趣，足可發人深思。筆者既有幸多識與史語所相涉的青史故蹤，偶有思慮，即引徵舊檔故書，敷衍成文，自對史語所前輩行誼與互動往來的歷史，勾勒較多，著墨較深。二○○八年秋，筆者方始結束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的工作，返台任職，意外承蒙時任近史所所長陳永發院士提名任命為胡適紀念館主任，近水樓台，親近掌握胡適的相關史料，更為便利；對適之先生的風範掌故，瞭解愈多，撰稿更形易易。凡此因緣所締，對於杜正勝、黃寬重、王汎森與陳永發幾位教授的厚愛提攜，謹此特別表示謝意。
本書諸多篇章的促生園地，是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聯合會出版的《山豬窟論壇》。對於共同參與這項事業的林美容、張茂桂、胡台麗、高明達教授等前輩同仁，以及主編《山豬窟論壇》的陳儀深、楊晉龍兩位兄長，亦特此深致謝悃。「儒以文亂法」，本書的若干文章刊諸《山豬窟論壇》之後，或引起不同的看法，必須感謝中研院李遠哲前院長與個人前任直屬長官陳永發所長的寬容涵蓄。南京的邵建先生，多番推薦本書若干篇章轉發於中國的報刊雜誌，其誠可感。台北的蔡登山先生，首先積極鼓勵筆者集結這些文字；初版的簡體字本，承青島的薛原和北京的曹凌志二兄，付出大量的心力。本書新版得以出版問世，有賴林桶法教授等人的支持，尤需銘謝他們的厚情深誼。這部小書的問世，如果能夠引起讀者對於中研院歷史的興味；讓公眾對於這方清醇的學術天地，是在什麼樣的世變大局裡得以維存長續，能夠略有認識和理解，那將是筆者最大的榮幸了。
潘光哲謹誌
初稿於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時正旅居北美麻州劍橋
再稿於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時逢胡適先生逝世六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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