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陰暗人格，輝煌帝國：大明永樂帝的性情與文化

王鴻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

　　朱棣，一個膽大包天的冒險家，罪惡滔天的犯罪份子。最大的竊盜者，大說謊家。父死未久，他就籌謀造反，以有限兵力，力抗王師五十萬。數年征戰，死傷無數，終得大位，卻殘殺前朝舊臣，手段殘酷，誅連甚廣。得位後，即大肆改寫歷史，甚至不認生母，篡改出身。他權力欲望強大無比，也在權力掌握上登峰造極。以一個人的角度來看，他的人生可說已發展至於極致——擁有極端的人格，極端的人生。

　　永樂帝，在中國歷代帝王中，亦屬出類拔萃，不遑多讓於歷代名君。他威加海內，遠及漠北海外，武功不輸秦皇漢武；政權操持，乾綱獨斷，多用能臣治世，可比唐宗宋祖。尤其，帝位穩固後，他還一再御駕親征，最終死於征戰途中。如此堅決勇毅，至以身相殉，除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外，古今帝王何人能及？武功之外，其文化建樹，更影響深遠，明人慣以「文皇帝」相稱，因其蓋棺論定之謚號為「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明成祖朱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是個難解的謎。君心難測，當時近傍伴隨的親信，後世為之立傳的史家，乃至他本人，恐怕都難以掌握。朱棣可說是個性格極端的人，心機深不可測，又喜怒無常。臨事不懼，卻也有猶豫難決之時。惠帝初即位，有意削藩，對他深感忌憚，刻意提防，在北京城內外，佈下天羅地網，對他嚴密監控，而他竟然動心忍性，假裝瘋癲，瞞過所有戒慎恐懼的監視者，猝不及防地衝破網羅，迅速破除防軍，直奔東北。又以詭計擄得深悉兵法，又防之甚深的寧王，收編其精兵朵顏三衛，成為造反利器。此一代梟雄心計之深，令人防不勝防，可謂當世無敵。然則，他又難以自制暴怒，當其攻入南京時，謀師姚廣孝力勸不可殺望重士林之方孝孺，謂「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蓋恐其斷絕文化命脈，離異法統，無法收拾人心。造反成功之朱棣，深知其中利害，卻終於忍無可忍，暴露殘酷本性，留下千古惡名。

　　殺方孝孺可謂一怒而壞大事，除此，成祖性情不穩，小事亦可觸使大怒。他曾因太子迎駕遲緩而將東宮大臣下詔獄，名臣三楊之一的楊溥，即因此坐牢十年。事實上，朱棣父子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其嫡長子朱高熾因身體肥胖，性情溫和，和他個性相異，自來不為所喜，日常即提心吊膽，惶惶揣測君意。此易怒之君父曾在宴會場合中，無故對之怒罵不已，甚至自白時有易儲之意。如此怒言實則已動搖國本，斯非有心計者所應為。尤其，他深寵勇悍之二子朱高煦，以致在靖難過程中，感激其搏命救駕，而示意繼位有望，為之埋下不臣之心。九死一生得來的帝位，將傳予何人，竟成難測之謎，以至在父子、諸子間勾心鬥角。專制皇帝本人難測的心意與失控的怒言，就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為此權鬥之局添加柴火。朱棣，在激烈鬥爭中取得最高權位，又迅即將此權位推向激烈鬥爭中。這位凶狠的奪權者，到底在想什麼？難道他的不斷戰鬥的人生，也在心中自我交戰不已？

　　朱棣性喜冒險，終身爭逐戰場，戰鬥對他而言，大概是種享受。其身旁之人，有與之氣味相投者，可以情投意合，共進退相支援：如其正妻，徐達之女，仁孝皇后，當燕王靖難時，她與長子留守，「親率諸將校妻擐甲登陴」，堅守王城。如其二子朱高煦，與之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打下江山，居功不讓，至有竊位之心。朱棣深知其野心，非但不加制止，且有縱容挑撥之意，以至促之步其後塵，終於起兵造反，卻成寇敗亡。愛之而害之，攻於心計，深悉權力迷人之朱棣，對此愛子究竟存何居心，著實令人費解。其親人中，或許只有這兩個「強人」可與之莫逆相得，其他性格較為平易者，恐怕都有伴虎之感，特別是他的權位繼承人朱高熾。

　　朱高熾在君父之暴虐下，幾已至於精神崩潰。祝枝山所著《野記》有兩則記載：其一，朱高熾體胖不擅騎射，朱棣下令減其飲食，有官員不忍見其饑餓，私下供食。朱棣得知後，將此人剁成肉醬。父親如此殘酷對付善待自己的人，朱高熾的心理創傷恐怕非比尋常。其二，朱棣一再猶豫後，終於決意立儲長子，派人召之。朱高熾突然受召，竟驚恐至「頗欲自裁」。這些大概是在宮中傳述的流言，未必全然可信。不過，亦可想見永樂帝家居生活實甚緊張，乃至充滿恐怖氣氛。此種情勢且越演越烈。《明史．后妃傳》中敘及王貴妃時說：「帝晚年多急怒。妃曲為調護，自太子諸王公主以下皆倚賴焉。」顯然棣的急躁易怒，已讓周遭親人不時處於暴風圈，他已成親近家人的夢魘，人人畏之如鬼神。固然伴君如伴虎，然則永樂帝之多急怒，恐怕已非常態，或許另有特別的身心疾病——朱鴻教授即謂：「成祖患有癲癎症，是癲癎人格的政治人物。這種類型的政治人物，多有十分野蠻卑鄙，殘酷嗜殺之個性。」

　　朱棣個性頗為矛盾：他心計深沉，堅忍不拔，卻又不時暴怒，難以自制；他英明果斷，卻又蠻橫殘暴；他執迷權力，也迷失於權力，挑撥諸子權鬥，促使子孫相殘，愛子逐權敗亡。他是個充滿鬥爭性的人，善於挑起人的鬥志，能得人效死，他也讓自己及旁人的生活不時處於鬥爭中，充滿暴力、血腥與創傷、死亡。從個人角度來看，他，是個極度陰暗的人。

　　從歷史來看，明成祖堪稱千古名君，武功蓋世，超邁前人。清朝官修《明史》對之評論道：「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的確，明成祖本身能征善戰，以武力奪得帝位後，更好大喜功，動員大軍征戰南北，威及海外，他派八十萬大軍征服安南，五次御駕親征漠北，派遣鄭和六下西洋。這些都可說是震古鑠今的軍事行動，將大明帝國的威望推至頂峰。然則，凡此種種勞師動眾之舉，也可說只是出於皇帝的好大喜功，是舉全國之力以滿足其個人之權力虛榮，事實上，真正有經世之志與現實認知的大臣多反對此舉。專制獨裁的永樂帝，一意孤行，馬上得天下，又馬上治天下，刻意讓帝國統治一直處在軍國體制下，藉不斷的軍事行動讓皇帝之權威更得遂行，然文官團體的勸阻之力亦與日俱增，而帝國財力也越來越窮於應付如此窮兵黷武。因此，大明帝國的武功成就，大概也只能在永樂朝至於極盛，難以為繼，且留下諸多殘局，等待後人收拾。

　　永樂帝真正獲得文臣肯定，且影響深遠的非凡成就，主要還在於文化方面。他登極後，不斷下令編纂各種書籍，其中《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更總結儒學經典詮釋，成為天下士人科舉必讀教本，具有統一思想之作用。而《永樂大典》更是曠古未有之煌煌巨著。這些文化大工程的不斷進行，當然不是出於朱棣個人的特具文化修養或喜好，其背後實有不可告人之居心。《明史》在盛讚其「成功駿烈」之後，更結語道：「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慙德亦曷可掩哉。」後世學者亦多論言其文化建樹實乃意在掩蓋其篡逆之道德汙點，藉儒學以文過飾非。甚至，此殘德之君，竟有意在文化建構中，一步又一步地為自己營造「聖王」形象。篡奪治統後，進而窺伺道統。如此文化野心，較諸其武功成就，毫無遜色，也堪稱「遠邁漢唐」了。陰暗的心靈，追求至上之光環，亦可謂駿烈矣。

　　朱棣篡位後進圖聖名，欲結合治統與道統，固可言其野心不止或掩飾慚德，然亦可謂乃情非得已，蓋此文化工程之推動有其不得不然之勢。「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這是永樂朝必須面對處理的問題，文化工程之啟動與此密切相關。方孝孺是明初文宗宋濂之高徒，繼承其文學地位，且在道學方面，更勝乃師，《明儒學案》將之列為篇首，為明初道學第一人，天下士人皆馬首是瞻。而朱棣一怒而忘天下，誅其十族，禁絕其著作，此舉形同對當時學術思想界下達戒嚴令，而在全力禁錮方孝孺的文化影響力後，乃不得不另闢蹊徑展開政治文化的建構工作。

　　朱棣登極後，為強調其政權之正統性，除再三申明己為太祖皇帝之正統繼承人，將延續其統治政策外，同時對明太祖之統治政策不斷重新詮釋，積極塑造大明王朝乃德治政權，從而為永樂朝之統治屬性作定位。登極不到一年，先後向帝國外部大敵與國內整體官僚，宣示大明王朝將進入和平統治時期，而統治要道乃以禮樂為主，藉此積極建立其政權之正統性、合法性，乃至神聖性。他一方面極度尊崇太祖皇帝，強調其制禮作樂，治道昭明，得與古聖先王並列。另一方面，在頌揚太祖時，強調自己是其正統繼承人，進而由此表白自己積極講究禮樂之學，有意走向聖王之治。承先之外，他更在太子的教育上大作文章，以儒學為本，建立起結合聖賢學的帝王學，從而發展一套可以家傳的聖王傳統。永樂七年時，他親自編寫《聖學心法》，作為太子進學之用。意圖將帝王學與聖賢學合而為一，為大明帝國建立「聖王傳統」。清代四庫館臣對此頗加譏刺，謂：「成祖稱兵篡位，悖亂綱常，雖幸而成事，傳國子孫，而高煦、宸濠寘鐇之類接踵稱戈，咸思犯上，實身教有以致之。而乃依附聖賢，侈談名教，欲附於逆取順守。……至於殺戮諸忠，蔓延十族，淫刑酷暴，桀紂之所不為者，夷然為之，可謂無復人理。……天下萬世豈受此欺乎？」將成祖視為殘酷更甚桀紂的暴君，如此批評頗為苛刻，卻也是事實。悖亂綱常的暴君，竟然自許為聖學傳人，更令人難堪，懷疑其意圖藉聖賢名教，以掩飾篡位罪過。不過，這也可見永樂帝推行文治的用心良苦與處心積慮，而如此用心經營下，其統治政權得到合理化，且進而提升大明帝國的統治境界，使之往「聖王」之路前進，以施行禮樂為目標，從而展開文化建設工作。

　　朱棣本人的文化素養究竟如何？大概也是個歷史之謎。楊士奇所修的《太宗實錄》說他：「勤學好問，書一覽輒記，終身弗忘。五經子史皆該貫，而旁通天文地志百家之書，得其要領，日從明儒講論無厭倦意。」這恐怕是溢美之辭。不過，他在登極以後，或出於愛好，或出於作態，相當積極地表現他追求知識的熱忱，這種知識熱情，也成為推動文化工作的動力。他在永樂元年，動亂方息之際，就下令翰林編書：「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一年後，編成《文獻大成》，他不滿意，下令重修。命禮部多方徵求人才，且選拔各級學校學生擔任繕寫工作。參與此編輯工作者達數千人，開館於文淵閣，這已遠非翰林院之一般編纂工作，而是一項全國性的龐大文化工程了。此文化工程，歷時約三年，至永樂五年完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百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明人認為「其書為古今第一浩繁」。此書完成後，朱棣親自撰寫序文：「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盡開物成務之道，極裁成輔相之宜。修禮樂而明教化，闡理至而宣人文。……朕深潛聖道，志在斯文。」在其序論下，《永樂大典》的編輯意義被無限上綱，成為具有「神聖性」的工作，是永樂朝禮樂之治的重要標誌，是他推行聖道的表徵。

　　永樂大典的編纂固然是龐大的文化工程，其意義也被永樂帝無限上綱。不過，真正對明代學術文化影響最深，且遍及一般士人的，還是三部《大全》的編纂。只是，這三部儒典的完成相當急促而粗糙，差不多就在一年內編好。顧炎武痛斥這個編輯工作「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根本是個詐騙行為，毀壞儒學。四庫館臣更多所嘲諷：「大全龐雜萬狀，沙中金屑本自無多」。然則，無論其編纂水準或學術價值如何，這三部大全的編輯目的本來就是以政治權威來整合學術，從而建立起「正統儒學」，由此完成治統對道統的統合。大全編成後，朝廷下令「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于六部併與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此後三部大全透過官方的儒學教育系統，傳遞至於統治教化所及之處，成為士人知識學習上最基本、最權威的讀本，可說是欽定的教科書。文皇之編修大全，可謂目標清楚而成果斐然，它完成帝國學術的「正統化」，而此正統儒學又透過科舉制度，植入全國士人腦中，統一其思想。誠如明中期大儒丘濬（1421-1495）所言：「太宗文皇帝又取聖經賢傳，訂正歸一，使天下學者說誦而持守之，不惑于異端駁雜之說，道德可謂一矣。」這種思想與道德的權威，直到王陽明成為一代教主時，才遭遇挑戰。

　　朱棣並非學術人物，卻對學術發展有重大影響。從宏觀的學術史來看，甚至可以說，明代學術史上最具關鍵性的兩個人是：朱棣與王陽明。朱棣所欽定的正統儒學，決定明代前期學術議論的範圍與調式，王陽明對朱棣所定之正統儒學提出挑戰，開啟明代後期學術討論的不同空間，也造成往後學術議論的爭訟不已。

　　朱棣殺方孝孺，一時斬絕讀書種子，乃重新展開種種文化建構工作，逐步以治統整合道統，以至建立起一套正統儒學，以之統轄全國士子之學術思想，為時近百年，其文化意圖宏大，而影響極為深遠，更勝其武功成效。文皇帝之謚號，可謂實至名歸。

　　朱棣是個性格極端複雜，情感波動巨大，卻也充滿謎團的人；永樂帝是個雄才大略，極具權威，且擅用權威，而在武功文化都超卓前人，乃至意圖整合治統與道統的「聖王」。明成祖是個充滿戲劇性，極具爭議性的帝王，他有意仿傚唐太宗，而其實際表現，無論功過善惡，威權矯飾，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歷來史家對此一代帝王，多有爭議，聚訟不已，近代學者也有不少專書著作，如：朱鴻著《明成祖與永樂政治》（1988）、商傳著《永樂皇帝》（1989）、毛佩琦、李焯然合著《明成祖史論》（1989）、蔡石山著《永樂皇帝》……。晁中辰教授這本《明成祖傳》成書於1992年，不算早出，相較前述諸作，內容上更為全面，章節以時為序，自朱棣青少年時代，至於稱帝施治，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面，以至其家庭生活與思想才識，可謂面面俱到，立場上不偏不倚，內容上述多於論。整體而言，是部平允詳實的著作，可讀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