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也是東亞人心靈的十九世紀世界首都
這是一個很耀眼的出版企畫,作者將十九世紀的巴黎以「立體寫作法」進行重組,當歷史人物的身影走近時,我們看到其中有政治人物、小說家、學者、畫家、建築師,這時遠景浮現了該年代文學作品的眾角色,有的振臂疾呼,有的侃侃而談,有的溫柔輕語,然後一陣腳步聲取而代之,那是二十一世紀作者疾行在十九世紀的石磚路上。這是一部大河記,一部揉合了田調、史實、記憶、再現(représentation)、想像的大河記,一部值得歷史學家及人類學家拿來做研究素材的大河記:東亞這小島的知識分子在2020年時是如何遙想那十九世紀的世界首都?
不論能否用英語溝通,每個人都認識英語,講得上幾個字、幾個句子,那是最普世的語言,最具共量性的文化資本尺度,而且,這個尺度的最大值是沒有其他語言比得上。英語之於全世界語言的地位,就如同巴黎之於全世界的城市,無論造訪過與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巴黎,清晰或模糊,彩色或黑白;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巴黎,19世紀的世界首都》一書即揭示:在談巴黎一地的社會史同時,已經談出整體人類現代性的肇始;這個時空形成一種智性的原鄉、一個觀看現代世界的起點,許多學科肇始於此,東西兩半世界的眾多交流也與它有重大關係。全世界的文人無論操哪個語言、來自哪個角落,都可以透過閒聊它的歷史、美術、文學、哲學、社會科學……,來較量一下彼此的深淺,亦即,對它的認識形成一種最具共量性的文化資本;地球上或有其他的城市也能提供這樣的趣味,但深淺尺度的最大值,終究得將眼光飄向巴黎。希望,我這樣的說法不是一種迷信。
在巴黎的日子裡,學上了法國人講話的風格,留學荷蘭的好友Y感嘆說:「荷蘭是離天堂比較近的地方。」「對,坐Thalys高鐵才三個小時啊。」我笑回;留學西班牙的好友J說:「我住的城市有四個世界文化遺產。」「為什麼要這麼多?我住的城市,一個就夠了,就是整個城市。」轉身面向巴黎卻是甜言蜜語:「為什麼妳在天氣這麼糟的時候還是可以美成這樣?」好多次都傻傻望著流下淚來。如果迷信帶來偏見,那愛情是更巨大的偏見,巨大到卡住我的人生十二年。
去年搬回臺灣,我與藝術家太太把家當款一款,居然款出兩個貨櫃來。Emile Guimet數月的日本行帶回來的物件都可以作為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的起家底,那我們長居十二年的「後送行李」──其中大都是百年以上的布爾喬亞家具……,好像可以在打狗做些什麼?或許是「復刻」出一個十九世紀藝文沙龍(salon littéraire)?在巴黎的公寓裡,因著一種生活情趣,我們原本即經常更換內部裝飾,為此還得租用倉庫來堆放季節不對的「過季品」,這些古物或骨董有的是世居那裡的朋友因搬家相贈,有的是我們從事古畫買賣所順道購藏。在整理這些家具之際、在復刻工作籌畫之際,出版界的朋友忽然寄來這本書的稿子,啊,好巧,在同一個城市,有一個人跟我們一樣在時時遠眺著十九世紀的巴黎。
儘管久居巴黎,熟到土生土長巴黎朋友也會驚豔於我的導覽,但作者對於十九世紀巴黎的飽讀詩書仍令我自嘆不如;原來,塞納省省長奧斯曼(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的政界人生是從我語言學校所在的普瓦捷(Poitiers)起步;原來,政治生命一夜起落的Georges Boulanger,勝選之夜時人所在的餐廳就是九年後左拉(Émile Zola)振筆寫下〈我控訴……!〉的那間,目前由來自美國的高級時尚名牌所占據著;原來,我們去過很多次的一家米其林星級餐廳,再走幾步就是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辭世的地方,他在那裡「全身水腫使皮膚變得像豬皮,動脈炎還引起了壞疽,腐爛處的繃帶發出陣陣惡臭」;最後,造訪住在聖丹尼門附近的好友K總會和好幾位性工作者在街上擦身而過,原來,1848年民變(insurrection)時這裡被堆了街壘(barricade),當時一位性工作者站到前面去,向政府軍大喊:「膽小鬼們,開槍吧,如果你們有膽量向一個女人的肚皮開槍!」隨即迎來一陣無情的槍響,而另一位性工作者卻無畏地挺身而上……
史家一般把法國的十九世紀界定在1814到1914年之間:拿破崙退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或者廣義地往前推至法國大革命。但為何是十九世紀?站在巴黎街頭舉目望去,沒有一個時代比起這段期間對於今日城市容顏更有決定性,不論是一排又一排很雷同的奧斯曼式建築(immeuble haussmannien),或是醒目的觀光景點,多是誕生於此:如拉雪茲神父公墓、兩個凱旋門、旺多姆圓柱(La colonne Vendôme)、聖米歇爾噴泉、瑪德蓮教堂、七月柱、協和廣場的噴泉、聖拉札車站、加尼葉歌劇院、聖心堂、市政廳、大小皇宮、亞歷山大三世橋、艾菲爾鐵塔、春天百貨、拉法葉百貨公司、地鐵新藝術(art nouveau)入口、奧塞美術館建築等等。從2010年開始,英文的Palace被借用來標示那些無上尊貴的法國旅館,巴黎歷來的十四家即有八家可溯自這年代:Le Meurice、Le Ritz、Hôtel Régina、Le Shangri-La、La Réserve、The Peninsula、Hôtel Lutetia、Hôtel Plaza Athénée;至於一戰之前拜訪巴黎的國王們,大致上會在Le Meurice、Le Ritz、Hôtel de Crillon(源自十八世紀)之一落腳。
十九世紀對於今日法國之重要,又可如歷史學家Jacques Revel所描繪:「法國記憶安穩住進了國族空間(la mémoire française se loge aisément dans l’espace national)。」這是有其國族與政治上的意義;就國族上,那六角形的國土以國族定義出現,即地理法國與由記憶形成的國族法國在邊界上重疊起來,其實是在這期間形成的集體意識,1887年Ferdinand Buisson所出版的《小學教學與教導字典》(Dictionnaire de pédagogie et d’instruction primaire)可視為一個時代結晶,用以向孩童們灌輸而去。在政治上,被認為啟發了1980年代法國政治史新研究取徑的《法國的右派們》(Les Droites en France)一書(第一版在1954年),René Rémond指出今日法國政治結構是延續了那源自法國大革命、而於十九世紀不斷打造出來的summa divisio(深層分裂):左派與右派,二十世紀的右派可細究為反革命右派(如維琪政權)、自由主義右派(如季斯卡派)、凱薩式右派(如戴高樂派),這三系意識形態皆可在十九世紀找到很直接的根源,依序見於波旁正統黨、奧爾良黨、波拿巴黨;意識形態的分裂無法分割這個國族,因為大家擁有同一個十九世紀,各黨各派都是從這個共享的記憶資源庫去發展敵友互動。
法國在廣義的十九世紀被擠入了十幾個體制,短有數月的巴黎公社、百日王朝,長有數十年的第三共和;法國人在帝國制、王朝制、共和制之間來來回回數次,直到第三次王朝復辟在1879年流產才確定了共和制的鞏固。這不只是法國史中最為縝密的一段年輪,放在歐洲尺度也是如此:十九世紀的法國無疑成了人類政治體制的實驗室。
體制如此多變,不少人主張是因為首都街道紋理易生民變;在1830年七月革命、1832年六月暴動、1848二月革命、1848年六月蜂起、1871年巴黎公社、1968年的五月學工運,石頭與家具往路上一丟,堆出街壘就成為戰鬥舞臺,雙方對峙二邊;後來,塞納省省長奧斯曼重整此紋理,將巴黎多處開腸破肚,以便讓政府軍得以直奔任何動亂處所;1866年流亡比利時的革命家Auguste Blanqui寫下了《武裝奪取的指示》(Instructions pour une prise d’armes),詳細闡述了巴黎街壘的設置技藝;十九世紀全球大概只有這一都會擁有著一本教導如何民變的「使用手冊」,儘管它的到來已經快要趕不上巴黎的空間變化了。
在巴黎藝術家及作家的手下,每一場民變都孕育出一道道藝文風景,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畫作《自由領導人民》講的是1830年那場,雨果(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採用了1832年那場做背景,馬內(Édouard Manet)留下了巴黎公社街壘的石版畫……,這些才子們在這本書被談論與稱頌,然而,他們在當年並非站在一個主流品味的位子上。
這些人可以被視為十八世紀啟蒙時代文人(homme de lettres)──以百科全書派為代表──的繼承者,但和這些前輩不同,十九世紀的他們不依賴權力中心作為「藝術保護者」,創作也不受到王室訂購與否的影響;事實上,前輩並沒有在十九世紀重現而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因為在狹義的十九世紀裡,並沒有一位君王或其身邊的人對文化品味的演進產生足夠的影響:Alexis de Tocqueville稱Louis-Philippe國王沒有什麼藝術概念,就算Mathilde Bonaparte及Napoléon-Jérôme Bonaparte積極介入文化圈,也很難描繪出他們的偏好主導了什麼。舊的藝術機制──法蘭西學院、官方沙龍、法蘭西喜劇院等等―並沒有失去其在品味控制的重要性,只是和政治權力者的個人偏好脫鉤了。十九世紀的主流品味不再是官方藝術(art officiel),而是布爾喬亞品味(goût bourgeois);這是一種墨守常規主義(conformisme),保守且拘泥於道德框架,支持偏好古典題材的學院派,不過,也懂得擁抱現代化帶來的技術新事物。
就此品味可見:法蘭西喜劇院不停地重複上演古典作品,建築形式不停地搜尋古典元素並湊合起來:即後來傳到臺灣的折衷樣式;在文學世界裡,當年最受肯定的也不是大小仲馬、雨果或左拉,而是像Eugène Scribe這樣的劇作家,當年威爾第(Giuseppe Verdi)為了能在巴黎歌劇院演出,還得接受他丟來的劇本,但今日人們幾乎忘卻了他所有的作品;至於畫市裡最為被推崇的大師:Théodore Chassériau、Eugène Devéria、Horace Vernet、William Bouguereau、Ernest Meissonnier、Franz Xavier Winterhalter、Rosa Bonheur、Alexandre Cabanel、Jean-Léon Gérôme,全是服務於布爾喬亞品味的學院派,他們中間也沒有一個能將當年的名望延續到今日;更糟的是,當訂購者過於介入時,還會擦槍走火出art pompier(消防員藝術),這個負面標籤是源自歷史題材畫作經常出現戴著金屬頭盔的人物,這讓人想到消防員。
打頭陣挑戰學院派的是1820及1830年代的浪漫主義,這首先是對古典作品的否定,指那是祖先們才會有感覺的過時作品,其次是強調作品要能表現出新時代的深層感情,主角人物要能召喚激情而不是理性;雨果、德拉克洛瓦、大仲馬皆屬浪漫主義的創作者;歷史學界也受到影響,Jules Michelet在其《法國大革命歷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47)一書裡,即以抒情筆調寫下對巴黎人的歌頌。浪漫主義之後是寫實主義及自然主義,從1840年代中葉開始,庫爾貝、杜米埃、左拉、米勒這些創作者陸續挺身挑釁布爾喬亞品味:世界是怎樣就畫出怎樣、寫出怎樣,不用考慮什麼藝術固有的美學標準。最後,一群被官方沙龍拒絕的畫家們集結起來,從1874年第一次辦展就確定了他們的印象派名號,群眾湧入不是來欣賞叛逆,而是因為畫作內容難以理解到好笑;但不過幾年之後,學院派就要被迫將市場一步步地讓出來了。
從浪漫主義到印象派,這些十九世紀的巴黎叛逆才子集體創造出一個被社會所肯認的新身分,他們的創作不受「藝術保護者」擺布,也不去迎合布爾喬亞的主流品味,他們積極透過作品再現「現下的巴黎社會」而間接地表達了公共意見,不少還直接介入時事議論;同時,儘管無法如同其挑戰對象在經濟上如此成功,他們已經可以靠著版稅過上舒適生活;那是一個可以靠著才氣化身為公共知識分子,並同時取得階級翻身的時空;今年剛辭世的Pierre Bénichou稱這現象為「一種非宗教的精神權力的降臨(l’avènement d’un pouvoir spiritual laïque)」。這是一個不曾出現在臺灣的現象,一方面是這裡菁英文化消費市場體弱,一方面是因為島上的創作者較為自離於土地,比如,美麗島事件沒有辦法如那一個個巴黎民變刺激出大量文學或視覺創作,而這兩方面或許有因果關係。
十九世紀時,革命法國(La France révolutionnaire)與藝文法國(La France littéraire)都形成一個歐洲尺度的霸權,以巴黎為震央,射向歐陸各大都市。同時,殖民法國(La France coloniale)身為亞洲強權,透過傳教、外交、戰爭、萬國博覽會、移民、貿易、文化與知識交流等方式,也與東亞各邦密切連結;法帝是印度支那最大的帝國、印度支那則是法帝裡人口最多的殖民地,並且,最迷惑十九世紀巴黎藝文圈的異國情調是和風主義(japonisme),因此下述狀況是很例外的:介於印度支那與日本之間,福爾摩沙與巴黎互動稀薄,僅僅出現在張聰明(Tiunn, Tshong-bîng)、孤拔將軍(Amédée Courbet)、1900年萬國博覽會……幾個例子上。
在臺灣的清領時代,可能只有一個旅行讓土生土長的臺灣人踏上巴黎,那是馬偕夫人張聰明,她在隨丈夫回鄉省親時於1880年1月24日過路此地,同行的還有他們不滿一歲的長女偕瑪連(Mary Ellen Mackay)。
1884年至1885年法軍侵略越南、中國與臺澎海域,為北臺灣帶來了「西仔反」;領軍的孤拔戰績斐然,於1885年三月底拿下澎湖時被巴黎媒體封為「民族英雄」,但數週旋不幸病逝;遺體於八月時在大量群眾圍觀下抵達巴黎,國葬在傷兵院舉行;法國境內今日有七十條左右的公共道路以孤拔命名,其中一條在巴黎。
在1900年巴黎的萬國博覽會中,日本館展出臺灣地圖,文宣冊子提到臺灣,臺灣總督府派了代表前去,而臺北茶商公會則由吳文秀(Ngôo, Bûn-siù)代表前去宣傳,他被莊永明稱為「第一個看到巴黎鐵塔的臺灣人」;日本館旁設有一喫茶店,吳帶去的烏龍茶在裡面供應。今日,臺灣人喜愛的奢侈品牌瑪黑兄弟(Mariage Frère)──唉啊,真巧,臺、法兩地的「兄弟茶」都很貴──是一間開設於1854年的茶貿易行與茶沙龍,其仿古風格的logo寫著「中國、錫蘭、印度、福爾摩沙」四國度,說明臺灣茶在此歷史名店的份量;或許,吳當年曾與他們接觸過。
以十九世紀的巴黎為寫作對象,沒有一位臺灣知識分子曾完成過一本如此紮實且主題多元的著作,但我相信,這只是頭一本,之後會有其他人接棒,因為它明顯還騰出許多空間給後人努力:產業革命與工人運動、大眾文化的萌生、帝國與殖民、國家認同與移民、科學、政教衝突與分離、布爾喬亞、保皇黨與共和黨、博覽會、社會主義……,事實上,就連布爾喬亞藝術也是有部分該平反,這也值得寫,都可延續「立體寫作法」來下筆。在此同時,也請容我鼓吹以同樣的寫作法應用在臺灣上,比如以上世紀末高雄柴山作為寫作標的,讓田野調查的自己、自然主義時期胡長松筆下的杜天勇,與當年柴山自然公園促進運動人物錯身而過。
除了耀眼,這本書還是一個很佛心的出版企畫:跟作者要個google map連結、粉絲專頁連結,它立刻變身為巴黎觀光導覽書;出版於1856年的《十九世紀的巴黎與巴黎人:風俗、藝術與紀念建築》(Paris et les Parisiens au XIXe siècle: moeurs, arts et monument)一書開頭寫著:「在今日,只要有著巴黎這曼妙的標題,該劇碼、雜誌或書就一定會成功。巴黎是永不止息地引人好奇,什麼也不能滿足,不管它是嚴肅的大部著作、輕鬆的出版物、歷史、年表、研究、記述、圖表、小說,統統都不能。」最引人好奇的事物需要請教最好的導覽,我們手上這本書就是全臺最有深度的巴黎導覽書:不論是心靈、智性或是觀光,作者所下的考據功夫很驚人,所展現的文字能力令人折服,他揉合了嚴肅與輕鬆、歷史研究與文藝作品的想像、過去與現下,這樣的努力與才氣,理應換來這本書的市場成功。
勸敗:「一種非宗教精神權力的降臨」是如何發生在十九世紀巴黎?讓這美好的事也發生在二十一世紀臺灣,要請您先來支持這本書。
文/魏聰洲(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CRH史學博士)
作者序
「自小,巴黎便占據我心。我就是因為這座偉大的城市才成為法國人。巴黎之所以偉大,尤其是因為其五光十色,無與倫比。巴黎是法蘭西的榮耀,是全世界最高尚的裝飾。」──法國文藝復興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生活只能在巴黎,換了個地方只是渾渾噩噩度日。」──十八世紀詩人劇作家,路易‧格勒塞(Louis Gresset)
「巴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而我們卻還年輕。這裡沒有一件事是簡單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其實我多麼渴望在巴黎輕輕鬆鬆地度過一整個星期,沿著塞納河漫步,帶內人上館子享受精緻美食,到盧森堡花園野餐……」──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
對今日世界各國的人們來說,提及花都巴黎不外乎容易讓人聯想到充滿著一切浪漫氛圍的氣息、宏偉秀麗的鐵塔與建築景觀、琳瑯滿目的羅浮宮等藝術陳列,更遑論還有各式各樣美食文化的誘惑。儘管不少親臨過這座城市的旅人,在實際走訪後會產生與先前想像之落差,謂之「巴黎症候群」(Paris Syndrome)的反應,但也無可否認,巴黎的確是一座充滿著豐沛的歷史文化,兼具藝術與時尚的特色城市。
這座具多元內在的古老城市,數百年來不斷以它姿態萬千的獨特吸引力,「勾引」各國旅人至此朝聖,時至今日每年有高達四千萬人次先後造訪,見證其風華樣貌,更足以證明其風格魅力絲毫不受歲月的流逝而稍減。在這裡漫步,將體驗到無盡的知性優雅;在這裡探索,也將充滿著無限的可能性。
然而,這座舉世聞名的浪漫花都、饕客天堂、時尚伸展臺或藝術的寶庫,昔日的面貌是什麼模樣?巴黎之所以成為今日世人所嚮往的城市,又是如何建構起來的?
十七世紀始,巴黎便開展了它的現代化進程,公共交通設施的落實以及街道照明系統在當時便已引領全歐,獲得了「光之城」的稱號。因此早在十七世紀的歐洲便出版了許多的巴黎旅遊指南和遊記,提供給當時遊客最新、最方便的旅行資訊,這或許就是歷史上最早的旅遊書籍與部落客專頁,足見巴黎早在距今四百年前就已成為了歐洲人旅遊的勝地。
好景不常,到了十八世紀波旁王朝的全盛時期,官方幾乎都將行政中心置於凡爾賽,而對巴黎市政與景觀的建設革新置之不理,推諉延宕,致使這座城市幾乎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裹足不前,街區擁擠不堪、蜿蜒纏繞、滿是泥濘,房屋破舊腐敗、石灰斑剝脫落,任誰也不會將這樣的城市景象與「花都」之名聯想在一起。
所幸,歷經了法國大革命的動盪洗禮,雄才偉略的拿破崙一世開始對這座停滯多年的城市進行初步的基礎改造工程,儘管滑鐵盧戰爭的挫敗使這項建設事業一度頓挫,但在其侄拿破崙三世的第二帝國繼承之後,透過塞納省省長奧斯曼男爵剛毅果決、雷厲風行的施政整頓,巴黎終究澈底擺脫中世紀城市的萎靡樣貌,並藉由十九世紀後半葉所舉辦的幾屆世界博覽會過程中,澈底轉型成為現代化之都。是故,舉凡今日巴黎所具有的歷史文化之氛圍、都市美景的繚繞,以及美食文化的誘惑,形形色色皆代表了法蘭西現代化生活的形象符號,一切均有賴於十九世紀的精心營造,才構築了二十世紀以後巴黎的精神與風貌,而所謂的巴黎經驗也成為了現代化城市建設以及社會文化的重要典範。這也是本書之所以將時間點聚焦於十九世紀巴黎的人文與城市發展史的緣由。
為了完整闡述十九世紀對今日巴黎精神內涵與物質文明的營建過程,本書採大幅的篇章以文學史和藝術史為立基,透過巴爾札克、雨果、左拉等人之文本,配合諸多印象派畫作的角度,來審視這一個世紀內巴黎完成現代都市性的始末。較為獨特的是,首章之所以選擇透過商博良這麼一位不為臺灣多數民眾所熟知的語言學者作為切入點,正是考量到商博良在十九世紀初的埃及象形文的破解貢獻上,於國際學術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無疑標誌著當時代法國相對歐陸各國無論在學術文化和精神文明方面,皆是獨占鰲頭,首屈一指的領先地位。商博良之所以能夠獲得此一成就與榮耀,除了必須肯定他本人的勤奮不懈,還須考慮到巴黎這座城市所具有的豐厚文化土壤所給予他的精神滋潤,例如法蘭西學會及學術院等機構所提供的資源,因此隨著商博良故事及其看待巴黎視角的開展,由此接續巴爾札克、雨果和德拉克洛瓦、左拉等人在藝文創作上與這座城市的交融互動,相信這更是以鉅細畢舉的態度來看待這座城市的發展史。
須特別注意的是,儘管今日臺灣關於巴黎旅遊、法國文化賞析以及探討該城市風光之出版品不勝枚舉、數不勝數,但卻往往在奧斯曼的巴黎改造工程以及巴黎公社事件這兩項議題上著墨未深,過於輕忽,甚至對於巴黎公社事件視而不見,簡略避談,殊為遺憾。因此為了使讀者領略巴黎現代化改造過程中所遭遇的險關逆境,筆者也以濃墨重彩描繪了十九世紀奧斯曼對巴黎城市雷霆萬鈞般的改造背景與過程,以及那場可歌可泣、沉雄悲壯的巴黎公社事件之始末,願能略微填補中文出版品現今在這兩項議題闡述上的闕如。筆者將本書視為一部具大眾史學特質的人文科普性著作,期望在坊間琳瑯滿目的法國時尚、美食或旅遊性書籍等資訊之餘,能夠以不艱澀卻又能豐富而淺出的方式,使臺灣讀者親近法國城市文化與人文藝術,因此在附註的引用和取材方面,盡可能羅列臺灣本地較方便搜尋或上手的資料,藉此拋磚引玉讓更多朋友了解法國城市文化的發展與人文思想的風貌。當然,本書的撰寫也希望藉由巴黎十九世紀的城市文化轉型歷程,為今日正走在風口浪尖關鍵時刻之臺灣提供另一面的參考借鏡,期盼感染更多讀者對於本土藝文與在地生活環境的提振和關注。
此外,緣於筆者長年著力於後印象派藝術家文森‧梵谷的生平研究,並精讀整理其生前所有的信件,此次透過文學史的角度審視巴黎城市發展的機緣下,意外得到藝術家梵谷與文學家左拉兩人之間存在著眾多不謀而合,甚至可說是殊途同歸的藝術價值觀與生命共識,這是目前國內外眾多的梵谷研究專家與藝術工作者未曾研究討論,屬於尚待開發的研究視野。凡此種種,我也在書中首次與讀者朋友分享。
完成上一部作品透過著名推理文學《福爾摩斯探案》來介紹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歷史文化風貌後,筆者便急不可待地投入《花都的締造:巴黎的關鍵世紀》這本關於探討十九世紀巴黎城市風貌與歷史文化的取材工作。這段時間閱讀並整理多位十九世紀文豪浩如煙海般的作品,花費不少的時間與心力。此外,前人對於巴黎城市史與文化藝術等領域的研究或作品,確實是汗牛充棟、盈千累萬,因此想要在既有的著述成果上有所突破,唯有朝乾夕惕、孜孜不倦地自我充實,才能期勉自己寫出殷實有益的內容以回饋讀者。為此筆者還抽空利用課餘,多次往返巴黎,漫步於書中各章節所提及的街區與景點,遍覽各大博物館與紀念館的圖文資訊,絲毫不放過任何一個古意的中世紀巷弄或街角,搜尋著歷代前人在這座偉大城市中所留下的無盡蛛絲馬跡,只求盡可能將兩個世紀前的復古氛圍,以及歷史風貌,以時空交錯的方式呈現在讀者朋友的眼前。
「對於巴黎,除了鐵塔、凱旋門和羅浮宮之外,你還能舉出其他幾個著名景點?」這個問題是筆者時常在學校教授「世界文化遺產」的課堂上,尚未開講巴黎主題之前詢問臺下同學的問題。是的,本書不僅僅是一本城市文化史的人文科普性質書籍,也涉及了法國十九世紀的文學史、藝術史與建築史,但亦不妨可以試著將本書視為進階版的旅遊書。在書中各個章節裡,筆者特意穿插了不少名為【時空遊覽】的小段落,適時地帶領讀者穿越古今的巴黎,貼近並瀏覽大多數旅遊叢書或小品散文往往略過或輕忽的人文景點。因此,除了那些時常在傳媒影像及旅遊圖片帶給大眾所謂一般性的巴黎景點外,藉由本書,讀者將會知道:巴黎最熱門的文化沙龍在哪裡?全世界的第一張攝影照片是在巴黎哪個地方拍出來的?蕭邦與人賭輸了之後,去哪裡買甜點賠給對方?梵谷當年最常逛的文具店怎麼走?拿破崙喝完咖啡後發現忘記帶錢,只好把他那頂著名的三角帽抵償給店家的咖啡館在哪裡?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一部電影於何處放映?《三劍客》裡的大反派蛇蠍女郎竟然跟雨果住在一起?十九世紀就有人玩真心話大冒險,輸的人要去搥打法國總統?在巴黎的公園裡竟然還可以看到一整排的繁體中文,寫著「感謝臺灣」的字樣,這麼棒的公園在哪裡?……諸多關於歷史人文、藝術文化不可勝數的趣味小故事,筆者會在各個章節段落向讀者娓娓道來。
較為可惜的是,由於專利權以及印刷編排之考量,各章節主題中曾述及的圖像或畫作無法完整以彩圖方式陳列,因此書中各幅畫作均會附上原文名稱,以供讀者上網查詢原圖。另外,筆者也將會在個人的臉書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LTSHC/?ref=bookmarks),依序貼出補充的插圖與畫作供讀者朋友參考,希望能略補此一缺憾。
本書的完成,首先感謝鄭伊庭經理的熱情支持,讓拙著在面臨與前出版社的倉促解約窘境下,得以嚴絲合縫順利付梓。謝謝心細縝密的編輯尹懷君小姐以及秀威資訊的諸位夥伴,藉由你們專業審慎的編排校對,使本書的內容更為精實細緻,能與你們一同為臺灣出版與文化事業盡一份心力是我的榮幸。誠摯感謝魏聰洲博士為本書所寫的推薦序,並慷慨地向我提出許多專業性的建議與指正,不管在法語詞彙或是史料詮釋上均惠我良多。蔡幸均小姐以及林綺婕小姐,我兩位最傑出的學生,感謝妳們在我每次遊歐期間與我分享無數寶貴當地的文化資訊,並帶給了我極大的溫暖。最須特別感謝的是我摯愛的髮妻Gabrielle,在我撰寫本書的過程中與我結縭,是她溫柔寬容的體諒與陪伴,以及在專業的法文語法校對上的協助,讓我在身兼五校教職的忙碌奔波之餘,勉力順利完成這部作品。謹將本作獻給我的妻子以及守護我的家人。
本書如有錯漏舛誤之處,一概由本人負責。如蒙方家糾謬,當於再版時修正。
最後,由衷盼望不管是歷史、藝文,甚或是旅遊愛好者,都能夠喜歡這本書,願書中的無論是傳記部分、歷史典故、圖片畫作亦或是軼聞趣事,皆能帶給每位讀者朋友豐富的體驗想法或輕鬆自在的閱讀感受。「Merci beaucoup(非常感謝)!」祝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