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羅人文書系」編輯前言
島嶼，相對於大陸是邊緣或邊陲，這是地理學視野下的認知。但從人文地理和地緣政治而言，島嶼自然可以是中心，一個帶有意義的「地方」（place），或現象學意義上的「場所」（site），展示其存在位置及主體性。從島嶼往外跨足，由近海到遠洋，面向淺灘、海灣、海峽，或礁島、群島、半島，點與點的鏈接，帶我們跨入廣袤和不同的海陸區域、季風地帶。而回看島嶼方位，我們試著探問一種攸關存在、感知、生活的立足點和視點，一種從島嶼外延的追尋。
臺灣孤懸中國大陸南方海角一隅，北邊有琉球、日本，南方則是菲律賓群島。臺灣有漢人與漢文化的播遷、繼承與新創，然而同時作為南島文化圈的一環，臺灣可辨識存在過的南島語就有二十八種之多，在語言學和人類學家眼中，臺灣甚至是南島語族的原鄉。這說明自古早時期，臺灣島的外延意義，不始於大航海時代荷蘭和西班牙的短暫佔領，以及明鄭時期接軌日本、中國和東南亞的海上貿易圈，而有更早南島語族的跨海遷徙。這是一種移動的世界觀，在模糊的疆界和邊域裡遷徙、游移。檢視歷史的縱深，自我觀照，探索外邊的文化與知識創造，形塑了值得我們重新省思的島嶼精神。
在南島語系裡，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族（Proto-Malayo-Polynesian）稱呼島嶼有一組相近的名稱。馬來語稱pulau，印尼爪哇的巽他族（Sundanese）稱pulo，菲律賓呂宋島使用的他加祿語（Tagalog）也稱pulo，菲律賓的伊洛卡諾語（Ilocano）則稱puro。這些詞彙都可以音譯為中文的「浮羅」一詞。換言之，浮羅人文，等同於島嶼人文，補上了一個南島視點。
以浮羅人文為書系命名，其實另有島鏈，或島線的涵義。在冷戰期間的島鏈（island chain）有其戰略意義，目的在於圍堵或防衛，封鎖社會主義政治和思潮的擴張。諸如屬於第一島鏈的台灣，就在冷戰氛圍裡接受了美援文化。但從文化意義而言，島鏈作為一種跨海域的島嶼連結，也啟動了地緣知識、區域研究、地方風土的知識體系的建構。在這層意義上，浮羅人文的積極意義，正是從島嶼走向他方，展開知識的連結與播遷。
本書系強調知識的起點應具有海洋視角，從陸地往離岸的遠海，在海洋之間尋找支點，接連另一片陸地，重新扎根再遷徙，走出一個文化與文明世界。這類似早期南島文化的播遷，從島嶼出發，沿航路移動，文化循線交融與生根，視野超越陸地疆界，跨海和越境締造知識的新視野。
高嘉謙
序
使節和詩──新馬華文文學裡的左秉隆
使節文學的傳統，其來有自。在中國歷代朝貢政治和貿易脈絡裡，派出的冊封使、使臣、領事、參贊、翻譯官等各類外交官及隨行人員，除了留下紀錄行程或異國見聞的日記、筆記文獻，難免有詩。而東亞的日本、琉球、朝鮮、越南各國往返中國的使臣，自然也不乏能詩者，留下近三百年使節交織的詩文網絡。而來到晚清時刻，世紀之交，民間跨洋行旅已趨頻繁，官方使節絡繹出訪，輾轉多國的經歷更顯常見，逗留異國的時間相對更長。使節因此有詩，除了表述各種跨境現代性的體驗，無論是新奇器物、體制、文化，甚至異國城市地景和自然風光，值得注意的還有流寓和移居期間的地方感。以上種種攸關詩人與詩的境外感覺結構──經驗、知識與文化跨界的轉換，常體現在詩人主體感受，甚至詩語言的變異。尤其當使節駐足之地為日臻繁盛的華人移民社會，使節與詩的觀察，自然就多了一層離散華人（chinese diaspora）的向度。
在新馬漢詩譜系，使節漢詩向來頗具份量。其中以左秉隆（1850-1924）、黃遵憲（1848-1905）和楊雲史（1875-1941）的名聲最大。三位曾任職清廷駐新加坡的領事館，左、黃二人為總領事，楊雲史是領事館的書記官。黃遵憲更是揚名晚清的嶺南詩人。三人寫於新馬期間的漢詩多寡不一，但都有詩集留世。相對其他名聲無聞的文人散落於報刊或亡佚的詩作，這些外交官的漢詩得以流傳，除了外交官本身的才學，以及在華人移民社會具有更高的文化和象徵資本，他們的南洋漢詩面對殖民地景觀和離散華人社會，有著不同的眼界和意義值得觀察。在帝國使命、異地體驗和文化宣教等脈絡下，使節任務和漢詩的脈動有了巧妙結合。
左秉隆是清朝直接派駐新加坡的第一任領事，那是1881年9月。在此之前，清廷於1877年在新加坡設置領事館，那是中國最早設置於海外的少數幾個領事館，尤其是在擁有大量海外華人的移民城市，別具意義。為了順應英殖民政府，領事館設置之初以當地僑領胡璇澤（胡亞基）擔任。胡氏祖籍廣東黃埔，約1830年跟隨兄長抵達新加坡，努力習得一口流利英語，開辦黃埔公司，領事館就附設在黃埔公司。他具有英殖民政府非官方立法委員身分，同時兼任俄羅斯、日本的領事，並非單獨為清廷服務。1880年胡璇澤因病故出缺的位子，暫時由領事隨員蘇溎清暫代。蘇溎清1878年從北京南來，經歷是鹽提舉，布政司頭銜，沒有外交官歷練。直到1881年3月，曾紀澤（1839-1890）認為左氏「熟悉英國情形，通曉西洋律則」，向朝廷推薦，清政府正式委派左秉隆為領事官。左秉隆為曾氏舊日出使英、法等國的同僚，任翻譯官。左氏任職三年期滿，曾紀澤再上疏力薦其續任，理由不僅是「通英國語言文字、律例規條」，更進一步指出左「系駐防廣東漢軍，於新洲流寓閩粵人民言語性情，易於通曉」。這是對使節功能的具體考量，既要求可以跟海峽殖民地政府交涉，同時亦能懂閩粵移民的民情風土。左秉隆的任命意義，凸顯了十九世紀末，清廷對新馬華人移民社會的態度改變。左秉隆首三年的工作績效甚佳，「清理華洋訟案，勸諭富商捐資，設立義塾，獎掖紳民」，這大體揭示了領事在華人移民社會的積極功能。除了跟英人交涉和護僑，同時為朝廷行之有年的鬻官事業張羅，另在教化、再華化的意義上，為新馬華人帶來了長遠的影響。前輩學人對左秉隆於新華社會的貢獻已多所論述，此不贅述。
回顧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的香料貿易，西方海上強權的東渡和殖民，新加坡於1819年開埠，受英國管轄。1876年郭嵩燾出使歐西，航路途經南洋，新加坡在地緣政治和華商、僑民的重要性才明確見諸使臣的紀錄，遂促成領事館之設置。清朝對南洋各處的掌握與部署，顯然遠遠晚於民間的遷徙。但設置領事館和領事，卻意圖在英殖民勢力內佈局，為在地華人帶來迥然不同的新局面。清廷設置領事館之際，英殖民政府率先幾個月成立華民護衛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派遣之首任護衛司畢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1840-1907），既是通曉官話，且熟悉中國南方方言。他曾任職台灣海關稽查員和洋行，1867年還協助處理發生於台灣恆春半島的羅發號事件，協助美軍登陸跟斯卡羅部落的原住民交涉。換言之，熟稔英國語言、律法的左秉隆，外交現場應對的是畢麒麟這位中國通。左秉隆到任的那一年，新加坡最重要的華文報刊《叻報》創立，他配合私塾書室的設立，組織文社，發起徵文，評選優異，在報刊公布課題和得獎名單，儘管仍不脫四書五經的傳統教化議題，但在以官方訊息和新聞導向為主的報刊裡，另創造了一個文學場。使節、文社和報刊，可以視為文學建制的一環，同時也是一套華人移民社會的教化機制。在接續的二十年內，學堂、書室、報社、出版、孔教運動蓬勃興起，改變了新加坡華人社群面貌，形塑了移民社會內的新興知識階層和文學教養。左秉隆領事任內的具體作為，在啟蒙的前提下，護僑和重塑僑民忠君意識，整合為思想和文化的宣教內涵。從這個角度而言，他主要改變了一個移民社群的流寓生態，開啟了一個「華文」的在地現場。那不僅是海外華人的意識形態認同，恰恰有文化與文學的交織空間，讓「華文」扎根。（節選）
高嘉謙
前言
使節、詩人、遷客──論左秉隆及其《勤勉堂詩鈔》
頻年奔走欲興周，壯志應知老莫酬。傲雪誰憐松節勁，拜風都愛柳腰柔。
未能搖尾終垂尾，但肯低頭即出頭。顧我痴頑成痼疾，功名付與水東流。──〈書懷二首〉之一
這是清朝派駐新加坡的首任正式領事官左秉隆（1850-1924）的作品，當中抒寫了他的抱負以及失望、憤懣之情：他本欲在政壇上有一番作為，卻因為秉性堅剛，不喜逢迎，以致一直沉淪下僚。終其一生，大致可以用使節、詩人、遷客三個身份來形容。使節是他的公職，詩是他公餘的愛好，而遷客則是他一生行跡的概括，亦是他在詩中經常塑造的自我形象。
由於官運不佳，又長期身居海外，左秉隆在中國近代史的名聲並不響亮。但他在早期的南洋華人社會，卻建樹良多，頗有聲望。他曾經倡設義塾、開辦文會，又親自評改諸生的課藝，並捐出部份薪俸以勗士子。李鍾珏（1853-1927）的《新加坡風土記》便稱：「近年領事官倡立文社，製藝外兼課策論，稍稍有文風矣。」新華文學的歷史亦由是展開。作為詩人，他存世的詩作達七百多首，其中二百餘首與新加坡或南洋有關。從新馬華文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實有討論的價值。高嘉謙即注意到左秉隆等人的漢詩寫作，是「馬華文學古典時期最早的樣態」，他們「藉由漢詩描述自身流離體驗和異地景觀，深刻紀錄了馬華文學的『南來』起源情境」。從抒情文學的角度而言，左秉隆的作品也頗值得一讀，非止是考究其生平事跡的平板史料而已。「南園今五子」之一的曾希穎（1903-1985），在1956年為左氏詩集《勤勉堂詩鈔》所作的序中即云：「詩之奇，殆所謂辭不滯意，意能吸新，深入淺出，集元、白、蘇、陸諸家，冶為一爐。自見性情，隨在揮寫。」左秉隆的表甥孫黃蔭普（1900-1986）所撰的〈記事〉，亦稱其「詩格清麗雋潔，尤多新意，雖囿於時代思想及歷史條件，而其憂民傷時之思，振聾發聵之作，有可傳者」。另蔡鈞的《出洋瑣記》記云：「左司馬﹝秉隆﹞以詠懷詩見示，纏綿跌宕，情韻斐然。司馬既精英文，而漢文又如此超卓，殊令人欽羨無已。」
但左秉隆的詩至今在文學界仍未獲得足夠的注意，而在新馬華文文學的論述中，他的詩名亦總被其繼任者、近代詩壇的明星黃遵憲（1848-1905）蓋過。高嘉謙就如此說：「（左秉隆）詠詩自娛和酬唱作品居多，少有大手筆的長篇和聨章巨構。不像黃遵憲早已揚名晚清詩壇的身份，以史家手筆寫詩。」此話誠然不差，但左秉隆詩作的個體獨特性，亦很容易被類似的優劣評比所淹沒。事實上，高嘉謙並非沒有注意到左秉隆作品的可貴之處，首先是對南洋華人社會的觀感：「如果我們在黃遵憲詩發現的是一頁華人離散史，那麼更早抵新的左秉隆卻以使節個人情懷映襯了另一種的南洋華人面目。先後兩次派駐新加坡的左秉隆，最能看出使節勢力和華人社會之間的微妙改變。」這是因為左秉隆第二次擔任領事時，新加坡的華人社會已分裂成保皇與革命兩派，他身為使節，時刻要站在清廷的立場，與華社的關係自然不若從前融洽。其次，高嘉謙從新馬的風光書寫著眼，認為「相對黃遵憲的風土視野，左秉隆在新加坡多年，作詩不刻意著眼風土，卻足跡遍及馬來半島和印尼，詩題總難免觸及異地風光。……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倒是以息力﹝筆者按：即新加坡﹞為題的詩作，描寫自己派駐十餘年的新加坡小島，反而有一種雅致的清優美感。」另外，高嘉謙亦注意到，雖然貴為使節，左秉隆的飄泊生涯和生活憂患，「實在跟許多南來謀生者無異」。生活上種種的不如意，讓他使節的光環褪色不少，亦加深了他的飄零感。本文意圖從左秉隆的生平行跡入手，展述其詩學理念，探討其不限於南洋的、有關其他地方的作品，藉此盡量還原「詩人」左秉隆的完整性，並看出在時代變易的大潮下，左秉隆如何以詩歌勾勒出一個近世文官遷徙流離的生活經驗和感受。筆者固有意加強左秉隆在近代詩史及新馬華文文學史中的曝光度，但亦不擬刻意抬高左氏的文學地位，其本身有多少份量，則以多少份量秤之是也。（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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