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生活中的經濟學,從亞當.斯密開始
政府經濟政策與民營經濟決策,總是影響社會大眾。人人須有經濟學知識,否則無法成為消息靈通的選民,甚至看不懂日常新聞。況且,若不能意識到何種驅力形塑了我們的經濟生活,又有誰能夠規劃未來,為我們及後代子孫創造出生活與工作的前景?
現今,許多經濟政策議題依舊爭論不休,例如:貿易政策、通貨膨脹、政府的正確角色、根除貧窮、經濟成長率提升手段等等;超過兩百年來,經濟學家依然熱烈探討這些話題。當今的經濟政策,不論好壞,很多皆是源自以前經濟學家的想法。時至今日,只有那些至少略懂早期經濟學家想法的人,才可理解不少經濟政策的相關爭論。
過去兩百年來,經濟學巨擘批判自己時代的政策議題,一向關心眾人。他們鑽研經濟學的工作成果,以便提倡更好的經濟政策。但是儘管他們憂國憂民,卻非辯論家或政治家,而只是一群想要說服當代人士的普通人,不論是針對政府或普羅大眾,皆是如此;他們提出分析與證據,以符合專業辯論的標準。
如同任何學科領域,經濟學家覺察早期想法的限制,力求進展。自然科學的特性在於能夠進行實驗,但是經濟學卻沒機會做實驗,雖然如此,經濟學家可以運用系統性的觀察與經驗分析,駁斥舊式理論,然後發展新的理論。
由於科技、政治、機構環境等方面的變化,下定論的過程受到阻礙,難以精準指出替代經濟政策可能帶來的效果。一個議題可能要花數十年時間才可解決。新世代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官員或許也須學會:在現今變化多端的環境裡,過去的結論仍舊有效合理。
十八世紀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是現代經濟學之父,在他的時代中,他駁斥當時的傳統智慧,主張「政府的經濟干預通常有害」,並且「透過私營賣家與私人買家之間的競爭,最能謀求公眾利益」。
近年來,全世界的政府已經認同私營企業會帶來市場經濟美德,而非政府規劃和公共所有權。美國降低稅率,英國與法國將國有產業民營化,中國的個體戶農場復興,而蘇維埃的經濟結構調整被貼上「改革重建」(perestroika)標籤──全都直接衍生自亞當.斯密早期的想法。一九三○ 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英國的約翰.凱因斯( John Maynard Keynes)發展理論,幫助政府避開廣大失業潮,不再重蹈覆轍。
然而,凱因斯主張不要儲蓄,反而要擴大消費支出。就現今的經濟狀況而言,由於環境條件非常不同,他的主張逐漸遭受棄置,被認為不合時宜。現在我們了解到:增加儲蓄的行為,可普遍當作基礎,使新廠與設備等方面的投資額擴大,加速經濟成長,進而提高生活水準。
美國聯準會針對貨幣政策和利率進行決策時,所仰賴的想法和證據可回溯至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如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同時也會根據華府已經開發出來的最新數據資料。每一次財政部官員激烈討論企業與個人適用的稅務規定時,他們會可能利用分析性的主張,而這些主張可追溯至一百多年前的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同樣地,至於貿易政策分析、能源和環境的法規、反壟斷法律,他們基於那些歷經好幾世紀發展的想法。若想理解新政策如何影響經濟體,以及為何某些特定政策會比較有利,那就必須熟悉相關經濟學概念。這對每個人都很重要。
偉大的經濟學家形塑了這門學科。在本書裡,作者陶德.布希霍茲深入討論了這些經濟大師們,並介紹經濟學的關鍵概念,內容既生動鮮明又容易理解。一直以來,正規的模型和複雜圖表乃是經濟學教科書裡的重點,但布希霍茲不提這些,反而清楚提出非技術性的解說,並適時引用實例。
我初次認識布希霍茲時,他正巧在哈佛大學講授一門經濟學概論課程。布希霍茲是非常優秀的老師,他從這門課的其他三十名教師之中脫穎而出,獲選為經濟學概論課程的「年度傑出教學獎」得主。本書讀起來相當有趣,頗能展現他的講課技巧。
美國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
前言
態度勝過緯度
多數人(包括許多經濟學家在內)認為,一國經濟就像房地產潛在買家的選屋思考:買主想要夢想中的家。住在哥斯大黎加?太熱了!委內瑞拉有石油?真幸運!澳大利亞與其他國家遙遙遠望,好可惜!想在美國伊利諾州皮奧里亞(Peoria)買一棟殖民地時期的三房建築?有句老話「買房要選地點」或許能派上用場。但在分析一個國家時,這句話簡直一文不值。以墨西哥為例,墨西哥地點絕佳,北方邊境與美國接壤從未推移。然而,即使是美國的鄰居,美國的財富和科技並未感染墨西哥。我們來看看繁榮的澳大利亞──就算你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突然更改航班,最多也僅需十二小時就能到抵達!更久之前,英國被流放的罪犯則是搭乘破爛的船隻,到達那裡安頓下來。
經濟學教科書花費許多時間,聚焦於「要素稟賦」(factor endowments),這個理論告訴我們:若一個國家幸運擁有愈多礦藏和天然資源,那它的優勢就愈大。真的是這樣嗎?香港的陸地不過是一堆石頭。 荷蘭是低地國家,地形平坦而低濕,猶如下陷的義大利威尼斯,只差沒有迷人的橋樑或義式冰淇淋。然而荷蘭在十七世紀蛙跳而起,勝過稟賦較佳的鄰居。現在輪到以色列,這個國家或許以「上帝的子民」(亦稱:上帝的選民)自居,但上帝選擇不給他們一滴石油,而阿拉伯國家卻四處可見噴油井。可以讀一下馬克.吐溫如何形容他們幾近荒蕪的貧瘠旱地。以色列的地面長不出足夠的綠色植物,餐盤上連一小枝香菜都沒有。雖然如此,它仍像花朵般盛開,繁榮興旺。在經濟發展的速度競賽裡,你寧願下注給坐擁一百萬桶鋅礦的國家,或是人民智力超群、點子源源不絕的國家?
天賦異稟甚至可能是一種詛咒。非洲許多土地底下充斥大量金屬,該區經濟卻是極度停滯,因為寡頭政治家緊抓權力不放,有礙資本散布整個社會。回想起學校教科書的地圖集,上面有各國天然資源的分布圖。我小時候總是覺得很不公平──邪惡的蘇聯看起來擁有全部的好東西,甚至還有鋁土礦。這種礦物聽起來宛如《超人》電影裡神祕的氪星石(kryptonite),還真的是氪星石的地球版本,一旦落入敵人的兵工廠可就大事不妙了。但蘇聯體制沒有天神麥得斯點石成金的本事,反而「點金成石」。即使坐擁貴重金屬和豐富石油,卻演變成饑荒與貧窮。在久遠的十六世紀,中國人有能力窯燒元代花瓶,一切必須的技術勝過英國工業革命時代水準,但當時中國官僚重踩貿易一腳,阻礙資金流動。至於蘇聯,由於左派人士拒絕相信「attitude beats latitude─態度勝過緯度」,他們對於蘇聯長達七十年的惡劣景氣深感遺憾,也找了很多藉口。一如雷根總統所言,共產黨的農耕只有四件事出了差錯,那就是:春、夏、秋、冬。
那麼,什麼事最重要?態度最重要,地理位置的緯度不重要。一個國家能勤於向經濟大師們蒐羅智慧,最能顯現態度。
經濟思想史教導我們:凡是求知若渴、謙恭為懷、身段柔軟的人,通常可望成功。各位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將學到這些事。
一九九○年代給了我們大量新機會,以檢驗經濟大師們的智慧,並評估他們的洞見思維。現在,二十一世紀必須面對自己的挑戰,而過往經濟學家的想法將能提供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