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跋
距離本書出版上市近四年前，我才初踏入台灣冤案救援的領域──在當時的我眼中，那還是個相當「純」的刑事法領域，其他學科專業似乎都是外人，無需置喙。
不過，四年的歲月過去，現在的我將會斬釘截鐵地駁斥當時的自己。實際上，在冤案救援的過程中，其他學科專業（包括數學，當然也包括更廣義的科學）的蹤跡不僅四處可見，許多時候，甚至還可能扮演能救濟無辜、讓冤案平反的關鍵之一。
在鄭性澤案中，救援大隊與志工曾一度嘗試根據現場量測尺寸與傷口的入射角度，進行幾何計算，確認何處才是可能的開槍位置；鑑定人也曾提出鑑識科學領域的實驗論文指出，制式克拉克手槍擊發後，確有29.45%的子彈彈殼會掉落在槍口左後方的位置，故認定彈殼「絕不可能」掉落在開槍者的左側，過度武斷。而在后豐大橋案中，法院則囑託力學專家透過延伸幾何與力學計算，確認在現實世界的物理法則下，證人所陳述的「犯案方式」是否真的可能讓被害人從橋上，墜落至實際的陳屍處。類似案例可說是不勝枚舉。
冤案往往是成也科學，敗也科學，而究竟是成是敗，則端視於我們的司法系統以及系統裡面的行動者如何詮釋、理解、運用這些科學方法或科學證據。也因此，本書的翻譯、出版，確實別具意義，感謝台北律師公會為此所投注的資源。
看到此文，代表讀者已經隨著兩位作者的腳步，走過了跨越古今各國的這十個錯誤案例。然而，難道所有的「錯誤」，都是因為司法人員（無論審檢辯）的「數學不好」嗎？我想並非如此。
《審判數學》一書，不僅是一本談論「司法如何錯誤地運用數學進行審判」的書，同時也嘗試「審判」數學本身，並提出一個重要叩問：究竟數學應不應該進入法庭，成為法院定奪被告生死的依據之一？
而兩位作者的意思其實也清楚明瞭：隨著DNA科學分析重振旗鼓，司法終究已經不可能如特萊布法官所建議的那樣，將數學（與科學）逐出法庭。既然如此，在司法界內的每一個人，就更不可避免地必須要學習，如何正確且妥適地運用數學，讓科學與司法得以攜手，逼近真實。
翻譯此書的過程，恰巧也體現了這種攜手共進的精神。
大多數時候，翻譯都是個孤獨的工作。譯者總單打獨鬥，在暗夜或清晨時分，推敲著書中每個字詞語彙，斟酌沉吟，揣度作者的意思，判斷哪種詮釋與解讀最為適當（在翻譯的世界裡面，作者沒有已死）。而翻譯一本繼法律又數學的書籍，更是艱困。一方面得要擔心誤讀法律、誤譯數學，另一方面，還得先搞懂那些似是而非的論點，才可能「正確」地翻出那些「錯誤」（我至今還無法忘懷，自己盯著貝蒂榮「幾何理論」時的瞠目結舌與困惑）。
所幸，本書的翻譯工作並非單兵作戰，而是集結了眾人、眾領域之力。本書前半段由具有法律與理科訓練的孫斌律師著手翻譯，而後半段由我接手翻譯，盡可能運用我過往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所受的基礎統計與機率訓練。除了雙譯者協力外，當時所組成的翻譯讀書會，包括具專業數理背景的蔡武廷教授、具外文與法律專業的金孟華副教授，以及讀書會夥伴王郁茜、林子路、林妤洳、許明翰、游鈞量、羅士翔，還會在每章譯稿出爐後，聚會討論譯者的翻譯困擾，以及讀者的閱讀困惑，或者分工查找案件相關文件或判決，確認譯文正確性。小組討論時常耗費數小時，偶有跨越用餐時段的會議，現場還會出現各種高熱量美食，提升眾人血糖，續行討論。
如果沒有上述眾人的心血、時間、熱誠與美食，以及所有參與本書翻譯討論過程的每位夥伴，實難想像這本同時橫跨數學、法律、歷史的翻譯書籍，能夠在今日順利出版。由衷感謝。
柯昀青
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倡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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