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古老故事如夢魘般讓我受苦？

【 序 】

李俊毅  誰比自戀的敵人更自戀？
李芝綺  既是迷惘，要如何想得清楚又寫得出來呢？
劉玉文 那些值得迷惘，不得不迷茫的事
詹婉鈺  歡迎來到精神分析主題樂園
陳昌偉 沒有記憶、沒有慾望的薩所羅蘭
陳瑞慶  廢而不廢
 
【 小小說 】
你來了，來到古老村落薩所羅蘭
七彩虹光想念媽媽，想用一道白光看見真實母親
靠山：一通電話裡，empathy的心智地圖能吞下多少茫然？
伊底帕斯情結與餓鬼道       
精神分析與文學或宗教對話的後設想像
如果阻抗、防衛和移情，是埋在地下古堡群的迷惘
兼談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技術課題
 
【 劇本 】
想忘的，一定要記得......
三個人的孤寂和迷惘
 

推薦序

誰比自戀的敵人更自戀？

　　「Ｘ醫師，我來這裡之前有打電話給我媽媽，這樣我會覺得好一點。或是治療結束之後，回去馬上打電話給媽媽，我覺得這樣才公平。」個案來心理治療何必稟告媽媽呢？過世二十年的爸爸早早在外頭另組一個家庭，回家的時間很短，每次個案靠爸爸太近，媽媽就會生氣，連當年爸爸癌末住院時，個案在病榻照顧他，媽媽也吃醋。媽媽告訴個案，有她就好，不要依賴心理治療師。

　　這是一種「父系移情」(paternal transference)，心理治療工作者應該不難懂，可以想像個案過去幾年掙扎在伊底帕斯情結困境中而進入治療室。如同蔡醫師所言，當年朵拉分析工作的失敗，是因為佛洛伊德忽略移情的分析，這是心理治療工作者耳熟能詳的一段歷史，即使佛洛伊德在半知半覺的狀態下，確立移情與移情詮釋的重要性，一百年後，我們在熟知理論與技術的情況下，處理這類問題並沒有比較輕鬆，這是怎麼一回事？

　　蔡醫師這本書的重點之一在於闡明理論與實作永遠有一道鴻溝，百年來臨床實務技術的修正，解決了某些問題，但也看到了其他問題。蔡醫師點出一個臨床工作者的普遍認知，那就是對負向移情詮釋的共識度比正向移情高出許多，因為前者對於治療架構有巨大的破壞性，必須儘早處理。對於正向移情的處理，蔡醫師是這麼說的：「正向移情只要觀察注意它就好，不要去詮釋它，因為那就見光死，讓原本是治療過程的重要推動力，因此而渙散。」這個原則算是圈內共識，然而，假如治療師被極度理想化呢？這顯然是個案內在客體經過「深度分化」(deep splitting)後，外化到治療師身上的結果。我記得蔡醫師在一次研討會中，強調克萊恩眼中這個客體是以「理想化客體」(idealized object)呈現出來的，這時治療師的處境無異於被綁架在診療椅上或說是釘在十字架上動彈不得，這種極度正向移情的處理並不比負向移情容易。

　　談到負向移情及其詮釋，我們總是會想到克萊因學派，尤其Rosenfeld強調的「破壞性自戀」，這源自於死亡本能、嫉妒等原始的毀滅力量。既然是「自戀」在運作，基本上處於無客體狀態或是與客體聯繫極少的狀態，如同蔡醫師所言：「這時透過移情裡所流露的生命早年的記憶，是行動式的記憶且更貼近生命早年的經驗，而不是語言式以故事記得的方式」，如同「佛洛伊德在《記憶、重複與修通》這篇有關技術的論文裡，提到的真正的早年記憶不在故事裡，而是在於行動裡」。因此，移情詮釋的效用此時大打折扣，所以呢？蔡醫師提到葛林(André Green)在《死亡母親》一文裡論述某些個案，在某些處境下，他們需要的不是詮釋，而是「同感」(empathy)。蔡醫師說得好：「我們的專業經過一百多年的臨床試煉，早就知道是『慢慢等』，但這種慢如果被個案當作如同死亡般，那麼這種慢就不再只是慢，而是死亡，勢必需要動一動的說些什麼，只是顯示我們還在，是否有時候這就是最必要的empathy？」這類困境其實也是臨床工作者經常遇到的難題，也是讓人挫折的情境。

　　越來越多個案一開始就表明自己是邊緣型人格、是躁鬱症，自己會解離、有多重人格、有伊底帕斯情結，很容易產生移情等等，這或許意味個案對於自己的症狀有一定的認知，當然，也或許有更多的錯誤認知。透過網路媒介，有情緒困擾的個案自助管道越來越多樣化，這個趨勢對於心理治療工作者來說不見得是好事，假設診斷與症狀是一種防衛，一種阻抗，蔡醫師形容個案「只是說著一句死掉的語言」，然後安枕無憂、好整以暇地躲在一處庇護所或是蔡醫師形容的「古堡」中，也就是說，個案進入診療室前已經重度(再度)武裝(防衛)自己了。現今心理治療工作者面臨的現實挑戰是個案屬性從過去的neurotic與non-neurotic世代進入borderline與non-borderline世代，亦即個案的問題涉及更早期

　　更深層的失落與創傷，人格碎裂的程度更嚴重，更缺乏彈性，治療難度更高。

　　人的思考路徑絕對不是循著線性邏輯，而是一種繁複的辯證過程，蔡醫師的劇本與診療室中的對話一向引人入勝，那是以一種自我對話式的型態呈現，基本上就是精神分析式的思路，是一種創作演繹過程，並非歸納性質，真實呈現也帶領讀者進入蔡醫師運作中的內在世界。讀者必須帶著耐性與專注力隨著蔡醫師的思緒起伏，進進出出，撥雲見日，終於得到甚至開展另一種見解，而不是所謂正確的答案。心理治療師在這聆聽過程並非僅僅沈默、被動的聆聽，而是保持一種所謂的「分析式聆聽」(analytic listening)，但若碰到葛林在《死亡母親》中的案例，蔡醫師叮嚀則必須加上主動的同理，還有，保持Bion強調的「無憶無慾」(no memory, no desire)態度。

　　最後，蔡醫師提到的精神分析與文學或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他舉〈伊底帕斯王〉這部希臘悲劇為例：「對精神分析來說，是藉用它們的故事，來看見我們想要看見的潛意識。但是故事仍只是故事，不是潛意識裡的『本尊』。對精神分析來說，是仍保有我們的說話特色，不是要把戲劇搬進診療室。」【高雄精神分析讀書會】多年來維持「應用性精神分析」(applied psychoanalysis)性質，以電影、文學作品、藝術等等為媒介，嘗試與精神分析理論與臨床經驗結合，期待可以看到這些作品更深邃更廣泛的意涵，並非藉精神分析理論強行解讀作者創作動機。我一直覺得讓精神分析工作能夠持續下去的動力，有一部分來自於治療室外或說是躺椅外的應用性質活動，而非僅僅嚴肅的學術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