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錫䪖序
香港地處南海,魚龍曼衍,藏珍納怪,從來不乏人才。本書作者黎廣基博士便是其中之一位。
黎君為香港人,從小對文學藝術尤其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學術深感興趣,不斷孜孜以求。為了探本尋源,他曾到章(太炎)黃(侃)學派的重鎮中國南京師大和南京大學求學、研究多年,於經學與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方面打下了紮實的根基。為採擷新知,融通中外,又到香港大學深造,並先後取得哲學碩士與哲學博士(Ph. D)學位。其讀研之際,余適在系中任教,時有往來,故對其學術情況頗有瞭解。
黎君刻苦勤奮,業精而博,常有睿見,尤長於訓詁學、經學、簡帛學及古典文學等(而對西洋音樂亦有相當造詣),曾發表專業論文多篇,屢為海內外學者引用並獲好評。以余所見,在本港國學界中,黎博士堪稱真正能沈潛研究、獨具心得且又熱心教學的一位優秀人才。
近人王國維(一八七七至一九二七)說過:「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人間詞話》)那便是著名的「三種境界」說。其實,不一定要大學問,就算一般的學術研究,要取得成果,通常也會經歷類似的過程。不過,需要補充的是,所取得的成績,也可以大分為三種類別:第一種是「自圓其說」,第二種是「自成一說」,第三種是「唯此一說」;唯此一說是最高境界。我認為,這另一「三種境界」說可以作為衡量學術成就高低的一個可靠標準。
所謂「自圓其說」者,是指研究的結論能夠滿足論者自設的前提,但其「前設」卻不一定能取得大眾的認可。「’自成一說」者是在現有的成說之外,能提出亦可為較多人首肯的新的見解,它比「自圓其說」當然要高出一個層次。而「唯此一說」則是能作出板上釘釘、無可動搖的(至少到現階段為止)最合理的結論,那無疑是廣大學者心目中普遍追求的至善境界。
依我個人之見,黎君此書中如解密《夙夜基命宥密》與《日逑月相》等篇,見解精到,考證詳密,闡述中肯,言人所未能言,解决了傳統《詩經》研究與近世簡帛研究中一些難度相當高、甚具爭議性的問題,便達到了「唯此一說」之境,實在難能可貴。而其他還有如「教之以刑則遯」、「威則民不道」、「壅戒先匿,則罪紀治」以及「強弱不辭讓,眾寡不聽容」等等多篇,其考證銓釋,亦具見功力,都是佳作。總體而論,黎廣基博士這本足夠分量的學術論著,是近年香港國學文化研究領域一個十分可喜的收獲,值得鄭重推介。
本序行文之日,恰值香港島黑雲壓城、烽煙四起之際,人心浮動之時。許多朋友躭心,經此一役,就算「洪荒再造」,這顆「方之珠」恐怕也將黯然失色了。我沒有水晶球,但我相信,香港不是「茅屋」,沒那麼容易「為秋風」所「破」,所以,諸位儘可放心,經刮垢磨光之後,必還你一顆更璀璨的明珠!干寶《搜神記》載:「南海……有鮫人,其眼泣則能出珠。」香港不需要眼淚,她流出的是珍珠!可以預期,烏雲散後,天朗氣清,南海大灣區(粵、港、澳)定將加速成形,迅猛發展,這方寶地,將湧現更多人才,結出琳琅碩果,纍纍如貫珠。屆時,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的面貌,又將煥然一新了。
是為序。
二○一九年九月一日,多事之秋,周錫䪖書於港島天南海北之樓。
自序
我於2007年完成了博士論文,之後因為出版需要,陸續作了一些修改。翌年,我到南京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針對原來的一個篇章,進行重寫,並發表於《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五期(2009.09)。是次結集出版,收錄了這篇修訂過的文章,而非原來博士論文之舊,這是應該要說明的。
這本小書以出土文獻的考釋為主,內容牽涉到古文字的領域,電腦處理的難度很大,為此,我親自作了全書的校對。如讀者對個別字形的清晰度有更高的要求,可登入香港大學學術庫的官方網頁下載原文,進行比勘,網址是hub.hku.hk/handle/10722/50516。
翻閱舊文,思憶紛陳……!
記得1997年冬,我拜到徐復先生門下。先師以八十六歲之高齡,躬自董理太炎先生之遺著,積稿至三數尺,此即後來出版之《〈訄書〉詳注》也。先師得悉我喜讀《劉申叔先生遺書》,錯愛有加,閉門授學,歷時三載。其間所撰劄記,皆呈先師錫正,而先師亦親授我章黃之學。故本書之每一篇文章,必以聲音訓詁為根本,以清儒之樸學為矩矱,無徵不信,實事求是。我想,細心閱讀本書的讀者,應能看到作者之宗趣。
1999年,臧克和老師的《尚書文字校詁》出版。當時我從臧師學習訓詁學,對其《尚書》之研究,多有所聞。《校詁》一書,善於繼承清儒及近人研究成果,援引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來考釋文字,多有創獲,突過前哲,其校勘及考釋之方法均極具參考價值。我依循這個蹊徑,逐步接觸到王國維、于省吾、楊樹達、屈萬里等先生的著作。其中尤以王國維所倡之「二重證據」法,對我影響最大。我於一篇有關《尚書》考證的文章(《尚書•無逸篇》新證,1999)中說:
近年大量出土的鐘鼎銘文,篇幅完整,記事殷翔,都是清末民國諸儒所不能夢見的珍貴材料。因此,本文在列舉今古文異說之後,盡可能援引同時代的傳世文獻或出土文獻作為參證,然後利用傳統校勘學、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的方法,正其句讀,辨其訛誤,叶其聲韻,通其義理,最後定其是非,加以裁斷。……《尚書》本屬史書,藉史以定字,因文已證史,應該是理想的研究方法。
這篇文章,乃由我的文字學老師施謝捷先生悉心指導。我想,如果我有幸在出土文獻的研究上,在運用“二重證據”的方法上有任何創獲,臧克和及施謝捷兩位老師對我的幫助及影響是最大的。這裡,趁著這本小書的出版,我向他們的厚愛和教導表示最衷心的謝意!
2009年,我到北京人民大學試講,並有幸獲得通過,聘為高級講師/副教授。當時的講題,是關於《詩•周頌•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一句的考釋,也是本書第二章〈本論〉的首篇。雖然,最後由於種種逼不得已的原因未能赴任,但對於當時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楊惠林教授、黨委書記兼副院長王貴元教授、行政處胡伶俐小姐的誠意及幫助,直到今天,我還是衷心感激的。之後,我也無可奈何地回到香港。
從2009年到現在,歷時十載。本書不少文章,均已單篇出版。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武漢大學的陳偉教授及華東師範大學的臧克和教授,由於他們的幫忙,這些文章才能夠得以問世。值得慶幸的是,這些文章似乎引起了學術界的一些注意,徵引及討論不絕。部分發表論文,已被國內一些文獻類目所著錄。而美國達慕思大學教授Sarah Allan的《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6),也將拙文著錄於參考文獻(Bibliography)中。這是讓筆者感到鼓舞和欣慰的。然而這些文章,散見於各種學術期刊或集刊中,搜尋不易;而原來的博士論文,也不是一般讀者所能知悉或得見。筆者偶爾翻閱舊文,覺得這些寫作於多年前的文章,至今仍有其參考價值,不少觀點也沒因時間而淘汰,可以保留。因此重新將這些文章校閱一次,匯集成書,不論是對學術界或廣大讀者,也許仍有一些裨益,這是筆者所最樂意見到的。而對於這些已出版的文章,不管是引用或著錄,批評或讚賞,本人對關注這些文章的學者、專家、前輩、老師,均致以萬二分的謝意!因為,學術研究是寂寞的事。如果學術界能夠向我提出寶貴的批評或意見,匡正我的錯謬,令我在學術研究的路上有所裨益,我認為,作為一個傳統的讀書人,這是最喜樂不過的事了。
此外,我還要感謝任義建先生!本書的出版,主要是得到任先生的鼓勵及慷慨襄助。任先生本著弘揚中國文化的宗旨,不問報酬或收穫,在今天經濟掛帥的社會,誠屬難能。對此,本人衷心致謝!最後,我也要感謝香港大學的單周堯教授,謝謝他的悉心指導,使本博士論文能夠順利完成。
記得約三年前,我在常州化龍巷的呂思勉紀念館,讀到以下的一段文字:
我願世之有有志於學問者,勉為真正的學者。如何則可為真正的學者?絕去名利之念而已。顯以為名者,或陰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種利,所以簡言之,還只是一個利字。不誠無物,種瓜不會得豆,種豆不會得瓜。自利,從來未聞成為一種學問;志在自利,就是志在非學;志在非學,而欲成為學者,豈非種瓜而欲得豆,種豆而欲得瓜?不誠安得有物?然則學問欲求有成,亦在嚴義利之辯而已。
當時的我,站立在化龍巷街頭,感慨良多……。對呂先生以上的教誨,自問這許多年,克能做到;然而,亦誠如呂先生所言,志於求學,所得亦盡在於學,名利均闕如也。孔子云:「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我希望通過這本小書的出版,能引起學術界的一點點關注;也希望這一點點的關注,能成為我日後的鼓勵,將許多蓄積已久的想法,通過一部一部的著作呈現出來,以供讀者參考、批評和指正。
說到這裡,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母校南京師範大學的諸位老師,尤其是趙生群老師的悉心關顧和教導,令我這個香港的留學生,在古文獻專業裡得到最好的栽培,這是我永不會忘記的!是為序。
二零一九年黎廣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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