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瑟琳.洛馬斯Kathryn Lomas 杜倫大學古典和古代史榮譽研究員。她的著作包括《西元前三三八年至西元二○○年的羅馬義大利:史料集》(Roman Italy 338 bc to ad 200: A Sourcebook; Rome),以及《羅馬和希臘西部,西元前三三○年至西元二○○年:義大利南部的征服和文化適應》(The Western Greeks, 330 bc-ad 200: Conquest and Acculturation in Southern Italy),並且編輯了許多關於義大利歷史與考古學的書籍。
羅馬從西元前八世紀蕞爾小邦,歷經數百年後建立史上最大帝國之一。「為何是羅馬?」因此是最吸引人的歷史謎題之一。凱瑟琳.洛馬斯(Kathryn Lomas)在《羅馬的崛起:從鐵器時代到布匿戰爭》(The Rise of Rome: From the Iron Age to the Punic Wars (1000 BC – 264 BC))提出她的解答。她的書涵蓋從西元前十世紀起到二六四年這段羅馬崛起的歷史。但為何要回溯到西元前十世紀?為何要以二六四年結束?而在這段期間羅馬究竟做了什麼,使它能在統一義大利後,在二六四年為建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立下基礎?以下我根據洛馬斯的觀點做更多延伸,將羅馬放在地中海史來了解,並分析羅馬內部改革與對外擴張中所顯示出的政治智慧,來回答何以羅馬能,但當時看似更有發展潛力的希臘(雅典)或腓尼基(迦太基)卻是不能。
另方面,羅馬人銜接這樣的動能後,開始在歷史舞台嶄露頭角,連續征服拉丁姆平原、伊特魯里亞文化區,義大利山區的薩莫奈(Samnium)以及南義大利希臘城邦,統一義大利,並在西元前二六四年跨出半島,擊敗迦太基、征服西地中海後,開始逆向由西向東,發展建立雄霸地中海的羅馬帝國,並在東方銜接上由亞歷山大大帝所成就的希臘化東方世界,延伸向伊朗高原及中亞,開啟新的古典希臘羅馬地中海歷史舞台。所以西元前二六四年羅馬統一義大利,即將跨出義大利那一刻,是新局面的關鍵時刻。這羅馬史系列下一冊大衛.波特(David Potter)的《帝國的誕生:從共和到哈德良的羅馬》(The Origin of Empire: Rome from the Republic to Hadrian (264 BC - AD 138))的主題,便是銜接羅馬統一義大利後所蓄積的能量,開始大規模擴張,直到哈德良皇帝放棄前任在兩河流域的擴張,以守成為帝國政策為止,完成建立新的古典地中海歷史舞台(西元一三八年)。西元前二六四年於是是更合理的斷代分割。傳統以西元前二七年的羅馬共和及帝國切點,過度強調羅馬憲政意義,是典型的羅馬中心論,但就地中海大歷史來說,羅馬在西元前二六四年即將跨入「大海」(The Great Sea)或地中海那刻,或許更具歷史意義。
羅馬盟友經歷對抗、臣服、加盟、參與的過程,最後與羅馬共同承擔擴張、分享戰果,使得所有義大利人民仰望羅馬,追求共同福祉,看待羅馬擴張為義大利盟邦的共業。這些盟邦提供羅馬至少二分之一、甚至在二世紀時到達三分之二戰力。羅馬因為聯盟協助,能夠在伊庇魯斯國王皮洛士(Pyrrhus of Epirus)在西元前二八○年代入侵義大利、連續承受兩次戰敗後,仍然有力再戰;這讓皮洛士大惑不解,因為在希臘化世界,戰敗國在如此嚴重受挫後,一定主動求和。而在更慘烈的漢尼拔戰爭三次戰役中,羅馬連續承受三次極其嚴重的敗戰,甚至有場戰敗的死亡羅馬戰士還超過六萬人!其中任何一場都足以讓任何希臘化王國動搖國本,或直接停止運作,但羅馬兵源始終源源不絕。但更重要的是在皮洛士及漢尼拔入侵義大利期間,羅馬盟邦始終堅定不移。這便是羅馬聯盟及資源運作成功的最好見證,也充分顯現羅馬人的政治智慧:接受您擊敗的敵人成為新盟友,而盟友自認戰不勝羅馬,不如加入羅馬,將自己的未來命運與善待它的羅馬綁在一起。羅馬這種將其臣服社區列入夥伴關係,與希臘城邦一旦戰勝,常處死戰敗國所有男人,販賣小孩婦女為奴的極為短視、短線及殘酷做法,大不相同。
關於這段從西元前十世紀到二六四年的早期羅馬歷史,我們的史料十分有限。我們有兩種資料作為重建歷史的根據:文字史料及考古資料。早期羅馬史文字史料付之闕如,甚至要到二六四年第一次腓尼基戰爭爆發時,我們才有比較可靠的紀錄,如羅馬作家皮克托爾(Fabius Pictor,以希臘文寫作)或希臘化史家波利比烏斯。但對羅馬建國之初,我們必須依賴更晚的西元前一世紀末羅馬帝國作家,如拉丁史家李維或希臘史家哈利卡納索斯的戴奧尼修斯(Dionysios of Halicarnassus)。但他們除了距離所描繪事件更久遠外,在敘述時常將當時的政治經驗給投射到重建的過去,特別是晚期共和激烈的政治衝突,讓過去宛如現在的再現。例如,在階層衝突中常能見到西元前一三三年格拉古兄弟(Gracchi)改革的一些面向。他們也常將過去歷史描繪成一齣道德劇,充滿愛國、叛國、敗德的情節。所以王政之始發生羅馬集體劫掠強暴薩賓(Sabine)婦女;而王政傾覆、共和開始則又是起因於盧克麗霞(Lucretia)被「傲慢」塔克文的兒子強暴。我們要如何看待政權變化與這些敗德、敗行的關係?純然是浪漫的虛構?還是早期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家族史或個人史?我們是否能透過適當理解後,從這些富於傳奇色彩背後挖掘出歷史真相?樂觀者如提姆.康奈爾(T. J. Cornell)的《羅馬的起源》(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 (c. 1000-264 BC))。還是傳奇畢竟只是傳奇,毫無歷史價值,最終仍必須回歸考古出土的「客觀」資料?悲觀如蓋瑞.福賽斯(Gary Forsythe)的《早期羅馬批判史》(A 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Rome: From Prehistory the First Punic War)屬於這看法。但即使考古資料不斷發掘出,目前仍相當片段片面;福賽斯被迫提出許多無法證實的假設,來了解、架構出土資料,但常無濟於事。
最後,對本書有關人名翻譯,在此做些簡單說明。在翻譯羅馬史的人名時,有時會出現惱人的問題。例如,英國二十世紀初曾提倡社會漸進改革的「費邊學社」(Fabian Society),其命名原取自於漢尼拔在義大利連續擊敗羅馬大軍後,羅馬任命的獨裁官昆圖斯.法比烏斯.馬克西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他放棄之前與漢尼拔直接對戰的戰略,改為堅壁清野的避戰,並趁著敵人疏失時,連續蠶食,消耗敵人戰力,積小勝為大勝。但Fabius這氏族名常被翻為英文形容詞的「費邊」(Fabian),好像與「法比烏斯」無關。類似令人困擾的情形還發生在其他地方,例如以凱撒(Caius Julius Caesar)為例。在提到此人時,時常以氏族名指稱之,因此是Julius(尤利烏斯);但在指稱這氏族時,會變成複數Julii(Julius的複數),按照音譯則變成「朱利」;若是他所提出的法律,則因為lex(法律)為陰性名詞,提案人氏族名變成lex Julia(朱利亞法)。這些翻譯容易造成這三者可能沒有關係的印象。因此本書翻譯,一律以單數陽性的「尤利烏斯」為根據,提到氏族名Julii時,會譯為「尤利烏斯氏族」,法律名lex Julia則譯為「尤利烏斯法」,讓讀者比較能察覺彼此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