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臉人

導讀
 
「如果埃及豔后的鼻子再短一些……」──馬歇爾．埃梅的荒誕、寫實與現代性

　　一個平凡的公務員突然發現自己具有穿牆的能力，可以窺視他人的祕密，可以神不知鬼不覺搶劫銀行；一對姊妹花幻想變成跑得飛快的馬和有著溫柔大眼睛的驢，一覺醒來，兩人真的變成馬和驢；一個廣告經紀人一日辦理證件時才發現已經變了一個面貌，換上一張年輕俊俏的臉龐……馬歇爾．埃梅（Marcel Aymé）這位法國二十世紀戰間期小說家，他的作品寓幻奇元素於日常生活中，寫實的筆觸中滲入荒誕的手法，透過幻想，撕裂表面的假象，窺看真相。

　　《變臉人》的主人翁羅烏爾原本其貌不揚，「下顎與鼻子皺著，像隻法國鬥牛犬一樣」（35），然而一日沒來由地他的臉變了，變年輕，也變得賞心悅目，之前沒有人留意過他，如今女孩子們都紛紛主動對他示好。但是作家並非要說明顏值在這個「人帥真好」的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而是透過變臉這個荒誕情節讓我們深入思索臉在現代社會牽涉的作用。臉就是身分，是個人標誌，臉之所以是標誌並不是因為它蘊含什麼深刻的價值，而只是因為它是最易於辨識的。變了一張臉，人就喪失了定位點，掉進一個荒謬的世界，受困於一張沒有指涉的外表之中，動彈不得，動輒得咎，無法顯現自我。羅烏爾莫名其妙變了一張俊帥的臉之後，還沒有享受到變帥帶來的好處，他就已經先嘗盡苦頭了，變成一個沒有身分、沒有戶籍的人，他的太太，他的祕書，他的朋友全都認不出他了，甚至還遭人懷疑捲入謀殺案，原本不曾質疑過的安穩生活，對他變成了全然的陌異。

　　《變臉人》寫於二戰前夕，書中的某些論調不禁令人聯想起存在主義的想法，特別是一九三八年沙特出版的《嘔吐》中世界虛無空洞的論調。義大利作家皮蘭德羅的小說《死了兩次的男人》中人物的遭遇也類似羅烏爾的變臉記。故事的主人翁馬悌亞．琶斯卡因為事業不如意，又遭妻子娘家的人看不起，索性離家出走。他在蒙地卡羅賭場中贏得了巨大的金額，隔天他在報紙中得知他自己已經意外身亡，他的朋友已經出面指認，確認死者就是他。一開始，這個一夜致富的男人，覺得可以利用這個情境擺脫束縛，但是他當想要把錢存到銀行時，他遭遇到的困境就是沒有身分，這個情境就像《變臉人》中主人翁意外變臉之後，陷入了謀殺原本的自己，無法自證身分的險境中。後來皮蘭德羅的這位主角也因為沒有身分，無法與心愛的女子結婚，他只能變回原本的自己，這也是羅烏爾的遭遇，只不過羅烏爾的結局似乎顯得較為樂觀：他又重新回到婚姻生活。皮蘭德羅的主角就沒這麼幸運，他的妻子再婚，馬悌亞．琶斯卡只能離去。但無論如何，兩本小說的啟示都一樣：人都是受到存在主義所謂的「處境」所牽制。這個處境的某個微小的變數更動或調整了之後，我們可能會什麼都不是，就像羅烏爾一開始覺得很慶幸，能夠擺脫已婚身分的束縛，最終發現這幾乎是他唯一可能的生活了，除非透過激烈的手段掙脫這道桎梏般的秩序。

　　變臉也是一種從原本的臉換成另一張臉，這樣的變化於是產生的易位的觀點：人物因為改變了樣貌得以「微服出巡」，窺見了平時隱匿在表象背後的祕密。埃梅似乎也透過這個變臉遭遇，諷刺了布爾喬亞階級的生活迷思。丈夫換了一張臉，換了一個假名，以情夫之姿，勾引不知情的妻子，這是一種危險的忠誠度測試。果然平時保守拘謹的妻子毫無招架之力，不但投懷送抱，還對「情夫」大吐苦水，豪不避諱地數落另一半的無能。這段丈夫的感想似乎也承認了婚姻制度的虛偽：
 
　　夫妻生活要過得幸福快樂，雙方都必須對彼此視而不見，而且希望兩個人能平靜度日，雙方也都必須不懂對方。夫妻就像列車的兩道鐵軌，不但要緊挨著彼此前進，也得重視雙方間隙，否則萬一這兩條鐵軌碰在一起，夫妻生活這輛列車的運行就會毀於一旦。（134）
 
　　《變臉人》的法文書名是La belle image，除了可以指涉人人稱羨的顏值，漂亮俊俏的臉孔，也可以指向美麗的形象，而美麗的形象不正是布爾喬亞社會竭力維持的表面秩序與和諧嗎？任何不合邏輯、任何意外、突發、無可理解的事件都必須排除在這道理性秩序之外。從這個角度來看，變臉象徵的正是一種理性無法解釋的變動，一種跨越理性畛域的冒險。而從人物如何的反應，似乎也可看出這些墨守成規、保守偏安的布爾喬亞階級對於生活中無法解釋的事件抱持的畏縮態度。拉烏爾意外遭到變臉後，他求助於好友朱利安，把來龍去脈娓娓向他道來，但不但沒有獲得信任，還遭對方懷疑殺害了真正的羅烏爾。唯一能相信他奇幻遭遇的人卻是一位個性古怪、瘋瘋癲癲的老頭，安東尼舅舅。彷彿那些標榜正常的人其實都囚禁在自我理性的價值觀之中，反而是不畏懼異樣、怪異的人才更能開放面向他人，迎接任何冒險。

　　埃梅與當時普遍作家的文風大異其趣。法國二戰前後的文學發展，令評論家擔憂的是一種愈來愈無法觸及人民的文學。文學家彷彿變成了風格雕塑家，不論是何種階級，勞工、外交官、商人或是神職人員，當他們投身書寫時，似乎都忘記了自己的出身，迎合一種時尚的書寫方式，風格大同小異。巴黎社交圈的生活、布爾喬亞的教育，都強化了這種單一均化的風格。從這個角度來看，埃梅的創作試圖衝出這種假面的書寫。（也是一種變臉？）他出身卑微，與人民為伍，小說中也不乏以底層人民生活為主的書寫，使用的法文不過度裝飾，而是讓人聽見口語法文躍然紙上。年輕時他曾經從事過許多街頭上的工作：電影的臨時演員、郊區工廠的員工、流動攤販，或許這些經歷讓他更能從底層內部書寫所見所聞。但是並非做過這麼多工作才能書寫，埃梅能成為作家更是因為他敏銳細膩的觀察力和諷刺挖苦的描寫，這種書寫來自街頭漫遊的體驗，特別是他在長居的巴黎十八區所觀察到的人性百態。

　　法國哲學家帕斯卡說：「如果埃及豔后的鼻子再短一些，世界的面貌就要改變了。」法語的過去條件式通常用於表達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埃梅小說的敘述手法就是架構在這種對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的假設。他並不只觀察這些生活中潛在的微調，他透過一種遊戲性的精神，虛構了超現實的事件，雖然有時失真離譜，卻能夠搗碎被僵固的習慣掩蓋的牆面，（另一種穿牆人？）讓遮蔽的真相能夠閃現。埃梅的手法也類似古希臘哲學家的手法，為了闡釋真理，他們會在弟子面前用滑稽、荒誕的表演把哲理呈現出來。雖然埃梅的作品具有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式鉅細靡遺的寫實，但他的風格穿越真實的鏡面，可與卡夫卡的《變形記》、路易斯．卡羅的《愛麗絲夢遊仙境》和皮蘭德羅的《死了兩次的男人》並列變形記的世界經典行列中。他將荒誕與寫實融在一起，並行不悖，完成了現代生活的諷刺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