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帝國：藩鎮割據之亂與新政舊制衝擊的悲歌

商君雄秦
在封建制戰勝奴隸制的浪潮中，商鞅以改革者的姿態在這一大潮中推波助瀾，並使秦國一躍而起。然而他本人最後卻遭受了極為悲慘的車裂之刑。

以夏變夷
魏晉南北朝，中原再一次地分崩離析，而鮮卑拓跋氏因有孝文帝的漢化改革而顯得那樣光豔奪目。改革促進了自身民族的發展，更促進了民族大融合，加速了統一的到來。

曇花一現
范仲淹等人的慶曆新政可謂切中時弊，但北宋的守舊勢力太強大了，以至於新政僅存一年有餘便夭折了。

安石拯危
北宋政權到神宗執政時，已是病入膏肓，雖然有王安石拯危救難，但仍未能阻止其向垂死的邊緣滑去。

晉用楚材
「楚材晉用」是春秋戰國時代人才流動的普遍現象。十三世紀初葉，中國又出現了一位「晉用楚材」，那就是生於金卻為蒙古所用的契丹後裔耶律楚材。

人亡政息
明朝末年，張居正使瀕臨滅亡的封建政權重現一片生機，但後期卻剛愎自用，喜好阿諛奉承，厭聽逆耳之言，於是晚節不保，很快便身敗名裂、人亡政息。

洋務新風
當封建中國的大門被強行打開的時候，沉睡的中國人被驚醒，於是乎，刮起了一股洋務新風。

戊戌喋血
國恥使愛國的志士奮起，於是改革封建政體的維新運動應運而生。但是，變法何其艱難，戊戌英雄的血流成了河……。

韓趙魏三家分晉
春秋戰國之交，攫取軍權的新興勢力成為軍閥的雛形；他們相互廝殺與搏鬥，打開了歷史上軍閥混戰的先河。

平群雄劉秀稱帝
王莽改制，天下大亂，地方豪傑並起；劉秀起兵，東征西討，建立東漢王朝。

官渡之戰，袁曹爭霸
東漢末年，桓靈失政，豪強勢力重崛起；袁曹爭霸，混戰官渡，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赤壁鏖兵，天下三分
滾滾長江，是軍事上的天然屏障，曹操虎視眈眈，想一口吞下江南，孫權聯合劉備，以弱勝強，數十萬曹軍葬身魚腹。

侯景亂梁，武帝斃命
侯景興兵作亂老百姓慘遭荼毒苦；建康城內喋血，梁武帝被囚成餓殍。

安史之亂，玄宗幸蜀
安史作亂，玄宗奔逃，貴妃命喪黃泉下；中原大地，滿目瘡痍，羸民魂飛九重天。

藩鎮連兵，兵連禍結
唐朝衰弱，藩鎮林立，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山河破碎，兵燹頻仍，血淋淋，此禍剛平又生災。

朱溫削藩，藩削唐亡
義軍蜂起，無賴變為英雄；翻雲覆雨，叛徒竟成功臣；東征西討，軍閥殘酷施虐；圖窮匕見，後梁取代殘唐。

陳友諒自稱草頭王
元末亂世，英雄競出，陳友諒自稱草頭王；野心膨脹，攻伐不已，折戟沉沙空自忙。

吳三桂挑起三藩亂
愛紅顏，衝冠一怒賣江山；洩私憤，南征北戰為鷹犬；蓄異志，割據西南成一統；擅稱帝，刀光血影亂江南。

袁世凱專權竊國
多謀多變，鑽營投機，得為擁兵大員；小恩小惠，蓄積黨羽，遂成北洋之父；大奸大惡，野心畢露，終成為竊國大盜。

段祺瑞黷武窮兵
號稱北洋之虎，實為老袁走卒；欲爭中國領袖，大肆興兵動武；對外投降賣國，不惜棄宗背祖；雙手沾滿鮮血，卻要唸佛吃素。

吳佩孚逐鹿中原
初時秀才造反，後成北洋巨頭；號稱革命將軍，原為殺人兇手；數度逐鹿中原，鹿為他人所有；晚年節操可嘉，未作東酋之儔。

張作霖入關問鼎
遭逢亂世，起於山林草莽；稱雄東北，自建獨立武裝；染指北洋，數度入關爭霸；結日援己，終為日寇所亡。


 

序

商君雄秦

　　在封建制戰勝奴隸制的浪潮中，商鞅以改革者的姿態在這一大潮中推波助瀾，並使秦國一躍而起。然而他本人最後卻遭受了極為悲慘的車裂之刑。

　　自從夏啟建立了世襲制的奴隸制國家後，奴隸制最終在中原大地上確立了起來，並於商周達到了鼎盛時期。奴隸制的最大特點就是以宗法制度來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統治。所謂宗法制度，就是在原來氏族部落的基礎上，以血緣為紐帶而建立的社會關係。在宗法制度下，全體宗族成員為族長而效命，世世代代受其奴役。到西周時期，就發展成了等級森嚴的分封制度。

　　西周時，周天子是最大的奴隸主，是全國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以想像他是何等的高貴顯赫，威震四方。他為了更有效統治他的國家和他的人民，把同姓子弟都分封到各處，同時受封的還有周的功臣、親戚以及堯、舜、禹三王後代，這樣就形成了西周時期非常有特色的塔形分封制度。

　　周朝還制定了嚴格的宗法等級—嫡長子繼承制，來維護統治，即天子之位傳給嫡長子，其他兒子只能受封為諸侯；各諸侯國中也是嫡長子為繼承人，其他兒子只可以在國內做大夫；大夫也同樣往下傳，其他兒子只能為士，嫡長子享有土地的繼承權。這樣天子是大宗，對於天子來說，諸侯是小宗，而對於大夫來說，諸侯又是大宗，自己又是小宗了，就好比一棵樹分成無數樹枝，樹枝又分出葉子。層層分封，有如金字塔一般，天子位於塔頂，號令諸侯，諸侯統轄卿大夫，卿大夫又統轄士，位於塔底層的是千千萬萬窮苦的奴隸。

　　在這種嚴格的等級制度下，諸侯承擔鎮守疆土、捍衛王室、繳納貢物、朝覲述職等義務，卿大夫對諸侯承擔從徵、納貢等職責，士也要對卿大夫承擔各種雜務。如此明確的分工，使周天子在分封後的一段時間裡，能號令諸侯，一統天下，出現了奴隸制空前的繁榮。但是，就在統治者處心積慮、千方百計強化奴隸制統治，以為江山永固的時候，他們卻萬萬沒有想到，作為奴隸制掘墓人的新興封建因素，正在奴隸制的母體中孕育而生，並於不久之後取而代之。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諸侯國與周王室的血親關係越來越淡薄，親情逐漸淡漠。周王朝到了懿王時國勢衰弱，各諸侯國的勢力卻逐漸膨脹。西元前七七○年，犬戎入侵，西周滅亡，周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東遷的周王朝再也不能對諸侯發號施令了，西周時期的那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遂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所代替，歷史進入到大國爭霸的春秋戰國時期。

　　與此同時，奴隸制的土地關係──井田制，也出現了新的問題。井田就是把土地分為方塊，以柵欄等分隔，呈井字形，所以叫井田。它分公田和私田兩部分。公田是領主的土地，私田分給奴隸。分得私田的奴隸首先要無償耕種公田，然後才能耕種自己的小塊分地。待秋收時節，領主的公田收成是領主的財產，而奴隸卻還要由私田所得向領主交納糧食、織麻等等。到頭來，奴隸所剩無幾，他們由衷發出「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的慨嘆！但是，儘管奴隸主的盤剝較重，但奴隸畢竟有自己的一塊土地，也有一定的自由，而且隨著鐵製工具的使用以及牛耕的出現，這種自由越來越大了。

　　生產力的發展，使奴隸勞動的效率大大提高，公田和私田都能很快耕種完畢，於是奴隸們漸漸開始開墾一些荒蕪的土地，日久天長，私有土地越來越多。有遠見的奴隸主貴族感到已再難以將奴隸束縛在井田之上了，於是開始改變剝削形式，他們把土地分成小塊，出租給逃亡奴隸和破產平民，並以收租的方式代替了原有的勞役地租。這樣就出現了自由民階層，一些奴隸主貴族也逐漸轉化成了封建地主階級，因此，維持奴隸統治的井田制遭到破壞，封建因素也悄然誕生。

　　就在封建制度已見萌芽之時，各諸侯國內的摩擦越來越激烈，那些有能力卻不能世襲侯位的卿大夫和士們開始不滿於現有地位，他們從自由民那裡買得土地，並建立了自己的武裝，成了新興的地主階級。這一階級自興起之日起便迅速發展壯大，並急於登上歷史的舞台。商鞅等一批改革者就是他們的代表。

　　春秋戰國時期，地主階級開始成為社會的主角。為了使國家走上富強，稱霸諸侯，他們面對新的社會局面，在國內紛紛實行了改革。

　　率先改革的是齊國的管仲。管仲將私田分成不同的等級進行徵稅，同時，把全國劃分為二十一個鄉，並設了鄙、屬、縣、鄉、卒、邑等各級地方組織，這樣就將原來的宗法關係變為封建的行政管理秩序。齊國經過改革之後，首先走上了春秋霸主的地位。

　　西元前五九四年，魯國也宣布「初稅畝」，即按擁有土地的畝數徵稅。此外，晉、楚、鄭國都對土地制度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並在政治上實施一系列改革，以打擊奴隸主貴族的勢力，為地主階級發展創造條件。這樣，齊、晉、魯、楚、鄭五國都通過改革而實現了富國強兵的願望，成為春秋五霸。

　　戰國初年，三晉、齊、楚等國雖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其中進行最早、影響最深遠的當屬魏國的改革。魏文侯是魏國有名的君主，他勵精圖治、奮發圖強、選賢任能、網羅人才，其中李悝、西門豹、吳起等都是魏文侯慧眼所識，並重用實行變法的人。

　　李悝是一位了不起的改革家，他首次大膽地提出了廢除維護奴隸主貴族特權利益的世卿世祿制度，規定以軍功的大小給予官吏俸祿，並重視以法致用，作《法經》，加強王權統治。與此同時他廢除原有井田的阡陌封疆，充分利用地力，並提出豐年向農民多徵糧食以備荒年之用的「平糴法」。李悝的變法使魏國迅速強大起來，成為戰國第一雄。繼此之後，南方的楚國也企圖富國強兵，起用了魏武侯時被大臣王錯排擠的吳起進行變法。吳起也是從廢除舊貴族爵祿、並廢除官吏世襲這些十分尖銳的問題著手，怎知楚國的舊貴族勢力太強大，改革僅一年，吳起就被殺身亡。但是，由於吳起在楚國很注重養兵，使楚國的軍隊也日益強悍。

　　東方各國風起雲湧的改革之勢，使國家都變得強盛起來。他們都躍躍欲試，企圖威震一方，完成統一霸業。所有這一切，都使偏居西陲的秦國感到岌岌可危。

　　秦國原是位於陝西西部的一個小國，由於西周滅亡時，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才被列為諸侯。春秋時期，當晉國稱霸之時，秦國也很想向東擴展自己的勢力，但幾次東征，都出師不利。秦國東進的道路被晉國牢牢地遏制住，無法向東邁進，便開始向西發展，去征服鄰近的戎人，開疆拓土，依山河之險，成了西方的霸主。

　　戰國初年，秦國的社會經濟也發生了劇烈變化，為了適應新的經濟發展形勢，西元前四○八年，秦國也以實物地租的形式代替了勞役地租，叫「初租禾」。西元前三七八年，又開闢了市場交易，即「初行為市」，使商品交換活躍起來。秦國雖然有這些變動，但是比起東方各國卻落後許多。

　　此時，東方的魏、楚都因改革而強盛起來，並直接威脅到秦國。吳起在魏國時，就訓練了一支充滿戰鬥力的常備軍叫「魏武卒」。西元前四○九年，吳起奉魏文侯之命領兵攻打秦國，一舉攻下秦洛水以東的五座城池。魏國在那裡設立西河郡，秦國失去了洛水以東的土地。楚國自吳起改革之後，將整頓機構和吏治所節省下來的錢作為加強軍備之用，使楚國很快強盛起來，並開始拓展疆土，也直接威脅到秦國。

　　就在魏、楚兵強馬壯之時，秦國不但沒有富國強兵之策，反而被極大的內憂所困擾。秦國的奴隸主勢力十分強大，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異常激烈。自從秦躁公（西元前四四三年至四二九年）死了以後，秦國的宗室貴族操縱著國家的政權，他們爭權奪位的鬥爭接連不斷，國君更替不迭，臣子乘機作亂。秦懷公在位不到四年就被庶長鼂逼死，立了秦靈公。靈公死後，他的叔父發動宮廷政變，篡奪了君位，即秦簡公。

　　簡公時，秦國政治腐敗，經濟落後，雖有「初租禾」這一稅制改革推出，但一時很難扭轉積貧積弱的局面。秦簡公死後，兒子惠公即位。秦惠公為了抵禦強魏的進攻，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曾三次進攻魏國，並曾出兵韓、蜀兩國，樹立了一定的國威。惠公死後，兒子出子即位。出子在位僅兩年時間，西元前三八五年，庶長菌改殺掉了出子，立靈公之子公子連即位，這就是秦獻公。

　　靈公死後，秦簡公篡位，公子連被迫流亡魏國長達二十一年之久。在背井離鄉的日子裡，他看到了魏國是何等的國富兵強，而想起自己貧弱的祖國，心裡便時時感到悲愴。回國後，他決心仿效魏國，發憤圖強，著手整頓國內事務，以改變秦國長期以來的內憂外困、貧弱落後的局面。他首先廢除在秦國實行了三百多年的殺人殉葬制度。初步制定了戶籍制度，即把人口編戶，五家為一伍，從而形成新基層行政單位的雛形。

　　他還在邊疆設立了打破奴隸主貴族世襲封地的四個縣，並把都城由原來的雍城（今陝西鳳翔）東遷到櫟陽（今陝西臨潼），以擺脫舊貴族勢力的影響和便於向東發展。秦獻公的這些措施對打擊奴隸主貴族的勢力、促進封建經濟發展無疑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也創造了良好的變法氛圍，為後來的商鞅變法打下基礎。秦獻公初步改革之後，秦國封建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國內外形勢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此之後，秦國曾打敗韓魏聯軍，並曾深入魏國境內，一次斬首魏軍六萬人。在獻公時，秦國可說達到了初步的繁榮。

　　但是，儘管如此，秦國奴隸主貴族的勢力仍然很強大，國內摩擦還十分尖銳。在外交上，秦國的地位仍然很低弱，被視為夷狄之列。並一直被摒棄於諸侯盟會之外。就是在這種國亂、兵弱而主卑的情況之下，西元前三六二年，獻公的兒子渠梁即位，這就是秦孝公，一個使秦國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英明國君。

　　西元前三六二年，對於秦國人來說，是既悲傷又歡慶的一年。悲傷的是，他們失去了獻公這樣一位久未出現的好君王；歡慶的是，具有遠大抱負的新的國君即位了。

　　孝公登基不久，便在全國各地貼出詔令：「想當初先祖穆公在岐山雍水之間，修德行武，東與晉國以河為界，西霸戎狄，廣地千里，為後世開闢基業，是何等的榮耀。後來經過歷公、躁公、簡公、出子的混亂時期，內憂外患，使三晉奪取了我河西之地，各諸侯國都鄙視我秦國，這真是莫大的恥辱。獻公即位後，鎮撫邊境，遷都櫟陽，目的在於向東擴展勢力，以恢復故地，行穆公之政令。寡人每想到父親未盡之事業，常常痛疾於心。現在各位賓客群臣，如能有誰獻出妙計，使秦國強盛，我將給予他高官，封賜給土地。」這就是孝公的招賢令。

　　人們看到了這個招賢令後奔走相告，議論紛紛。秦國有史以來獎勵功臣，從不賜給土地，如今新君以土地相許，足見其富國強兵的決心以及思賢若渴的急切心情。於是人們紛紛向孝公獻計獻策，各國有才之士也都紛紛投奔秦國。商鞅便是其中之一。

　　商鞅（約西元前三九○年至三三八年）原是衛國沒落宗室貴族的後裔，他本姓公孫，名鞅，又名衛鞅，只因後來被秦孝公封在商地（今陝西商縣東），才被稱為商鞅，號商君。年輕時的商鞅就極熱衷於法家學說，曾經潛心研究過管子的法學思想，他對李悝、吳起等人的改革成就十分嚮往，並夢想著能像他們那樣有所作為。當時衛國是魏的屬國，魏國經改革之後國力強盛，欣欣向榮，這使年輕的商鞅對魏國充滿了希望，在他的心中，魏國的一切都顯得那樣朝氣蓬勃。因此，在魏惠王即位後不久，商鞅便懷著大展宏圖的志向，離開了自己的故鄉，來到了他嚮往已久的魏國。

　　商鞅首先投奔到了推崇變法的魏相公孫痤的門下，做了他的執事家臣中庶子，目的在於有朝一日，能使公孫痤將自己推薦給惠王。在那裡，他刻苦學習李悝的著作《法經》，並注重研究李悝、吳起的政治主張和改革實踐，準備待惠王重用他後，把自己的畢生精力都貢獻給新興地主階級的變法事業。

　　然而不幸的是，當公孫痤還沒來得及推薦商鞅的時候，就重病纏身，臥床不起了。魏惠王聽說後，特地來探望，他見丞相生命垂危，心裡很難受，怎奈自古死生有命，傷心也無益，他便向公孫痤請教後事。惠王問道：「萬一愛卿有個三長兩短，我的國家將由誰來輔佐呢？」公孫痤掙扎著說道：「我有個家臣，名叫公孫鞅，此人有非常的才能，希望我死後君王將國家託付給他，老臣便放心了。」惠王一聽，覺得很奇怪，心裡想：「公孫痤一定是病糊塗了，怎麼會讓我把國家交付給他的一個家臣呢？」所以他沒有作聲。公孫痤看惠王沉默不語，知道惠王一定是覺得商鞅年輕，資歷淺，又沒有名望，因此不會重用他。於是他又讓身邊的人都退下，對惠王悄聲說道：「君王既然不肯重用此人，就一定要把他殺了，千萬不能讓他逃出魏國，否則日後必成魏國之患。」

　　這一次惠王點了點頭，看來是同意了。等惠王走後，公孫痤把商鞅叫到自己的榻前，他很抱歉地對商鞅說：「剛才惠王問我誰可以為相，我說你可以，王沉默不語，表明他並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因為先君後臣，於是對他說，如果不用你，就把你殺掉，這次他答應了我。現在你趕快逃走吧，以免遭殺身之患。」商鞅聽了以後，不但沒有害怕，反倒還笑了笑，他不慌不忙地說：「大人讓他重用我，他不聽，大人讓他殺了我，他也不會聽的。」果然不出所料，惠王覺得商鞅乃是一無名小輩，不必傷他。此事在他的腦海中逐漸淡忘了，直到有一天，商鞅率領秦國的軍隊打到魏國城下，他才如夢方醒，後悔沒聽公孫痤的話，當然這是後話。商鞅沒有馬上離開魏國，如他所預料的那樣，他的生命沒有什麼危險，但是他的理想卻成了泡影，他那種奔魏時所具有的巨大熱情和朝氣都被這團冰所冷卻。

　　正當商鞅在魏國懷才不遇的時候，傳來了秦孝公招賢的消息，商鞅欣喜若狂。他又抱著新的希望，一路風塵，來到秦國。

　　商鞅通過孝公的寵臣景監見到了孝公。那是西元前三六一年初春的一個早晨，商鞅第一次求見孝公。這對於還不到三十歲的商鞅來說，實在是太讓人興奮了，自己已經歷了一次磨難，這一次他慶幸自己終於找到了明主，他可以實現自己的夙願了。於是商鞅慷慨陳詞，侃侃而談，興致勃勃地說了許久。可是孝公卻似聽非聽，昏昏欲睡。孝公退朝後對景監大怒道：「你介紹的這叫什麼賢人啊，簡直就是狂妄之徒，怎能重用？」景監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去問商鞅。商鞅不慌不忙地說：「我給公講的是帝王之道，看來公的志趣並不在於此。請大人為我稟明公，我要再次求見。」景監見他泰然自若的樣子，也只好答應了他。

　　孝公怒氣過後，回想起商鞅所講的稱帝方法，覺得還是很有道理的，只是自己所處的環境，連與各諸侯國平起平坐都不能，還談什麼帝王之道。再細想想，覺得商鞅還是很有見地。過了五天之後，孝公再次召見商鞅。這一次商鞅講的是王道理論，顯然又未中孝公之意。

　　商鞅摸清了此時的孝公不需要帝道和王道，於是他在第三次見到孝公時，以霸道理論講給孝公聽，也就是建議孝公如何稱霸諸侯。這一下子就說到孝公的心裡了，他聽得十分認真，並覺得商鞅所言極是。事後，商鞅對景監說道：「孝公有用我之意，我知道他一定還會召見我的。」果然，沒過多久，孝公就對景監說：「你介紹的這位客人很不錯，我要和他仔細地談談。」

　　於是，孝公第四次召見了商鞅，這一次君臣二人談得十分投機，孝公甚至忘記了君臣之禮，不知不覺湊近商鞅，兩人如久別知己，一連長談幾天，都覺得意猶未盡，相見恨晚。商鞅終於在歷盡波折之後，得到了秦孝公的信任和重用，他終於找到了施展理想與抱負的天地，於是他便開始著手他的改革方案了。

　　孝公要重用商鞅實行變法的消息很快在秦國朝野上下傳開了。秦國裡舊的奴隸主勢力十分強大，他們知道變法一定會觸犯他們的利益，於是便極力進行抵制。除此之外，許多人都並不清楚變法究竟會怎麼樣，對變法持懷疑態度，這些人也不支持變法。面對這種局面，秦孝公也有些舉棋不定，尤其是甘龍、杜摯等反對者多次上疏，危言聳聽，極言變法的危害之後，孝公更是有些猶豫了。商鞅對此看得清清楚楚，他意識到，堅定孝公的變法決心是至關重要的，同時也為了使更多的人瞭解到變法是強秦的關鍵，他必須想辦法在輿論上戰勝守舊派。於是商鞅與甘龍等人就是否變法問題展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大討論。

　　這天早朝，孝公對是否變法問題，徵求百官意見。商鞅首先站出來說道：「臣啟陛下，行動舉棋不定，就不會有成就，辦事瞻前顧後，就難以取得成功。況且有所作為的人，容易受到世俗的非難；見地非凡的人，往往被人們所詆毀。愚蠢的人往往墨守成規，而智者往往都具有先見之明。普普通通的民眾不能與他們探討如何創業，他們只配坐享其成罷了。這就是所謂的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所以說，從長遠角度來看，只要能使國家富強起來，就不必沿襲舊制度；只要有利於人民，就不能死抱老規矩不放。陛下若下定變法決心，就不要再考慮天下人的議論了。」

　　孝公聽了這話，覺得是這個道理，他也知道商鞅的一席話是針對自己的些微猶豫而說，於是他連連點頭稱好。甘龍卻立刻出來反對。他說：「公孫先生此言差矣。聖人只能在不改變民眾的傳統習慣下才能實行禮教，智者只能不變更以往制度才能治理好國家。如果順應民眾的習俗去教化他們，可以事半功倍；沿襲舊法而去治理國家，官吏已經適應習慣，人民必然能安居樂業。現在我們只有沿襲古人遺留下來的制度才能永世留芳，造福子孫。否則如改變現有局面則必定使時局惡變，生出禍患。臣還是希望陛下能再考慮一下。」甘龍說完，只見朝中許多大臣都連連點頭表示贊同。

　　甘龍的話確實代表了朝廷內外一部分人的心聲，商鞅感覺到必須給予強有力的駁斥，以扭轉這些人的看法。於是他說道：「甘龍之言，乃是世俗之言也。平凡的人總是安於舊習慣，而儒生學子又往往只知舊禮，這兩種人可以當官做老爺，但不能同他們討論成法以外的事情。從遠的看，夏、商、周三代的禮制各不相同，而夏啟、商湯、周武王卻都成了王業。近世春秋秦穆公、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王五霸的制度都並不一樣，而他們也都曾稱霸一時，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們並不愚蠢地盲目遵守舊禮，而是因勢利導，有所創新。所謂智者制定法律，而愚者墨守之；賢者變通成禮，而不肖的人拘泥之。如今我們國家正處在只有變法才能圖強的歷史時期，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效法聖人變通舊制以利於今的做法進行改革。而受舊禮制約的人是不值得同他們商量大事的，受舊法制約的人是不配與之討論變革的。」

　　商鞅這一針鋒相對的雄辯，使甘龍無話可說。這時杜摯站出來爭辯道：「我聽說，如果沒有百倍的好處，是不可以改變法度的；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是不能改換祖先器物的。而且，遵守古法不會有過錯，依照舊禮不會出偏差，所以還請陛下三思。」

　　商鞅一聽這話，覺得十分荒謬可笑。他駁斥道：「變法圖強，使國家興盛，人民安樂，這個好處是千倍萬倍的，而不變法則必然貧弱落後。如今的國家與古代所處的時局不同，那麼治理國家的方法又怎麼能相同呢？正因為此，商湯、周武因沒有恪守古制而興旺發達，一統天下，而夏桀、商紂沒有適時變革而歸於滅亡。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一定要變法才能強盛，否則必然走向最後的滅亡。至於說守古依禮，那麼前代的禮教各不相同，各代帝王的法制並不一樣，你究竟效法哪一個古代、遵循哪一個帝王呢？歷代的帝王都是適應時代的需要而創立法度，依據具體情況而制定禮教，禮和法總是因事而異，因時而異，從沒有一成不變的。只要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人民，就必須有所突破，剔舊出新。所以說，此時變法是我們國家的當務之急。」

　　商鞅的據理力爭，使甘龍、杜摯等人再也無可爭辯了，也使大多數朝廷重臣首肯稱是，孝公也更加堅定了變法的決心，打消了顧慮。商鞅以雄辯的口才論證了適時變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以深入淺出的道理宣傳了他的變法理論，使人們在心目中對變法有了新的認識，同時在輿論上他戰勝了守舊派，為變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時秦孝公就表示，即使以後變法遇到再大困難，他也再不會動搖。於是他任命商鞅為左庶長，主持變法。

　　在朝廷內，商鞅通過自己的努力，力排群議，使眾臣首肯了，這些都為他的變法開通了道路。但是在民眾的心目中，他們還不知道商鞅是誰，更不知道他的為人以及他的變法。為了在民間取得百姓的信任，他在變法前做了這樣一件事。

　　在熙熙攘攘的市場南門外，本來就是人來人往的交通要塞，這一天更顯得格外熱鬧。透過裡三層、外三層、層層圍觀的人們往裡望去，只見在大門口立有一根三丈長的木頭，並在旁邊貼出告示，說誰若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去，就賞他十鎰黃金。告示的落款是左庶長公孫鞅。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大家交頭接耳，都覺得這不太可能，搬木頭那麼容易的事，怎麼能給十鎰黃金呢？大家都不知是怎麼回事，誰也沒有動。於是，商鞅又下令，有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就賞他黃金五十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