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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塵集 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二: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

今塵集 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二: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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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傳世和出土文獻向來是研究古代歷史的主要材料,
邢義田院士相信,圖像如同文字,
一樣能對今人吐露心聲。
《今塵集》採用2036張珍貴圖片,全彩印刷,
為您帶來全新視界!

  《今塵集》所輯為邢義田院士2011年以後的最新論文,材料上試圖在過去不甚搭界的傳世、出土文獻和圖像材料之間建立橋梁;方法上試圖糅合上述三類材料,說服今天以研究傳世和出土文獻為主流的古史學界,也能用另一隻眼看圖像。

  全著分為三卷:卷一是「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卷二是「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卷三是「簡牘、畫像與傳世文獻互證」。三個主題收錄一起,方便讀者能有機會看到在其他固守傳統研究領域和方法的論文裡被忽略的問題和方面,為認識古代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找到新的可能。

  卷二「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既有針對某一組出土文獻的縱向深入研究,也有從秦至晉長時段歷史時期下的橫向比較分析,還有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校讀居延漢簡所累積的心得。內容有:

  〈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
  〈漢至三國公文書中的簽署〉
  〈敦煌懸泉《失亡傳信冊》的構成〉
  〈漢晉公文書上的「君教『諾』」、署名和畫諾: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札記〉
  〈「𥿍其計」臆解: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一〉
  〈「當乘」與「丈齒」: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二〉
  〈再論三辨券: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三〉
  〈三論有期刑: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四〉
  〈「手、半」、「曰 曰荊」與「遷陵公」:里耶秦簡初讀之一〉
  〈張家山《二年律令》行錢行金補證〉
  〈西漢戶籍身分稱謂從「大小男女子」變為「大小男女」的時間〉
  〈乘車、乘馬吏再議〉
  〈「雀」手足與「刑」手足: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讀記〉
  〈校讀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的新收穫(民國 102.3-103.7)〉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邢義田


  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院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秦漢史、古代中外交流史、羅馬史。出版有《秦漢史論稿》(1987)、《西洋古代史參考資料(一)》(1987)、《古羅馬的榮光》(1998) 、《天下一家》(2011)、《地不愛寶》(2011)、《治國安邦》(2011) 、《畫為心聲》(2011) 、《立體的歷史》(2014)、《畫外之意》(2016)等。

 
 

目錄

自序

卷二 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

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
一、正本文書基本上由屬吏代為署名
二、屬吏代為批示文件
三、甲渠候官所見的發文正本和簽署順序
四、副本的多樣角色和多層意義
五、草稿和副本的區分
六、結論

漢至三國公文書中的簽署
一、漢簡文書中的簽署
二、三國吳簡別券上的簽署
1. 吏民田家莂的簽署
2. 從筆跡再思田家莂的性質和製作
3. 竹簡別券的簽署與製作
三、結論

敦煌懸泉《失亡傳信冊》的構成
一、對《失亡傳信冊》構成的不同認識
二、《失亡傳信冊》的整理與編聯
三、《失亡傳信冊》構成臆測
四、結論

漢晉公文書上的「君教『諾』」、署名和畫諾: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札記
一、畫諾與簽署有別
二、署名的新證據
三、走馬樓吳牘上後書的「諾」字與不同形式的畫諾
「𥿍其計」臆解: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一
「當乘」與「丈齒」: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二(與高震寰合著)
一、當乘
二、「丈齒」與「馬齒盈四以上」、「齒未盈至四以下」

再論三辨券: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三

三論有期刑:讀嶽麓書院藏秦簡札記之四
「手、半」、「曰 曰荊」與「遷陵公」:里耶秦簡初讀之一
一、手、半
二、「曰 曰荊」
三、遷陵公

張家山《二年律令》行錢行金補證

西漢戶籍身分稱謂從「大小男女子」變為「大小男女」的時間

乘車、乘馬吏再議
一、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新證據及若干旁證
二、《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中的有秩乘車
三、乘馬吏存在嗎?
「雀」手足與「刑」手足: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讀記
一、雀手足
二、「刑」手足

校讀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的新收穫(民國 102.3-103.7)(與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合著)
一、工作概況
二、初步收穫
 

自序

  1980 年代有一位印尼出生的華人歌手文章,唱紅一首臺灣街頭巷尾都聽得到的歌:〈古月照今塵〉,歌由小軒作曲,譚健常作詞:

  一部春秋史 千年孤臣淚
  成敗難長久 興亡在轉瞬間
  總在茶餘後 供予後人說
  多少辛酸  話因果
  百戰舊河山 古來功難全
  江山幾局殘 荒城重拾何年
  文章寫不盡 幽幽滄桑史
  悲歡歲月  盡無情
  長江長千里 黃河水不停
  江山依舊人事已非 只剩古月照今塵
  莫負古聖賢 效歷朝英雄
  再造一個輝煌的漢疆和唐土

  這首歌陪伴了我太半的研究生涯,餘音繞梁,久久不去。我特別喜歡「文章寫不盡幽幽滄桑史」、「江山依舊人事已非,只剩古月照今塵」這幾句,一度決定將自己過去發表的論文輯為《古月集》,退休前後這些年來新寫的輯為《今塵集》。不意《古月集》牽連太多,猶待整編,《今塵集》卻先面世了。

  《今塵集》所輯為 2011 年以後這八、九年來所寫的論文,這些論文有不少是我過去研究的延續,但也有些是具方向性的新嘗試,所謂方向性是指材料、方法和課題三方面:在材料上,我試圖在過去不甚搭界的傳世、出土和圖像材料之間建立橋梁;在方法上,試圖揉合上述三類材料,用我稟持的論說方式,說服今天以研究傳世和出土文獻為主流的古史學界也能用另一隻眼看圖像,我相信圖像如同文字,一樣能對今人吐露心聲。

  在課題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主題:

  1 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漢代邊塞隧長的文書能力與教育〉、〈秦漢基層員吏的精神素養與教育〉和〈從《太平經》論生死看古代思想文化流動的方向〉這四篇,都是在探討一個本屬社會上層統治菁英擁有的文字能力和思想如何流播到平民百姓的世界裡去。我必須承認社會底層的某些文化因素是否也曾向上流播,同樣應該注意,可惜我尚無力及此。〈再論「中原製造」〉則是利用出土文物,指出秦漢中國和域外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這是幾年前所出《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三民書局、三聯書店,2014)一書的延續。

  2 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這部分有正式的論文,也有讀簡札記,共十餘篇,隨讀成文,不成系統。有些是據新出的材料補證過去曾論證過的問題,例如文書正副本和簽署、有期刑和乘車乘馬吏,有些則是閱讀嶽麓書院、里耶秦簡、懸泉漢簡、走馬樓三國吳簡和郴州晉簡等新材料的札記。近十餘年來秦漢簡牘帛書不斷出土和刊布,數量之多,頗感接應不暇,而相關研究又多如牛毛,不能不興「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之嘆。這部分所論必多不足和不妥,只能期待後浪再接再厲了。

  3 簡牘、畫像和傳世文獻互證。這部分收有論文七篇,這七篇的共同點都在以不同性質的材料互證,試圖打破傳統專業或學科的界線。有些發表在藝術史的期刊,有些發表在古文字學的刊物,有些出現於學報或祝壽論文集,有些改寫自演講,讀者群頗有不同。如今收錄在一起,希望方便更廣泛的讀者,能有機會在我的論文裡看到在其他固守傳統研究領域和方法的論文裡被忽略的問題和方面,為認識古代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找到新的可能。

  以上論文刊出後,不斷有師友和同學指正,我自己也陸續發現了不少須改正或增刪之處。這次收錄都作了或多或少的刪補,雖然基本看法大多維持。改變較大的是例如對馬王堆漢墓帛畫「太一祝圖」性質的認識。過去我在論文中曾贊同太一祝圖的說法,現在認為不如稱它為社神圖更妥當。關鍵在於我和其他學者一樣,過去都沒有充分意識到帛畫上書寫「榜題」和「題記」,這兩種形式所具有的不同意義,也沒整體地考慮這些帛畫存放位置以及和喪禮過程的關係,並錯誤地以為古代畫作有所謂的「總題記」。是否如此,敬待讀者的批評和指教。

  臺灣出版環境十分不易,學術性書籍銷路尤其有限。不意不久前,聯經主動求稿,令我感覺意外和感謝。為答雅意,特別徵得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鄧小南院長同意,將去年秋天在該院的一場演講整理成稿,納入聯經版,分享讀者。又中西書局簡體版(2019)出版後,陸續發現一些錯誤,又看到不少同行的論文和新材料,有了新想法,這回出繁體版,或增補修改,或保留原樣而註明自己的失誤。我現在的想法當以聯經版為準。

  末了,我要感謝這些年來無數支持和鼓勵我的師友和同學,感謝家人維紅和本寧、本元的容忍和耐心。研究太忙常是藉口,失職的丈夫和爸爸則是真實。這本書獻給家人。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0857580
  • 叢書系列:邢義田作品集
  • 規格:精裝 / 384頁 / 14.8 x 21 x 5.38 cm / 普通級 / 全彩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

「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論衡.別通》

秦漢公文書的文書格式、起草、定稿、抄寫、簽署、副署、封印、存檔、查核、保密、傳送以及正、副本或草稿性質等等問題,受到不少中外學者關注。過去十餘年,我曾作了少許分析,但總覺得還有太多的地方難以捉摸。近年來新材料不斷出土,舊材料也時有較好的圖版刊布,使我們有機會作進一步的探討。本文打算談談其中較令人困擾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

這是一個目前還無法全面解決,卻不能不面對的基本問題。敦煌和居延出土簡牘成千上萬,它們原本絕大部分是漢代邊塞行政裡的公文書和簿籍。就行政作業而言,它們不是正本、底本、副本就是草稿。不適度掌握正、副本和草稿等的特徵以及它們在行政流程中所居的位置,即不易重建當時行政作業的面貌,也就難以深一層認識秦漢官僚行政最基本和最日常的一面。

自王國維開始,早期的研究者已注意到簡牘形制和檢署之制。王國維的《簡牘檢署考》允為開山之作。其後勞榦、陳夢家諸氏續有考察,唯較少措意於簿籍文書的作業程序以及文書正副本或草稿這一類的問題。日本的森鹿三、藤枝晃和永田英正教授大概是最早主張從「古文書學」(diplomatic)的角度去整理和分析居延漢簡原本文書性質的學者。他們加上曾參加森教授研究班的魯惟一(Michael Loewe)、大庭脩以及後來從永田學習的角谷常子等致力於研究漢簡公文書的構成和收發,成為簡牘文書學研究的先驅。1967年魯惟一首先指出公文副本(duplicate copy)的存在。1981年藤枝晃指出以草書所寫的應是草稿。永田英正受其啟發,在分析破城子、地灣和博羅松治出土的送達文書格式後,曾總結性地說既有簿籍送達文書的正式文書,「也就會有其抄本,又有不得不視為正式文書的副本或草稿的東西。」這等於宣告上述遺址,在他看來存在著行政作業上屬於不同性質的簿籍和文書。永田覺得判別公文書的性質,有時很難把握,但限於當時的材料,他基本上接受了藤枝晃的看法,將某些簡牘文書視為底本或草稿。大庭脩則相當全面地考察過漢簡文書裡官吏的署名和副署,並指出正式文書應由發出文書的首長親自簽署。他的看法代表一種對正式文書或文書正本特徵的重要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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