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位偵探

導讀

重返解謎犯罪小說的黃金盛世
【犯罪作家】既晴

　　「我們必定不可忘記，」格蘭接著說，「謀殺謎案的核心目的是給讀者幾名嫌疑犯，並保證在大約一百頁之內，其中的一或多人將被揭露為兇手。那正是這個類型之美。」

　　《第八位偵探》（Eight Detectives，2020）為英國犯罪小說家艾利克斯．帕韋西（Alex Pavesi）的第一部作品，當讀到他藉由書中主角之口所說的這句話時，不禁令人聯想到綾辻行人在《殺人十角館》（1987）中在第一章所揭示、被認為「新本格浪潮」起點的宣言──

　　「無論是否被指為不合時宜，最適合推理小說的題材，總歸還是名偵探、大宅邸、形跡可疑的居住者、血腥的慘案、撲朔迷離的案件、石破天驚的大詭計……虛構的情境更好，重要的是能享受推理世界的樂趣就可以了。不過，必須完全合乎知性的條件。」

　　事實上，由於《殺人十角館》由專事古典解謎小說發行、翻譯的「密室國際出版社」（Locked Room International）出版了英譯本《The Decagon House Murders》（2015），帕韋西亦曾在Twitter上對《殺人十角館》大加盛讚。這在在顯示，源自英美，原本在一九四○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逐漸沉寂的這項傳統流派，在義大利、日本、法國等非英語系創作圈的傳承下，終於在數十年後復歸於英國，以嶄新的手法重新詮釋古典解謎的「類型之美」。

　　古典解謎流派，是犯罪小說的原初形態。以「密室殺人」為主軸的短篇〈莫爾格街兇殺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1841）中，艾德格．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即以「人類的心智特徵中，有種名為『分析能力』的特質」破題，象徵一種以謎團、智力的新種類型文學於焉誕生。其後，又有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的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探案、G．K．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的布朗神父（Father Brown）探案、理查．奧斯汀．傅里曼（Richard Austin Freeman）的宋戴克博士（Dr. Thorndyke）探案、傑克．福翠爾（Jacques Futrelle）的「思考機器」（The Thinking Machine）探案，為這個以邏輯／解謎為主的類型文學逐步擘建了一個完整的創作／閱讀體系。

　　到了「謀殺天后」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史岱爾莊謀殺案》（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1920）與「不在場證明巨匠」福里曼．威利斯．克勞夫茲（Freeman Wills Crofts）《桶子》（The Cask，1920）在同一年發表，將古典解謎流派從短篇小說推進為長篇小說，更伴隨「日不落國」大英帝國的殖民戰略，在全球各地傳播散佈，進而開花結果，成為日後犯罪文學史家所稱的「黃金時期」（The Golden Age）。

　　在這段黃金盛世中，邏輯／解謎融入故事的書寫技術達到了高度的發展，也樹立了多樣化的創作理論。首先，為了追求鬥智的公平競賽，創作者必須在故事布局、真相設計上，遵守某些特定的寫作紀律，例如隆納德．諾克斯（Ronald Knox）的〈推理十誡〉（Ten Commandments of Detection，1928）與S．S．范．達因（S.S. Van Dine）的〈推理小說二十則〉（Twenty Rules For Writing Detective Stories，1928）皆屬此類。

　　其次，為了追求犯罪詭計、伏線千里的極致，創作者亦融合了別出心裁的後設技法，例如約翰．狄克森．卡爾（John Dickson Carr）在《三口棺材》（The Three Coffins，1935）的第十七章〈密室講義〉（Locked Room Lecture），偵探基甸．菲爾博士（Dr. Gideon Fell）暢談古往今來的「密室謀殺」作品，加以歸納、分類，並開創出全新的密室詭計。戴利．金（C. Daly King）的《遠走高飛》（Obelists Fly High，1935）在全作的尾聲增加了「線索指南」（Clue Finder），列舉故事中的伏筆與真相的關係，供作敘述段落中線索誤導、雙重涵義的徹底檢視。

　　誠然，以今日的角度觀之，所謂古典解謎的書寫戒律，確實有其時代背景的侷限性。例如，〈推理十誡〉有「故事裡不能出現中國人」、「偵探本人不能是兇手」，〈推理小說二十則〉有「不可在故事中添加愛情成分」等等，莫說現代讀者看了只能啞然失笑，即使是彼時的創作者，亦不乏不贊同者，以作品的實踐來打破戒律，證明縱使不遵守戒律，依然能夠寫出好作品。

　　然而，事實上，犯罪解謎流派與其他流派並無不同，皆是隨著閱讀大眾的需求，不斷演變、與時俱進的。針對不合時宜的創作戒律，也有許多後進作家補充、修訂，亦使「解謎」的定義日新又新，提供了更寬廣的創作疆域。當某些評家動輒「本格已死」、「詭計已亡」云云、論斷古典解謎流派「日薄西山」之際，馬丁．愛德華斯（Martin Edwards）、保羅．霍特（Paul Halter）等當代名家，都證明了解謎犯罪小說依然充滿生命力。

　　《第八位偵探》正是在解謎流派默默耕耘、步步踏實的長年累積下，以數學模型解構「類型之美」的亮眼之作。本書採用了「作中作」的後設形式，以七個各自獨立的短篇故事，藉著一場場作家與編輯的對談，探討解謎小說最精巧、最簡約、最純粹、最根源的核心構成要素。對於閱讀者而言，這是一次次「探索文字意義」的心智型冒險，對於創作者來說，這則是一段段「展現文字魔術」的創意型實驗。

　　故事的舞臺，是地中海的一座小島。數學教授格蘭．麥卡利斯特（Grant McAllister），曾經是出過幾部作品的古典解謎小說作家，發表過一篇數學與偵探小說關聯性的研究論文〈偵探小說中的排列〉，晚年已隱居於此。「血型圖書」出版社的編輯茱莉亞．哈特（Julia Hart），希望能夠重新出版格蘭在作家生涯最後一本自費出版、印量不到一百本的短篇集《白色謀殺》，親自到訪這座小島，兩人一面討論這部絕版已久、故事型態充滿古趣的作品，此間，塵封多年的舊日記憶也跟著甦醒，這部形式多元、指涉數學理論的《白色謀殺》，不僅篇篇與「黃金時期」的經典名作遙相呼應，恐怕更藏匿了不為人知的深沉秘密。

　　在這部充滿後設手法、探討解謎犯罪小說本質的特異作品中，分為奇數章的短篇小說，以及偶數章格蘭與茱莉亞的對話。首先，格蘭提出了解謎小說在數學模型上的四項基本元素，並透過短篇小說中的布局、劇情設計做出實踐，有「夫子自道」之風。然而，茱莉亞做為這些短篇小說的讀者，則以讀者的觀點提出立場不同的見解，並進而推敲格蘭當時的創作意圖。

　　不過，如前所述，「黃金時期」已成往事，創作當下的時代背景亦不復現，這些故事的創作意圖，也隨著時過境遷而逐漸模糊、消逝，沉澱在作家的潛意識底層之中。此時的格蘭，不再是這部作品的造物主，反而更像是一個「帶來案件的委託人」，必須仰賴慧心獨具、擁有「偵探之眼」的茱莉亞才得以澄清，挖掘出屬於創作者個人的專業機密。這種身分的轉置，無疑成了本書的另類趣味。

　　在《第八位偵探》中，帕韋西深究古典解謎小說特有的「類型之美」，說是寫下了二十一世紀的新版〈密室講義〉，也許亦不言過其實。與當代犯罪小說大量描寫社會、人性的路線截然不同，《第八位偵探》猶如鮭魚溯溪般，一心探求犯罪小說的原初形態，而當我們抵達全書的終末之地，關於人類心智的奧秘，想必亦能夠拾掇一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