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人們常忽略聽覺這件事，直到他們遇到聆聽有困難的人，或是因為聽不到而溝通困難的人，或是戴著助聽器或電子耳的人，而這樣的人數比大家所想像的還多。事實上，聽力損失越來越常見，近期的統計數據指出大約有4,800萬名美國人有聽力損失（Lin, Niparko, & Ferrucci, 2011），比起美國十年前2,800萬人被鑑定為聽力損失的數字高出很多。其中多數人是重聽類型或是人數日漸增加的後天性聽力損失類型，而後者是由於遺傳、噪音型聽力損失、感染、藥物、頭部受傷，以及年齡增長而造成。你可能在周遭看到過很多有聽力問題的人，確實，這樣的人到處都有。也許你家裡有配戴助聽器或使用擴音電話的長輩，或者有鄰居因為經常大聲聽音樂而導致噪音型聽力損失，甚至可能你朋友的家人中有聾人；也許你曾經在電影或廣告裡看過聾人女演員，或者在緊急警告情境或大學課堂上看到手語翻譯員，也或許你自己就是聾人（deaf）或重聽者（hard of hearing）。如此的經驗，有的很淺層，有的很深刻，都會促發人們思考或提出一些問題，而我們希望在這一版的書中可以用最新的訊息去討論這些問題。我們一面回答這些問題，一面也關注著一些圍繞在究竟耳聾其意涵為何的獨特議題中。我們希望這些問題會刺激讀者與下一代學生的討論，並且促使未來的老師與研究者在其課堂及實驗室中去探索這些議題；我們提供一些問題樣本來引起你們對這些議題的興趣。
是什麼造成了聽力的變化？把它「修好」（fix it）是否必定是個好主意？助聽器與電子耳是不是真的有效？基因工程問世了，操弄基因來刺激聽覺是否是個好主意？聾人會讀話嗎？手語傳遞訊息究竟可以傳得多好？聾小孩應該去特殊的學校還是回歸主流到有提供適當服務的公立學校？何謂適當的服務？聾小孩如何思考與學習？聾小孩如何能在聽不到語音的情況下學會閱讀？聾人是否卡在教育的底層？聾人是否能夠得到他們想要的工作？有沒有醫生是聾人？聾人早上用什麼設備叫自己起床或者如何知道有人在門口按鈴？有哪些視覺輔助設備？聾人的單語、雙語，甚至多語是什麼意思？聾人文化究竟是什麼？聾人認為他們自己是雙文化還是多文化？是否有所謂「聾人」人格而可以將聾人與聽力正常的人予以區分？聾人社群是否把聾人隔離在聽人世界之外？「聽人世界」究竟意指什麼？聾會不會造成智能問題？聾父母如何教他們的子女？聾人有使用電腦的管道嗎？年長的聾人過著獨居的生活還是社群的生活？如果聾人有認知失能、學習失能或視力問題，他們如何因應我們的社會？
很多人質疑聾人如何經營他們的生活以及社會為他們做了些什麼，或許你也有這麼想過。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都設想過，並且試著去討論這些提問，藉此來增加你對聾或重聽議題的察覺與理解。
這本書寫的是什麼？基本上，它是關於試圖了解聾是怎麼回事（what it means to be deaf）的書，是根據我們多年來在心理學與聾教育領域的研究與工作經驗而寫成。歷史家、哲學家與科學家思考聾是怎麼回事已好幾個世紀；聾人讓心理學者著迷，這些學者探討聾人的行為、人格與智力；晚近，語言學者分析手語的結構；發展心理學者、認知科學者與社會語言學者，探討聾小孩如何獲得、學習與記憶語言；老師們希望能站在應用型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實驗性地以最近所倡導的方法鼓勵學生學習；人類學者與社會學者探討聾人文化（Deaf culture）以及美國與世界各地的聾人社群（deaf communities）1是如何形成並且如何隨著時間而改變；遺傳學者和生物學者探討聽力損失的遺傳成因，並且嘗試繪製不同聽力基因的圖譜；語言病理師與聽力師探討不同的聽覺輸入對於語言的獲得造成何種衝擊；聾藝術家創造出視覺媒介，聾作家則是把他們自身的經驗寫成故事、詩、戲劇、滑稽短劇與歷史。
戲劇中的聾人角色引起大家關注聾人所遭遇的議題，聾人角色不宜由聽力正常者扮演，這種爭辯進行多年之後，聾演員逐漸得到大家的注意。電視連續劇《錯位青春》（Switched at Birth），主要的演員是由聾演員擔任，這些演員讓大家知道聾人可做些什麼；在美國公共電視臺PBS播放的紀錄片《透過聾人的眼睛》（Through Deaf Eyes）講的是聾人的歷史。Irene Taylor製作拍攝的《此時傾聽》（Hear and Now）記錄了她的聾父母取得電子耳的過程，當中他們試著去了解何謂「聽」，這部電影獲得了很多獎項同時也獲得奧斯卡提名。在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追悼會中，一名假冒的手語翻譯員站在一群政府官員旁胡亂比劃，結果掀起了一場風暴，這個事件彰顯了合格手語翻譯員在翻譯中的重要角色。前任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有位手語翻譯員，有一次在翻譯市長有關2012年颶風桑迪（Sandy）的災情簡報時一夕成名，這個事情顯示讓聾人有接收危急訊息的管道是很重要的。2014年3月27日ABC 電視臺報導了一則新聞，一對聾人夫妻抗議航空公司在他們遺失的行李上加上「聾與啞」的字條，後來他們得到美國航空的致歉，這個事件顯示出聾人如何運用倡議來逆轉他們遭受的負向態度並且教育大眾。
究竟這些出自於不同領域、個人歷史與媒體故事的各種洞察是如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雖然聾人、重聽者、聾盲者其一生發展的相關議題，很多書都有著墨，但都是些與聾經驗有關的表象，較少從一個更偏向於聾人文化的觀點對表象之下做觀察。本書比其他書更注重這個部分，著重於他們能做些什麼：成長、思考、學習、創造，以及成為社會有貢獻的一份子。這本《聾人與社會》所解釋的就是聾如何影響了生活，不只是從專業的觀點，也從聾成人的觀點詮釋。
聾人的經驗反映的是聽不到聲音的人如何因為這個事實而需要將生活做不同的調整，經驗、人際關係、溝通方式都被改變。聽覺經驗不被視為理所當然（auditory experience are not a given），很多時候，可能有認知和語言的剝奪，倒不是因為下降的聽力，而是因為社會在創造環境時，並沒有預先去確認語言和溝通有沒有視覺或聽覺的管道可運用。了解其因果關係以及運用健康的方式去促進最適當的發展，就成為許多專業的努力範圍，包括：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教育，這些都涵蓋在本書中。
雖然有極大多數的聾人在生活中並不倚重聽覺管道，但是由於聽覺管道對其他人有重大意義，因此我們沒有忽略這個議題。聽力水準是個從輕度到極重度的連續範圍，越來越多的聾人從聽覺科技的發展得到幫助（數位式助聽器、電子耳和其他輔助聆聽設備）。我們也不能忽略醫療觀點。聽力損失可能是由於不同的病理，無論是先天還是非遺傳，可能也會造成健康問題，例如：耳朵感染、心臟功能異常、心理問題、認知與行為困難等，這些都表明了需要有醫療關注、治療，以及特殊服務。
特殊服務也對另一族群有作用，尤其是聾盲者。他們的問題與視力和聽力的下降有關，也就是說，他們不是生來就全聾全盲。特殊的考量有其必要，例如：行動、科技管道、職業與就業訓練、諮商、交通、居住、讀寫、生活技能、翻譯服務等。
很多人以為只要用醫療或聽覺方式將聾人「修整好」，最終一切就都會變好，但其實聾與重聽者遠超過這個程度。這也是本書兩位作者（一位聾，一位聽力正常）可以加以補充之處。本書的聾作者以多元方式經歷了何謂聾，當她被鑑定為有聽力損失時，她聽力正常的父母得到一些專業建議，而造成今日的結果。她戴著擴音系統成長，是特殊教育與回歸主流下的產品，過程中，她探索過溝通與語言的多種變項。她與不同經歷的聾人互動，也以不同方式去適應。她是聾人社群的一份子，也深知聾人文化。本書聽力正常的作者也同樣深知聾人文化，融入聾人社群中並且參與聾人文化活動。她鼓勵聾人參與訓練課程，同時在聾教育領域獲得專業地位。她在不同的教育系統觀察聾童的發展，發現對於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孩童，必須給予關注，包括日漸增多的聾移民，他們帶著自己的手語與聾人文化來到美國。這本書所呈現的聾人訊息與其生活經驗都是透過我們的雙眼觀察而得。
聾人文化的概念強烈影響到社會看待聾人的方式，以及聾人如何看待自己。對很多人來說，聾人文化提供了一個管道去獲得心理的健康與生活的調整。聾人文化有預防與限制社會孤立的潛能，這不同於很多人認為聾人是孤立在周圍世界之外。聾人文化提供了聾人分享的經驗，而這是他們在多數聽人社會裡不易經歷到的。很多聾人使用美國手語（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以及兼具美國手語與英語特質的觸接英語（contact variations）（Lucas & Valli, 1992）2。有了手語，聾人不但可以透過視覺、姿勢與動作來溝通，不必依賴聽覺回饋去聽取以及發出語音，並且也更強化了聾人社群之間的連結。
所以我們在本書中強調的觀點如下：
● 聾人與心理學的歷史觀
● 聾人社群是個多樣化的群體
● 致聾的成因與鑑定程序
● 聽覺管道的角色
● 認知、語言、溝通和讀寫
● 雙語、雙模式雙語言和單語言的語言學習法
● 教育、法律和安置的面向
● 孩童期的心理議題
● 聾成人的心理學觀點
● 聾成人的社會學觀點
● 刑事司法系統與聾人
● 聾人與聽人互動的心理動力學
● 對未來的展望
這些主題各是一片片的拼圖，一旦組合起來，就會成為一個整體，讀者從中會更了解聾人及其經驗。近十年來，我們提到的這些領域，有很多都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尤其是聾教育、與ASL及英語相關的語言學、聾人文化觀點、神經科學，以及對於新科技逐漸演變的可及性，改變了很多聾人與重聽者在家裡、在學校與在工作中的生活，以及對心理學觀點的覺察；本書便是以這些改變作為書寫的目標。
以下是有關於一些名詞的說明。通常大家以狹義的方式去運用「聾」（deaf）這個字，指的是那些完全聽不到聲音，或者是無法說話的人。很多的聽力師和醫學界的專業人員也都不太願意使用這個名詞，因為這個字被大家錯誤解釋，代表著孤立、與世隔絕，以及無法溝通，所以一種不舒適的感覺會被銘印在大家的心中。就如同前文提到的，美國航空的人員寫了「聾與啞」的字條加在聾人的行李上，點出了對於「啞」的微妙態度，因此很多人將「聾」看成是一個被標記的知覺（stigmatized perception）。因為環境的取得性（environmental access）有其限制，所以聾人必須奮力去達成學業表現，但是有很多聾人當上財務分析師、餐館老闆、律師、醫生、小飛機駕駛員。事實上，2014年7月，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House Armed Service Committee）促使立法考量將聾人納入空軍擔任駕駛工作（http://www.military.com/daily-news/2014/08/11/new-bill-would-open-air-force-to-deaf.html），所以用「聾與啞」來描述聾人很明顯是有問題的。
聾人說話的清晰度以及運用殘存聽力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差異，而這與本書中提到的很多因素有關。通常，當聽力師和醫學界的專業人員試著把聽力圖中呈現的訊息轉成一般名詞時，他們對父母或聾人的諮商會很短視，他們可能某個程度上不經意地誤導了父母，例如：讓父母誤解了在吵雜的教室環境中用助聽器進行每天的溝通可能有哪些實際限制。這樣的情況在Cece Bell（2014）的《大耳朵超人》（El Deafo）一書以感人的方式做了描述，這是一本有關聾女孩的兒童讀物，結果通常是這些小孩什麼都不了解、感到寂寞和異於他人，儘管很多人努力維持著積極的社交生活。父母可能知道人工電子耳會讓失去聽力的孩子聽到的比助聽器所提供的還多，但是他們可能不知道電子耳並不是完美的耳朵，最佳的使用有賴於密集的聽覺訓練。只是把擴音器給孩童戴上，就期望他像正常聽力的孩童一樣表現，而不給予額外的口語及聽覺訓練或是視覺支持服務，可能會妨害孩童的學業進展、情緒適應、社交關係。這本書中，我們描述了以兒童優勢為基礎的教育方案，包括聽覺和視覺的管道。很多父母夢想著他們的聾孩子會聽並且會說，但事實上，聾小孩說與聽的能力涉及許多的變數，專業人員應該牢記這樣的概念並且與父母溝通其子女的特殊性與獨特性，而不是暗示父母所有的聾人都會說、會聽、會讀話、會閱讀。
我們可以體會文化型的聾人（culturally Deaf people）對於「聾」（deaf）這個名詞的驕傲感。他們寧願使用「聾」（Deaf）這個名詞來代表他們自己，即使他們當中某些人就聽力圖來看，被認為是重聽。這些聾人（Deaf people）很驕傲地認同他們是文化型的聾（culturally Deaf）。對這些文化型的聾人而言，聽覺缺損（hearing impaired）這個名詞對他們是冒犯的，暗示著他們有些缺陷，相對來說，他們認為他們自己是功能完整的人，能夠學習、遊玩與愛，認為自己是整個文化的一部分，這些人認同他們的聾（Deaf，大寫的D），而另外那些並不把自己歸屬在聾人文化裡的人，則被視為一般的聾（deaf，小寫的d）。雖然多數人並不知道有如此的區別，但是在聾人文化裡卻非常重要而且也受到尊重。大寫的聾（Deaf）這個名詞與小寫的聾（deaf）這個名詞所反映的是，他們看待聽力損失的基本差別。
我們的目標讀者是廣泛的群眾，包括了大學生、研究所的學生、家長，以及有志為聾人或重聽者服務的專業人士，包括心理師、語言學家、社工、醫護人員、教育者、行政者、特教老師、藝術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其他對這領域有興趣的人。我們希望研究者會因為我們的努力而去提出並檢視一些長久以來困惑我們的議題，也就是聾人的經驗如何，以及不管我們聽得到或聽不到，究竟聾人的經驗對於我們如何思考、社會化、學習、表現和獲得語言有何種啟示。
我們以正向的方式使用「聾」（deaf）這個名詞，它的意思是這個人不見得完全依賴聽覺來做每天的溝通，而是也可以透過視覺溝通的方式，來與周圍的人連結。我們使用「重聽」（hard of hearing）一詞表示這個人可以用聽覺來了解別人說話，但是他也可以運用視覺的溝通形式與輔助服務。我們使用的「聾」和「重聽」這兩個名詞，不但含有正面認同價值的意涵，同時也代表著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支持團體的一部分（聾人文化與聾人社群）。多數的美國聾人都希望醫生、其他醫療人員、聽力師、語言治療師去學習有關於聾人文化的一切，並且與家長及其他專業人員分享這些訊息。我們也希望聾人、重聽者以及他們的家人，會樂意將我們在這本書中所呈現的內容，和他們自身的經驗做一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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