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哲學講演錄

 

　　第一，這個譯本是在考慮到讀者急需的條件下完成的，在德文版試行本將來正式編入全集第二十七卷的時候，會相應地加以修訂。

　　第二，在正文部分，圓括弧中的文字是課堂筆記裡的，方括弧中的文字是德文編者加的，大括弧中的文字是中文譯者加的。

　　第三，德文原書裡東方世界部分的注釋甚為繁多，在編譯時有所刪除；其他部分的注釋又很簡單，在編譯時有所增補。

　　第四，只有在正文中出現的人名，才編入人名索引；在譯者注釋中出現的人名，均附有原文，並且盡可能註明生卒年分。

 

 

　　一、本書的成書歷程
 

　　黑格爾（G. W. F. Hegel, 一七七○—一八三一）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他於一七八八—一七九三年求學於圖賓根大學，與詩人荷爾德林和哲學家謝林為同學。大學畢業之後，他做過一段時間家庭教師，之後在謝林的舉薦下，於一八○一年赴耶拿大學任教。在這裡，黑格爾形成了成熟的思想體系，於一八○七年發表了《精神現象學》。後受拿破崙侵略戰爭的影響，黑格爾被迫放棄了耶拿的教職，在班貝格和紐倫堡擔任報刊編輯和中學校長，但他沒有因此而中斷思考和寫作，並於一八一二—一八一六年分三卷發表了《邏輯學》（即《大邏輯》）。一八一六年，他獲得了海德堡大學的教授席位，很快又於一八一八年赴柏林大學任教授。從海德堡時期開始，黑格爾逐漸成為德國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後來於一八一七年和一八二一年先後發表的《哲學全書》和《法哲學原理》，進一步鞏固了他在哲學界的地位和聲望。

 

　　黑格爾生前正式發表的著作主要就是前面提到的幾部。現在通行的《世界史哲學講演錄》、《美學講演錄》、《宗教哲學講演錄》、《哲學史講演錄》等等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著作，而是在他去世後，由他的學生根據其講演手稿和課堂筆記整理成書。換言之，黑格爾生前沒有寫作一部《世界史哲學》的計畫，但這部分內容確實是他的哲學體系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八一七年《哲學全書》這部體系大綱裡，黑格爾已經將「世界歷史」規定為「客觀精神」的結尾部分，而在一八二一年《法哲學原理》的結尾，他更是用了二十個小節來闡述「世界歷史」。緊接著，黑格爾從一八二二—一八二三年冬季學期開始首次講授「世界史哲學」，直到去世的時候，總共講授了五次該課程。

 

　　黑格爾每次講授該課程時，內容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刪，因此等於留下了五個版本的手稿。他的學生愛德華．甘斯（Eduard Gans）在編輯《黑格爾全集》的這部分內容時，以最後一次課程，亦即一八三○—一八三一冬季學期的講演錄為主體，再參照另外幾個版本揉合而成一部《世界史哲學講演錄》。這個版本很快被譯為英文，之後的中譯本──亦即《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一九三六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也是依據這個英譯本。《歷史哲學》後來由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五六年）和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二○○六年）再版，在漢語學界一直有著巨大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黑格爾研究的推進和更加精細化，學界開始對此前已經流傳一百多年的各種黑格爾講演錄（當然也包括《歷史哲學》）的可靠性提出質疑。最新的歷史批判版《黑格爾全集》致力於將黑格爾的親筆著述和學生的課堂筆記嚴格加以區分，因此將黑格爾親筆寫下的關於世界史哲學的手稿收錄於第十八卷，將學生的課堂筆記編為第二十七卷。第二十七卷又有五部分卷，讀者現在看到的這部《世界史哲學講演錄》就是其第一分卷（Band 27, 1），即黑格爾於一八二二—一八二三冬季學期首次講授「世界史哲學」的課堂筆記，其主要記錄者是黑格爾的另一位學生霍多（H. G. Hotho）。

 

 

　　黑格爾的思想體系由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三大部分構成。精神哲學作為整個體系的封頂石，又分為三個部分，即主觀精神、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而其一以貫之的核心思想是人的「自由意識」的發展過程。在主觀精神階段，人僅僅透過對事物的理論認識而達到自由意識。而在客觀精神階段，人是在現實生活中，在客觀化的精神形態（抽象法、道德和倫理）中達到自由意識。最後在絕對精神階段，人重新擺脫了現實生活，返回到藝術、宗教和哲學等絕對的精神形態，在其中達到了絕對的自由意識。

 

　　歷史哲學屬於客觀精神的結尾部分，也可以說是客觀精神哲學的巔峰，因此它的任務在於——在歷史中呈現出人的自由意識發展過程的最客觀的表現。這個任務分為兩個方面：首先要揭示出「歷史」的理念或本質（即人的自由意識的發展過程），其次要闡述這個理念在世界史的各個階段裡的具體表現。

 

　　正因如此，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從討論何謂「歷史」出發。他區分了三種意義上的歷史或歷史學。第一種是「原始的歷史」，即那些第一手的歷史記載，比如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等等。這類歷史記載的核心原則是「忠實性」，歷史著述家的任務在於盡可能忠實地敘述他們所知道的重大歷史事件，而不是對這些事件進行反思和評價。誠然，他們留下了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歷史素材，但他們和他們所敘述的事情彷彿是合為一體的，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就是生存於事情本身之中，沒有超越事情本身。

 

　　第二種是「反思的歷史」。所謂「反思」，就是指這類歷史著述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透過梳理或提煉史料而對其進行反思，進而總結出那些歷史事件的意義和道理，比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多行不義必自斃」等等。黑格爾指出，這類歷史總結出的道理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一些道德說教，但這些道理要麼是很膚淺的，要麼由於時間和空間的轉換並不具有普遍的意義。這裡面最糟糕的是所謂的「批判的歷史」，即歷史著述家完全用自己最為主觀、隨意的想法去敘述和評價歷史。相比之下，另一類反思的歷史，即專注於某個特定領域的歷史（比如藝術史、科學史、法律史、貿易史等等），雖然侷限於某一個方面，但至少由於其普遍視角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整體的普遍聯繫。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關注的是第三種歷史，亦即「哲學意義上的歷史」，或者說對於歷史的「思維著的考察」（denkende Betrachtung）。這裡的「思維」不是指普通的思考，而是特指「理性思維」或「理性」。理性思維和知性思維（即前面所說的反思）的區別，在於前者具有一種絕對的全面性視角，而不是像後者那樣受限於各種局部的、片面的原因或道理，而其在歷史哲學層面上的表現，就是把歷史理解為一個真正的整體，在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中揭示出理性的主宰地位，把歷史呈現為一種合乎理性的過程，或者說呈現出歷史的「合理性」（Vernünftigkeit）和終極目的。黑格爾有一句名言：「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一切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歷史同樣也是如此。或許在很多人看來，歷史根本沒有一個終極目的，其中發生的很多事情，與其說是合乎理性的，不如說是非理性的乃至反理性的。針對這個質疑，黑格爾一方面敦促人們提升到全面性的理性視角（因為當人們的目光受限於局部環節，就很難認識到那些貌似無意義的或僅僅具有否定意義的事物在整體裡具有的肯定意義），另一方面並不獨斷地去「證明」這個目的，而是透過回顧世界歷史將其「揭示」出來。

 

　　這個合乎理性的過程及其終極目的就是人的自由意識的發展。人的本質是自由，而自由就是自己規定自己、自己推動自己。但這個自由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概念裡，而是必須在實在的領域裡外化出來：首先在自然的層面上具有一個身體；其次在精神的層面上，生活在社會關係裡。具有身體和生活在社會關係裡，既是自由的初步實現，同時也構成了自由的界限或限制。絕對無限制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毋寧說任何自由都必然伴隨著限制。當盧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不在枷鎖之中」時，是帶著強烈的控訴口吻，殊不知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卻必須指出作為限制的「枷鎖」恰恰是自由的必要環節。

 

　　關於個人如何一步步地與這些限制達成和解並真正意識到自己的自由，這些在《法哲學原理》的抽象法、道德和倫理部分已經有充分闡述。現在歷史哲學所關注的，卻不是個人的自由意識，而是「人類」的自由意識的實現過程，因此其主要是以民族或國家為闡述對象。相應地，黑格爾花了很大的篇幅來討論「國家的本性」。國家的本性是普遍意志與個人的特殊意志的統一體，而人的自由在於意識到這個統一體。很多人認為國家僅僅是滿足其私己目的的手段，同時經常把國家視為其個人自由的對立面，但實際上，國家才是目的，個人的一切自由都是在國家裡才能獲得的。國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個人是整體的環節，二者之間自在地看來並不是一種對立的關係，只有當雙方陷入抽象的片面性（國家成為抽象的普遍性，個人成為抽象的特殊性），才會陷入矛盾關係中。這種矛盾事實上發生了，因為「國家」雖然從概念上來說是完滿的，但它在現實中同樣需要一個發展和完善的過程，藉以實現自身。在這個過程中，「（抽象的）普遍性」、「（抽象的）特殊性」、「二者的具體的統一體」這三個原則輪番占據主導地位。大體上說來，所有國家在其歷史發展中都遵循著這個趨勢。

 

　　關鍵在於，在黑格爾看來，並非某一個特定的國家在自身之內就能夠完整地從頭到尾經歷這個過程，將國家的概念予以實現。毋寧說，國家概念是在歷史中透過諸多前後相繼的國家而實現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才成為普遍的歷史或「世界史」。按照時間上先後出現的順序，這些國家裡的每一個都分別以上述原則之一為主導因素，因此它們整體說來，分為「東方世界」、「希臘世界和羅馬世界」、「日耳曼世界」這三種國家形態，而黑格爾歷史哲學的第二個方面就是上述原則在每一種國家形態裡的具體表現。他最終想要表達的思想是：東方世界只知道「一個人」是自由的；希臘世界和羅馬世界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只有日耳曼世界才知道「所有人」在其自身就是自由的，即人作為人就是自由的。

 

　　具體到對於每一種國家形態的闡述，雖然這些內容占據了全書的主要篇幅，但由於黑格爾使用的史料非常龐雜，而在闡述的時候又經常在一些具體的領域和問題上隨意切換，所以我在這裡只是勾勒其最簡單的線索。在東方世界部分，黑格爾主要談到了中國、印度、波斯與埃及等國家。但需要指出的是，受限於當時歐洲的知識水準，黑格爾關於東方世界的認識都是依賴於二手乃至三手的材料，同時又經常津津樂道於一些無聊瑣碎的細節，因此他的很多論斷完全是信口開河，是從那個時代的歐洲人對於東方世界的固有偏見中推演出來的。簡言之，黑格爾認為東方世界的基本特徵是普遍意志與個人意志的僵化的直接統一，而這個直接統一又有兩個表現：在中國、波斯、土耳其，個人意志被普遍意志吞噬，無條件地服從普遍意志，因此必然得出專制主義的統治方式；反之，在印度，個人意志與普遍意志漠不相關，處於一種完全隨意的散漫狀態，因此國家形同虛設，只留下人與人之間一種固定的差異性。只有從希臘世界開始，個人意志才真正破土萌芽，與普遍意志之間形成一種張力，比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無比生動地刻畫了「神法」與「人法」的這種衝突。希臘世是以特殊的個人意志為主導因素，因此民主制是其最典型的體現。但到了羅馬世界，普遍意志再度占了上風，強迫個人意志參與到普遍的目的和事業中，因此國家形態也從共和制過渡到帝國。誠然，羅馬帝國和東方專制主義還是有著根本的區別，因為在羅馬帝國，個人的權利畢竟得到了承認，因此個人成為「群眾」，在自己這方面具有了普遍性，但與此同時，個人意志對普遍意志的反抗並沒有終止，因為羅馬帝國僅僅代表著一種片面的，雖然並非抽象的普遍性。這個鬥爭必須達到和解，而和解是在日耳曼世界裡實現的。黑格爾所說的「日耳曼世界」指的是德國、北歐國家和英國，他把這個時期稱作世界史的「老年時代」，但精神的老年狀態不同於自然界裡面的老年狀態，不是意味著衰弱退化，而是意味著成熟和強大。至於為什麼日耳曼世界代表著世界史的頂峰，黑格爾實際上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理由，毋寧只是武斷地如此主張。他宣稱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哲學王」，讚美其堅持國家的目的，將一切特殊東西統攝於整體的建制之下，但這些說法全都缺乏具體的例證。事實上，他在這部分裡主要討論的是日耳曼世界的歷史，著重刻畫近代以來各方面嚴重分裂的局面，尤其是宗教改革給德國帶來全面性的分裂。誠然，在這些分裂中，國家層面上的個體意志已經達到了極致，彷彿它與普遍意志的最終和解已經呼之欲出、近在咫尺，但黑格爾終究沒有提出任何證據以表明這個美好的和解已經在日耳曼世界裡得到實現。

 

　　三、本書對後世的影響
 

　　此前我們已經指出，《世界史哲學講演錄》這本書是近些年才編輯出版的，因此在談到所謂的「影響」時，指的是此前流傳的《歷史哲學》的影響。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具體闡釋了他的「精神」理念和歷史的關係，並且和他的《美學講演錄》、《宗教哲學講演錄》、《哲學史講演錄》一樣，在具體領域中運用和發揮了他的「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基本原理。相比艱深晦澀的《精神現象學》和《大邏輯》，《歷史哲學》之類講演錄能夠幫助讀者以較為便捷的方式理解、把握黑格爾的基本哲學思想，因此一直得到學界和讀書界的重視。

 

　　另一方面，雖然黑格爾把歷史視為是人類自由意識的發展過程具有合理性和說服力（關於「歷史」的理念或本質的闡述是他的歷史哲學最有價值的一部分），但與之相關聯的許多具體的思想卻遭到了廣泛的批評。比如黑格爾把日耳曼世界——尤其是普魯士王國，武斷地判定為歷史的最高峰，這被認為是政治上對統治者卑躬屈膝的諂媚表現。他對東方世界的肆意貶低，還有他所勾勒的世界精神由低到高、從東方到西方的遊歷過程，反映出一種直到今天都仍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除此之外，黑格爾主張邏輯與歷史的一致，主張世界有一個普遍的目的，也被指責為一種缺乏科學依據和實證基礎的「歷史決定論」。

 

　　因此，如何批判地研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以汲取其合理核心並摒棄其中的錯誤思想，這在今天仍然是我們面臨的一個迫切任務。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先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