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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家書: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帝國的治理實相

大清帝国隆盛期の実像 第四代康煕帝の手紙から1661-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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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科學、親情、軍事、政治、謀略
史上獨一無二的皇帝教養書

康熙皇帝與皇太子之間的往來書信,
不只有著傳統帝王難得一見的真實情感與教養心得,
信中涉及滿洲、蒙古、西藏之間的複雜關係,
更是探究滿洲帝國如何主導東亞歷史的關鍵所在!

  *****

  ★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康熙滿文書信直譯首度公開!
  ★「岡田史學」代表作,日本出版四十年來廣受好評!
  ★本書涉及敏感的滿蒙藏歷史,臺灣中譯本為全球獨家!
  ★結合滿蒙藏多語言史料,呈現漢字文獻中缺乏的歷史面向!
  ★市面唯一從一手史料出發,還原康熙皇帝真實性格的權威之作!
  ★臺灣重量級清史與滿文專家——莊吉發——權威推薦!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員——陳國棟——專文導讀!

  *****

  ■康熙的親筆家書,是充滿情感的儲君教育手冊!

  西元十七世紀後期,邁入中年的康熙皇帝決定親征蒙古,平定瓦剌蒙古諸部的紛爭。在三次親征的近三年期間(康熙三十五至三十六年,西元一六九五至一六九七年),康熙雖然長途跋涉、軍務繁忙,仍不忘與遠在北京的家人保持聯繫。為此,他持續親筆以滿文寫信給北京的皇太子──二阿哥胤礽。這些信件證實康熙與太子之間的往來頻繁,屬於皇帝的私人家書,限制外臣閱讀,前後多達三十餘封以上。

  在這些家書中,康熙除了關切太子的生活作息與工作狀況,更寫下戰爭過程與戰事之餘的日常生活見聞,其中包括了康熙平日狩獵的成果、在蒙古高原所見的人文風光、觀察平民生活而領悟的治國心得,以此作為教育太子的難得材料,是充滿情感的儲君教養手冊!

  下列摘錄部分信件內容,生動呈現了康熙對皇太子的關懷與期許:

  ●「如今可喜的踏上歸途,不禁思念起你來。現在正值天氣變熱,把你穿的棉紗、棉葛布袍四件、褂四件送來;務必送來舊的衣服,我在想念你的時候,想穿上你的衣服。」(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第一次西征)
  →康熙在首次西征的歸途上,向皇太子傳達思念之情。

  ●「在巴倫.郭爾(「西河」)過夜。野兔數之不盡。野雉有兩隻,也有狐狸、鵪鶉。我非常興奮地射獵,射中許多獵物食用。每天都有許多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全都前來迎接,人數不可勝數。我吃了奶皮、奶、酸奶、奶酒、燒酒等食物,非常滿足。」(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二次西征)
  →康熙詳述平日的狩獵生活,向皇太子表現精神抖擻的樣子。

  ●「我因為害怕皇太子在遠方擔心,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們在這裡精神抖擻的樣子,書寫起來送過去給你。為什麼你卻連一句話也不回信呢?光是寫這麼多封信件,你知道要花費多少心力嗎?從今以後我不會再寫多餘的事情了。」(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七日,第二次西征)
  →苦於戰事失利的康熙,對回信拖沓的皇太子予以斥責。

  ●「從前鄂爾多斯人將野兔賣給長城漢人時,野兔一頭值銅錢兩枚;如今六、七枚銅錢,才能買一頭野兔,價格比以前高出三倍。既然如此,那以前數量豐富的時代,究竟是什麼樣子呢?雖然我不應該寫下這些讓你們羨慕,但是對家人不能說謊,實在是沒有辦法。」(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次西征)
  →康熙於第二次西征的尾聲,觀察邊民生活而心有所感。

  ●「我們到這裡以後,用儀器測量,發現北極星比京師低了一度二十分。東西之間相距兩千一百五十里。委託安多(西洋傳教士)按照他的方式計算,得知日蝕的時間為九分四十六秒。(……)天空變得昏暗,沒有出現星星。從寧夏看,京師在正東偏北之處。只是想讓你知道,所以寫下送去。也告訴滿人大臣們。」(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三次西征)
  →好奇心旺盛的康熙,向皇太子分享觀測天文的發現。

  ●「不須為我擔憂,只求你不分晝夜為國事盡心,閒暇之時閱讀經史,學習歷史經驗所傳授的得失,這樣就足以慰藉我內心的愁悶了。」(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三次西征)
  →康熙勸勉皇太子,勤奮學習為君之道,同時也能使父親開心。

  岡田英弘認為,康熙早年沒有得到皇族該有的培養與教育,而是憑藉其個人的自我期許與堅毅不拔的耐力,鞏固其皇帝之位。因此,康熙登基後,在二十二歲便立二皇子胤礽為皇太子,對其細心呵護、積極教養;即使出征在外,仍不忘透過書信教育皇太子,身為儲君所應該具備的帝王教養與關於滿洲帝國的治理準則。

  因此,透過康熙的親筆家書,不僅能得窺傳統漢字史料中極為難得的帝王情感與私人生活,更可以從中認識巔峰期的滿洲帝國與蒙古、西藏之間的複雜關係,甚至還能見到西方──遠道而來的耶穌會士的影響。

  ■康熙親征蒙古,體現了滿洲帝國作為「共主邦聯」的歷史實相!

  十七世紀後期,滿洲帝國以「共主邦聯」的形式,統治著東亞大陸上不同的族群勢力,包括滿洲、蒙古、西藏與關內十八省的漢人居住地。康熙皇帝對滿洲人而言,是部族會議的議長;對蒙古人而言,是繼承成吉思汗的大汗;對西藏人而言,是佛教中地位最高的「施主」;對漢人而言,則是儒家傳統的皇帝。

  因此,康熙作為各族群的共主,負有協調族群關係與維持帝國和平的責任。一六八八年,瓦剌蒙古諸部之間發生紛爭,最終導致準噶爾部入侵喀爾喀部,後者請求滿洲帝國援助。因此,康熙御駕親征,率領軍隊深入蒙古高原,懲罰準噶爾部及其領導者噶爾丹,此即康熙三次親征蒙古的開端。

  ■本書是結合宏觀歷史視野與微觀史料分析的重量級作品!

  《皇帝的家書》是日本歷史學者岡田英弘的代表作。岡田英弘深入研究臺灣故宮收藏的康熙親筆滿文書信,重建滿洲帝國西征蒙古的具體過程,並進一步還原康熙個人的真實性格與家庭情感,不論是在宏觀的歷史視野,或是微觀的史料分析上,都有著獨到的見解與豐富的成果。

  本書的日文版發行於一九七九年,一開始定位為歷史普及作品,四十年來廣受日本讀者好評;二○一三年改版,除了修訂內文,更增補及新譯相關清代文獻,包括滿、蒙、藏語等難得一見的紀錄,內容更加豐富多元。本書便是採用二○一三年增補後的版本。

名人推薦

  莊吉發
  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清史與滿文專家

  專文導讀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岡田英弘(おかだ ひでひろ)


  一九三一年生於日本東京,一九五三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系。專攻滿洲史、蒙古史,在中國史、古代日本史、韓國史等領域也多有鑽研。一九五七年,二十六歲以《滿文老檔》研究獲得「日本學士院賞」,為日本史上最年輕的得獎者。曾經前往美國與西德等地進行研究,曾任東京外國語大學亞洲與非洲語言文化研究所教授、東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二○○八年獲得蒙古國頒發之北極星勳章。二○一七年過世。

  著作甚豐,已出版的繁體中文版有:《世界史的誕生》、《日本史的誕生》、《中國文明的歷史》(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從蒙古到大清》等。

校訂者簡介

鄭天恩


  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編輯,現為專職翻譯。譯有《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人民解放軍的真相》、《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最後的帝國軍人》、《珍珠港》、《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人的界限》(合譯)等書。

譯者簡介

廖怡錚


  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史研究所、早稻田大學日本語別科。著有碩士論文《傳統與摩登之間——日治時期臺灣的珈琲店與女給》;專書《女給時代——1930年代臺灣的珈琲店文化》。譯有《地中海世界與羅馬帝國》、《印加與西班牙的交錯》(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巨龍的胎動》、《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從東南亞到東協》。
 
 

目錄

.導讀──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清朝史叢書」發刊辭
.關於再版──致讀者
.前言


【序:何謂清朝──世界史中的大清帝國】
滿洲人、蒙古人與漢人的聯合政權/世界史是從蒙古帝國展開/繼承蒙古帝國的大清帝國,是五大種族的共主邦聯/中國人口的增加與沒落的開始/鴉片戰爭與俄國的入侵/大清帝國的變質──從共主邦聯走向民族國家/大清帝國的日本化與辛亥革命

【中國的名君與草原的英雄】
康熙皇帝的即位/北蒙古的動向/三藩之亂與統治權的確立/噶爾丹的帝國建設/清廷與俄羅斯的衝突/喀爾喀右翼與左翼的紛爭/噶爾丹鎮壓北蒙古/烏蘭・布通之戰/多倫・諾爾會議/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戰爭/致皇太子的硃筆書信

【第一次親征──越過戈壁沙漠】
艱難的行軍與樂觀的書信/東路軍的脫隊/聲淚俱下、意志堅決的演說/越過國界往北蒙古前進/偵查隊遭遇敵軍/被孤立在敵地的中路軍/往最後的前進基地/以戰鬥隊形開始最後的前進/佔據克魯倫河/噶爾丹的奔逃與追擊/西路軍接近敵軍/噶爾丹軍潰滅/大勝利的捷報/歡喜的歸途

【第二次親征──狩獵繪卷】
再次征討噶爾丹/地震與吉凶的迷信/享受遊興的行軍/庫庫和屯的大本營/停留在黃河一帶/在鄂爾多斯大大享受狩獵之樂/困窘的噶爾丹/掩耳盜鈴/召見噶爾丹的使者

【第三次親征──活佛們的命運】
攝政王桑結嘉措/從大同往寧夏/黃河的渡河處/被捕獲的噶爾丹之子/沿著長城進軍/清使與噶爾丹的會面/達賴喇嘛五世死訊的公諸於世/討伐作戰的結局/踏上歸途/噶爾丹之死/撒向風中的遺骨

【皇太子的悲劇】
阿哥們的權力鬥爭/皇太子失勢/康熙皇帝的突然逝世和雍正皇帝的即位

.初版後記

【增補內容(二○一三年版)】
壹、親征蒙古時的聖祖滿文書簡
貳、噶爾丹是在何時、又是如何死去?
參、西藏.蒙古文哲布尊丹巴傳記資料五種
肆、從康熙皇帝的滿文書簡看耶穌會士的影響
伍、康熙皇帝與天文學
陸、開元城新考

【增譯史料(二○一三年版)】
壹、多倫・諾爾會盟(講解/楠木賢道)
貳、皇太子廢位上諭(講解/楠木賢道)
參、皇太子復位之旨(講解/楠木賢道)
肆、康熙皇帝密旨步軍統領托和齊,監視大阿哥胤褆之行動(講解/鈴木真)
伍、第巴(桑結嘉措)上奏報告達賴喇嘛五世之死(講解/岩田啟介)

.清朝與世界大事年表(一二○六至一九一二年)
.後記
 

導讀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這本書最早在一九七九年由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列為「中公新書」第五五九種,書名直譯為中文與現在的中譯本相同,很快就售罄了。二○一三年維持原書名,但做了大量的增補,收到藤原出版社的「清朝史叢書」系列,作為首冊。二○一六年二版初刷,換了一個新的書名――《大清帝國隆盛期的實像:自第四代康熙皇帝的書信所見,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年》(編注:指日文原版)。作者有交待更換書名的原因是為了方便做版本的區隔。

  這本書的根本目的是在將一批滿文通信檔案,透過翻譯、研究與敘述,介紹以下精彩的故事: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皇帝帶領大軍出塞征伐噶爾丹(一六四四至一六九七年)。皇帝不在時,與留守北京的皇太子胤礽之間保持緊密的通信。史料原文以滿文書寫,多年來都收藏在臺北士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作者岡田英弘以鋪陳康熙皇帝(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間在位)率兵出征的歷程為脈絡,隨時帶入父子兩人紙上互動的譯介與說明。不過,胤礽的來信(奏摺)只作要點敘述,但是皇帝的書信(在胤礽摺尾的硃批或者單獨發送的上諭)則大多由岡田譯成日文收入原著,現在則以中文和讀者見面。二○一三和二○一六的版本則增加出處與若干參考或補充的資料,讓書的內容更加豐富。

  胤礽出生後的第二年(一六七五年)即被立為太子。經過三十多個年頭,在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一年(一七○八至一七一二年)間,兩度廢立,導致諸皇子覬覦大位,暗地較勁,最後由雍親王取得大位的波譎雲詭。

  康熙皇帝自己以虛歲八歲的孩童登上皇帝寶座,事先沒有得到該有的培養與教育。靠著他個人的自我期許與堅毅不拔的決心,自我鞭策、邊做邊學,想來感慨良多。因此他在自己也不過是二十二歲的年紀就立了太子,一路呵護、細心教養。他讓皇太子留守京師,處理一般日常事務,當然是不可或缺的訓練,而藉由書信往來,也可以掌握太子的心性與能力。但是康熙皇帝也沒有忘記親情。就是因為在台灣收藏的這批父子通信的檔案中,岡田看到中國歷史中少見的帝王情感,更何況其背景又是撼動東北亞歷史的重大事件,於是才催生了這本書。

  ◎「新清史」的先行者

  這些年來,以漢族之外的中國少數民族及周邊民族作為焦點的清史研究,被一些人用「新清史」作標籤,廣泛地論辯。其實,要瞭解清朝,特別是清朝的盛世,如果只從漢人的角度去看,或者只從所謂的「滿漢之爭」的角度去看,顯然不免會遠離真相。在追求歷史真實的期望下,本來就應該擴大視角做觀察與分析。因此上個世紀末從美國開始的「新清史」風潮,可以說是學術發展的必然。

  這樣的一個不可迴避的研究方向,岡田英弘老早就在實行了。一九七九年,在他為本書最初的版本所寫的序文中,他就這樣說過:「要理解十七世紀的東亞史,不只是中國的史料,還必須要利用以滿洲、蒙古、西藏等語言所書寫而成的史料,做出綜合性的判斷。」

  出生於一九三一年的岡田英弘,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以二十六歲的年輕學者的身分,獲得重要的「日本學士院賞」。還有,早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正式向公眾開放其珍藏的清宮檔案之前,他就已經數次造訪台灣,查閱史料。如他所記,他在一九七四年初度與這批康熙父子通信的文獻邂逅。為了尊重典藏者,他一直等到故宮將該批史料出版之後才讓本書問世。那是一九七九年。前一年,他和妻子宮脇淳子前來臺北參加在圓山大飯店舉辦的「國際清史檔案研討會」。會議由陳捷先老師主持,我幫忙帶著同學做會場的服務工作。

  會有這個會議,是因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前此幾年,在美國魯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的贊助下,陸續將館藏的清代奏摺影印複製出版。這一年,該基金會再提供一筆經費,促成會議,將成果與利用的概況向世界公開。在那次會議中,岡田英弘發表的論文題目是〈康熙皇帝眼中的外蒙古〉;宮脇淳子的題目是〈清初之蒙古研究〉。

  讀者在眼前這個譯本的「後跋」中可以看到岡田回憶參加這次會議的一個小插曲。他說小他二十一歲的妻子當時還只是大阪大學碩士班二年級的學生,因為她的老師的推薦而獲邀與會,應該是旁聽的身分,卻「因為主辦單位的失誤,讓她成為報告人。」其實,主辦單位不是失誤。陳捷先老師認為岡田先生的學養與業績都佔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將當年也恰好二十六歲的宮脇淳子改列為論文發表人。陳老師是一番好意,而宮脇女士的表現也很好,我們很快就接到記者想要訪問她的請求電話。

  ◎征伐噶爾丹

  業師史景遷在一九六七年時發表了一篇綜論康熙皇帝一生的小文章〈康熙帝的七個年代〉,替康熙皇帝的人生做了一個概要性的素描。所謂「七個年代」(seven ages)或許也可以說是「七段人生」,典出莎士比亞創作的喜劇《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當中第四段的人生為「軍人」時期。康熙三十五年兩度、三十六年第三度御駕親征準噶爾領袖噶爾丹,皇帝當時年紀為四十三、四歲,出長城、渡黃河、奔馳戈壁大沙漠,指揮調度十萬大軍,終於獲得蒙古與西藏各部族的服從,並且迎來噶爾丹亡故得訊息。至於雙方的恩怨情仇,說來話長,不過書中都有交待,此不多言。

  康熙皇帝意圖誅滅噶爾丹的決心極度堅定。例如在下面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向皇太后請安的摺子中,他就提到:「去年出塞,自仲春至仲夏之中,自秋杪之月至冬之末,今復春將盡矣。遠在原野,不克侍左右而問安者,亦只為此一噶爾丹耳。」

  此外,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諭皇太子時也說:「朕到寧夏已將近十日,每日議籌兵馬錢糧,毫無閒暇。途中晨披霧露,日冒塵砂,嘴懶得說話,手為繮鞭磨起趼。來此數千里外,亦為此一餘孽噶爾丹也。」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一六九七年六月三日)前夕,人在內蒙古包頭的康熙皇帝終於收到噶爾丹的死訊。根據大將軍費揚古(一六四五至一七○一年)的報告:噶爾丹是在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一六九七年四月四日)上午發病,當晚死亡,隨即火葬。至於是什麼病因,並不知情。這裡的兩個日期相差正好兩個月,一直以來都成為學者質疑的對象:如果噶爾丹真的是在三月十三日離世,而清軍要花兩個月的時間才能向皇帝報告,情報能力未免太差。雍正年間編輯的《聖祖仁皇帝實錄》則將噶爾丹的死期記到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癸巳,一六九七年五月三日),往後拉了一個月。

  台灣重要的清史專家莊吉發先生就有高見。他說: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四月初九日,撫遠大將軍費揚古以滿文奏報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在三月十三日早晨生病,晚上就死了,是什麼病不知道。」但與《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對照,遂發現噶爾丹的死亡日期從三月十三日被《聖祖實錄》改為閏三月十三日,同時也明載噶爾丹係因飲藥自盡而亡。他推測:《實錄》修改噶爾丹的死期並將死因由病死改為飲藥自盡,應該係編纂者配合康熙皇帝御駕親征的時間,暗示噶爾丹乃因懾於皇帝天威而自行了斷。

  岡田英弘也質疑:他不明白皇帝是根據甚麼理由,確信噶爾丹的死因為服毒自殺。岡田英弘認為噶爾丹二十八歲以前在西藏為僧,深受達賴喇嘛的重視,授予尹咱‧呼圖克圖(Ensa Khutuktu)四世的名號。後來雖然還俗,始終也還具有高僧轉世的活佛身分。自殺也是一種殺生的行為。哪有一位活佛,會犯下這種破戒的行為呢?因此,岡田認為皇帝之所以堅持自殺的說法,應該是想要抹滅這位可恨之敵身上所有的活佛神聖性吧!岡田的主張也為宮脇淳子所採用。後者的《最後的遊牧帝國:準噶爾部的興亡》一書也同樣強調噶爾丹原被認可為活佛轉世,不可能自殺。與岡田英弘的說法如出一轍。

  近年來出版的《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收錄更多康熙父子的諭奏往還。從這些檔案來看,其實康熙皇帝在獲得訊息之初就直接說噶爾丹係自盡而亡。例如在一件皇太子奏摺摺尾的硃批中,康熙留下文字指出他在詳詢噶爾丹陣營的特遣人物齊奇爾‧寨桑後,直接指出:「可見噶爾丹之死,是服毒自殺沒錯。究竟是眾人下毒,還是自己服毒,就等車木布藏布來的時候,再從容地詢問答案即可。」至於噶爾丹亡故的日期則恐怕還要再研究。我個人主張以閏三月十三日為是(費揚古的奏報漏寫了「閏」字)。為什麼呢?我們抄錄在前兩段康熙皇帝表達征討噶爾丹之決心的文字,產生的時間都在三月十三日與閏三月十三日之間,當時康熙都還沒有得到噶爾丹死訊的跡象。不過,史料也證實康熙要等到四月初九日以後才獲得報告,因此也無法排除三月十三日的可能性。所以,就讓歷史保留一個爭議的空間吧!

  ◎父子之間親情的差異

  收錄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的康熙與皇太子胤礽通信的滿文奏摺與硃批及諭旨,最早被譯成滿文以外文字的就是岡田英弘的日文翻譯。對中文讀者來說,目前也可看到蒙古教授齊木德道爾吉的漢譯(他還將原件滿文作羅馬字母拼音轉寫)。即使四十多年來有新的史料出土,《皇帝的家書》一書重點在揭露皇帝對待家人溫情的一面,確實還是發人所未發。

  康熙皇帝人在長城外時,在諭旨(含硃批)中不時問候皇太后(順治的第二位皇后,不是他的親生母親)、諸妃與諸皇子。除了透過胤礽,他也經常用漢文寫信給總管太監顧問行,然後由顧問行以口頭面禀的方式向皇太后請安、轉述他遠征途中的景況。為此,在親征噶爾丹途次,康熙皇帝也提筆書寫漢文短信。這些漢文短信多數典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也有幾張收在北京的第一歷史檔案館。確實,皇帝的硃筆經常流露出他對皇太后、皇太子、宮中女眷以及沒有跟在身邊的兒子們的關切,因此透過胤礽或者顧問行把他的活動,逐一轉告。

  然而,皇太子只是公事公辦,他的報告中沒有多少的感情。皇帝不只一次提醒胤礽太少給他寫東西。其實胤礽的奏摺偶爾也寫得很長,但是就只為報告政務,少有表達親情的文字。他倒是不時進獻食物或者食材,著人送往征途。作兒子的寫信給皇帝爸爸,除了請安,總不能撒嬌吧!要一個負有國家責任的成年皇儲用文字來表達親情,看來並不容易。

  一般人說父慈子孝。但是皇帝、皇太子都不是一般人。同時康熙望子成龍,責備求全,雖然努力施恩,但是還是不免是位嚴父。這樣,親密的父子關係畢竟很難落實。皇帝自己也知道。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年)皇帝出京而患病,皇太子及皇三子自京師前去駐蹕處請安。當時皇帝就指出過:他感受到皇太子對他的病情並不關心。

  ◎岡田英弘的歷史觀

  岡田英弘(一九三一至二○一七年)在二十六歲時獲得日本學術院賞,當時他對整個東亞歷史的看法已然建立。往後數十年的歲月,他不斷將他的看法精緻化,並且加以闡揚。

  岡田英弘的歷史觀在日本本國有怎樣的影響?很難三言兩語道盡。不過,在中文世界,他其實長期被忽視;乃至於有人在述說「新清史」如何如何時,也不見得帶到他的名字或想法。但是數十年來,他不就一再強調:清朝不是(不只是)中國!清朝的皇帝是中國(漢人的生活領域)的皇帝、滿洲八旗的盟主、蒙古的大汗,後來再加入了西藏(藏人稱大清皇帝為文殊師利菩薩)與準部、回部(合起來即是乾隆年間以後的新疆)的君長。我們平常說的清朝皇帝,其實是多個民族的「共主」,而大清這個國家是在皇帝的「人身結合」(personal union)下所構成的帝國。皇帝以不同的身分對不同的民族扮演區隔開來的角色,五族之間雖然沒有絕對到不可逾越的界線,但是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因此雖然共同參與帝國事務,但也維持各自的文化傳統與生活。這樣的一種狀態,其實也就是「新清史」的主張:在漢人文獻之外,必須關注其他與大清相關的語文資料與歷史事實!

  當然,以大清皇帝為共主,在「人身結合」下共同組織成一個帝國、尊重各民族的傳統與文化的作法,只適合於盛世。當明君不再、外敵侵擾、國事蜩螗之時,為了鞏固領導中心、凝聚國家力量,卻由漢人主導(因為人口最多),從對抗太平天國、捻亂、回亂的十九世紀中期開始,逐步將五族摶揉成一個類似「民族國家」的國家。因此之故,辛亥革命雖然以「推翻滿清」為號召,但是建立中華民國的口號卻是「五族共和」!其發展的脈絡源起於道光、咸豐之後。在那之前,實況大不相同。要徹底瞭解清朝,尤其是清朝前兩百年的歷史,切勿受囿於後期的視角。

  岡田英弘這樣的想法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可以讀到。例如一九九五年,他來台灣參加由自由時報主辦、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協辦的「馬關條約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了〈台灣的歷史認同和清朝的本質〉一文。「台灣的歷史認同」權且不說,該文主要的內容其實就在講「清朝的本質」,闡釋他的歷史觀點。二、三十年過去了,依然擲地有聲!大意已如前述,有志者不妨也找來和本書一起閱讀,應當更能了然於心!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0763379
  • 叢書系列:另眼看歷史Another History
  • 規格:平裝 / 448頁 / 15 x 23 x 2.8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致皇太子的硃筆書信〉
 
等待了四年的歲月,機會終於在一六九五年的秋季到來。此時,噶爾丹正從蒙古高原向東前進,越過肯特山脈,將大本營設在克魯倫河上游的巴顏.烏蘭。此地距離北京一千公里左右,勉強算是位於清軍得以出動的範圍之內。然而,這也必須是在成功突襲、速戰速決的前提之下才能夠成立的推論。倘若清軍遲遲無法捕捉噶爾丹軍,耗盡糧食後打算撤退之際,被敵方的游擊戰阻斷退路的話,無論清軍出動多麽聲勢浩大的人馬,也只能陷在敵軍的陷阱之中,自生自滅。但,即使是極為危險的賭注,康熙皇帝還是毅然決然地發動橫越戈壁沙漠的作戰。
 
清軍被編為三個軍團,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領東路軍三萬五千四百三十名士兵,從瀋陽出發,朝東繞往克魯倫河。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率領西路軍三萬五千六百名士兵,從南蒙古西部越過陰山山脈,橫越戈壁沙漠西部,離開翁金河後朝西繞行,前往土拉河。由康熙皇帝親自指揮的中路軍有三萬七千名士兵,從北京出發,接著從現今內蒙古自治區的蘇尼特左旗地區,從戈壁沙漠中央西北方切入,直接朝著噶爾丹在巴顏.烏蘭的大本營前進。這條路線與今日集寧──烏蘭巴托鐵路的東方兩百公里處,幾乎呈現相互平行的樣貌。
 
翌年春天,清軍總算出發,開始了對北蒙古的冒險遠征。一六九六年前後,清軍展開為期九十八天的第一次大作戰;同年秋季至冬季,康熙皇帝發動第二次大作戰,翌年(一六九七年)春季至夏季則是第三次大作戰;在這三次作戰中,康熙皇帝都親自站上蒙古高原的前線,至於親征期間北京的政務,則交由二阿哥皇太子胤礽負責。皇太子的母親是康熙皇帝最早的正宮,生下皇太子後,便因產褥感染而逝世。也因為這個緣故,根據布韋神父的記錄,康熙皇帝特別寵愛這位長得眉清目秀的皇太子,甚至親自教導他天文學和數學等知識。
 
康熙皇帝在這三次親征的征途中,總會趁著繁忙軍務的閒暇,詳細地將親征期間每日發生的種種事件書寫成信,寄送給北京的皇太子。這些出自康熙皇帝親筆手寫的原文書信,如今保存在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內。不用一般的墨,而使用硃砂墨書寫,是中國皇帝的特權,信中的語言並非漢文,而是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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