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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台灣:七○年代起提倡的「改」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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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到底是個人進步,社會才能進步?
  還是社會進步,個人才容易進步?
  答案是——
  唯有提倡進步的觀念,
  才能有進步的政策,
  產生進步的社會。
 
  在疫情肆虐、經濟受衝擊、施政開倒車的日子裡,
  可還記得那顆滿懷熱血、「書生報國」的初心?
 
  讓我們繼續堅持「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的初衷,
  持續奮進,學習進步觀念,一同提升台灣社會的生命力。
 
  高希均教授是華人世界倡導且傳播進步觀念的先行者。五十年來,一向以身作則,與時俱進,持續撰書與論著,勤耕不輟。
 
  身為傑出經濟學者和教育家的高教授,在七○年代秉持著「書生報國」的熱切,放下在美國傑出的教職,用關懷社會的心志投身文化出版,接連在1981年發起創辦《天下》雜誌、1982年與王力行創辦「天下文化」、 1986年與王力行、張作錦創辦《遠見》雜誌。其所創立及帶領的「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近四十年來致力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志業,現已成為華人世界深具影響力的集團,積極推廣「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終身學習觀念。
 
  2021年適逢《遠見》雜誌創刊35週年,在全球面臨新冠病毒疫情衝擊的當下,回顧高教授在《天下》雜誌、《遠見》雜誌創立初期撰寫的精闢文章,以及對台灣走向經濟成長、民主提升過程中11位典範人物的回顧,讓讀者一同審視台灣在經濟起飛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讓大家從中一同找回對國家、社會的關懷與初衷,堅持學習、前進不懈的信念,將進步觀念繼續傳播下去。
 
  值得我們鍥而不捨、持續推動的「進步觀念」
  —對人要講究平等的人際關係,不受人情干擾。
  —對事要遵守法治的精神,不受特權的影響。
  —每人要有是非心、正義感、善盡社會責任。
  —每人要有愛國心、責任感、深信自求多福。
  —每人要深信一個美好的社會是民主、公平與自由的。
 
專業推薦
 
  當年高希均的文章〈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叫每個人眼睛為之一亮,腦袋像猛然被鑿開了。高教授警告國人,不能靠政府開支票過日子,羊毛一定出在羊身上。他呼籲政府和社會大眾在觀念和行動上要懂得「付出」和「創新」,才能過渡到一個真正有尊嚴的富裕社會。
  他的另一宏文〈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等於再給政府一記重拳。而當時的政府雖被人形容為「專權」,倒是有容言的雅量,也有改進的勇氣。中華民國能逐漸走向現代化,發展經濟,增強國力,靠各方面的努力,輿論界是其中的一環。而在媒體上發揮導引作用的學者,高希均教授無疑是先鋒隊中的主力。—— 張作錦(《聯合報》前總編輯)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高希均
 
  南京出生,江南度過童年,一九四九年來台。先後在台北商業大學(原為台北商職)、中興大學(原為省立台中農學院)與美國南達科達州立大學(碩士)畢業,並獲三校傑出校友獎。
 
  一九六四年獲密西根州立大學經濟發展博士,應聘為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經濟系助理教授,七年後升任正教授,並出任經濟系主任(1971–1980)。一九七一年當選美國傑出教育家,一九七四年威斯康辛大學傑出教授獎,一九九八年威州州長卓越貢獻獎。入選美國傅爾布萊特訪問教授名人堂。二○一三年亞洲大學第一位名譽管理學博士,二○一四年中興大學名譽管理學博士,二○二○年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名譽商學博士。二○一六年四月總統頒贈「二等景星勳章」。
 
  曾任經合會人力小組顧問、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中興大學知識經濟講座教授、海基會董事、行政院政務顧問、經濟部顧問、監察院諮詢委員、國統會研究委員及國內外文教基金會董事。
 
  一九八○年代在台灣創辦《天下》雜誌、《遠見》雜誌與「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現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與「財團法人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著作曾三次獲金鼎獎,另獲金鼎獎特別貢獻獎。中文著作在台北出版三十餘種,大陸出版九種,包括《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經濟學的世界》等,並獲倫敦金融時報第一屆亞洲企管著作獎。
 

目錄

|緣起|從「天下沒有白吃午餐」到創辦天下、遠見、天下文化 張作錦
|自序|推動進步觀念的初心 高希均
第一部 啟航—八○年代觀念啟航
1 一九八一年《天下》雜誌創刊詞—經濟是我們的命脈
2 一九八六年《遠見》雜誌創刊詞—為什麼要創辦《遠見》?
3 一九八二年「天下文化」起步—撒下一顆學習的種子
4 二○○二年「小天下」的誕生—以少兒優良讀物為「大格局」催生
5 二○○六年《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問世—呼應台灣的需求

第二部 共擁天下—播種「改」與「變」的進步觀念(1981-1986)
1 我們的企業家在哪裡?
2 創造財富才能照顧低所得
3 我們要把什麼留給下一代
4 人力投資與人才利用
5 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
6「經濟人」與「社會人」
7「按道理做」—財經決策的基本原則
8 扭轉財經政策的「無力感」
9 放眼看天下—不做「國際經濟文盲」
10 灰燼中出鳳凰—「經濟衰退」的教訓:「盡己所能」
11 市場經濟下的「競賽規則」—美國的例子
12 為什麼決策會錯誤?
13 我們從「日本經驗」中得到什麼?
14 推動進步觀念的絆腳石
15攀登三座經濟頂峰—自由化、制度化、國際化
16交棒人全力以赴,接棒人全力衝刺
17企業形象—良性循環的原動力
18 白天鵝抑醜小鴨?—減少政府與民間的差距
19 不再是保母,不再是公僕—給公務員應有的尊敬
20 如何對抗自私與短視

第三部 共懷遠見—栽植觀念之樹(1986-1989)
1 為下一代子孫的幸福投資
2 不能打折扣的公信力
3 人才是一切的根本
4 如何贏得國際尊敬
5 三星創辦人李秉喆:寧靜與堅強
6 知識之宮:紐約的公共圖書館
7 前有勁敵,後有追兵—亞洲四小龍飆向二十一世紀
8 二十一世紀是誰的天下? 
9 中產階級社會要靠制度運作
10 縮短六十年所得差距—鄧小平需要「台灣經驗」
11 不要強人領導,要強勢領導
12 位高、名重、權大,但影響力小—從美國總統想到台灣領導
13 五種「新夾殺」下的企業危機
14 物價變動值得重視,不值得緊張
15 這是一個貪的時代—它使人心散、心慌、心變

第四部 轉型年代中的關鍵人物
1 蔣經國:深耕台灣的真正的君子
2 孫運璿:台灣第一位工程師性格的政治家
3 李國鼎:一位決策者的高貴靈魂
4 趙耀東:敢想、敢說、敢做
5 郝柏村:使命感.迫切感.責任感
6 王作榮:台灣第一位「政策經濟學家」
7 徐立德:成功不必在己
8 孫震:「書人合一」的君子與學者
9 連戰:改變,才有希望
10 錢復:見證台灣政經風雲年代
11 王建煊:政治是「無私的奉獻」

後記 新冠病毒肆虐下的三篇省思
1 川普主政下,遠離「美國第一」—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的評斷
2 以讀攻毒,以書止輸
3 我們同在一口井裡—在世界失控中的四項覺醒

|附錄| 高希均中文著作年表
 

緣起
 
從「天下沒有白吃午餐」到創辦天下、遠見、天下文化  
張作錦
 
  一九七七年四月間,我在當時的媒體上,看到兩篇署名「高希均」的文章,字數不多,但觀點新穎,說理動人。經打聽,作者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受當時行政院經建會及台灣大學的邀請回國。我請他吃飯聊天,當然意在約稿。當時台灣雖不富裕,《聯合報》請作者下個小館還是不成問題的,但高先生卻隨意走進一家快餐店,每人一杯咖啡一個漢堡,吃得簡單,談得深入。
  
  (一)「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沒有幾天,稿子來了,是評述「當前經濟觀念」的系列文章,篇篇都有與眾不同的觀點。到了第五篇〈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更叫每個人眼睛為之一亮,腦袋像猛然被鑿開了。那個時代的台灣,還沒有「國際化」,對新知識、新觀念了解不夠,而當時的蔣經國政府,處處以人民生計為念,不僅稅賦要低,公用事業如水電瓦斯等等費用,都不准漲價,以安定百姓的生活。但高希均教授警告國人,不能靠政府開支票過日子,羊毛一定出在羊身上。他呼籲政府和社會大眾在觀念和行動上要懂得「付出」和「創新」,才能過渡到一個真正有尊嚴的富裕社會。
 
  高教授的文章,直如暮鼓晨鐘,社會大眾都聽進去了,人人都能琅琅上口他那句話。高先生因感冒去診所求診,醫生一看表上是高教授大名,堅不收診察費,以感謝他為我們國家所做的「診察」。高先生坐計程車,司機在報上看過他的照片,認出他來,一定要免費送他一程,表示升斗小民的尊敬。
 
  「白吃午餐」不僅激勵了廣大讀者,也激勵了作者自己,高教授在以後短短幾個月內,接連寫了很多漂亮精闢的文章,提出的都是言人所未言的主張,譬如:
 
  低物價政策是有害的;
  公立大學的學費應該調整;
  在政府機構裡,公事不可私辦。
 
  當然,不會忘記他另一宏文〈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等於再給政府一記重拳。而當時的政府雖被人形容為「專權」,倒是有容言的雅量,也有改進的勇氣。中華民國能逐漸走向現代化,發展經濟,增強國力,靠各方面的努力,輿論界是其中的一環。而在媒體上發揮導引作用的學者,高希均教授無疑是先鋒隊中的主力。
 
  高教授的每一篇文章,都引起社會極大的回響。我雖然沒有跟他詳細談過,但我想他那時一定有兩點感受:
  第一、台灣需要輸入更多新觀念,以促進國家社會的整體進步;
  第二、媒體的影響力很大,但報紙是一種大眾讀物,雜誌才能深入而細緻地討論問題。
 
  (二)創辦《天下》、《遠見》與「天下文化」
  在台灣辦一本雜誌,那時大概在他心裡已經埋下了一顆種籽。
 
  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一時人心惶惶。大家多認為,台灣應該發展經濟,充實自己的力量,才能渡過難關。如果一般人都有這樣的認識,在美國大學教經濟學的高希均教授,自然更了解這一點。於是他從美國請假回來,邀請殷允芃、王力行兩位女士,又拉上我,在一九八一年共同創辦了以討論經濟問題為核心的《天下》雜誌。在那個「要害一個人就勸他辦雜誌」的年代,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高教授承擔了最大股份。
 
  當時台灣還有《出版法》,依規定出版刊物要有一位本國籍的人任發行人,負法律責任。高教授在美國任教,尚未返國常住,還沒有恢復戶籍,所以由我擔任發行人,高教授自任社長,殷小姐負責編輯部門,王小姐負責業務部門。但因為人手少,其實都是「共管」。因為當時我是《聯合報》總編輯,報館負責人覺得我兼任雜誌發行人多有不便,沒多久我就辭謝發行人,由殷小姐擔任發行人兼總編輯,王小姐擔任副總編輯,他們幾位堅持要我保留「共同創辦人」的頭銜。
 
  雖然《天下》雜誌一創刊就轟動,發行、廣告、讀者、聲譽都直線上升,但高教授在美國大學有專任教職,只能短期回來,雜誌的「領導中心」不免有些扞格。我一九八二年去美國休假一年,隨後即留在聯合報系美國《世界日報》任職,其間曾回來與高教授和殷、王兩位小姐共商雜誌的「分合大計」,以求長久發展之道。最後協議,《天下》雜誌由殷小姐負責主持,高教授和王小姐負責「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並另行創辦了《遠見》雜誌。
 
  高教授也許覺得台灣經濟已經站穩了腳步,《遠見》雜誌就比較是一本綜合性的刊物。目標在「傳播新觀念,開拓新視野」。就是希望國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所以叫《遠見》。
 
  沒有知識的人怎會有「遠見」?除了兩本雜誌,加上「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高教授以「豐富閱讀世界」來服務社會。而推廣讀書,更是他長期的努力目標,他提出「新讀書主義」,有四點倡議:自己再忙,也要讀書;收入再少,也要買書;住處再擠,也要藏書;交情再淺,也要送書。」「天下文化」選書嚴謹,高教授堅信:「好書正如好人一樣,有時寂寞,但不會孤獨。」
為了使《遠見》成為「台灣前進的動力」,高教授在他的「出版集團」裡增加好幾本給「青少年」和「家庭」閱讀的刊物;又經常舉辦大型的文化和社會性活動,帶動台灣超越前進。
 
  (三)「天下文化」二○一八年售書高約四十座「一○一」
  外人常感覺奇怪,「天下文化」出版了這麼多好書,都是從哪裡找來的?祕密藏在「天下文化」附設的「人文空間」裡。這是台北有名的「文化沙龍」,精力充沛的高教授,幾乎早、午、晚三餐都在這裡和文化、學術、政經等各界人士喝咖啡、吃簡餐聊天。很多有內容、有分量的好書,都是從「聊天」裡出來的。
 
  如果以文字述說「遠見.天下文化」的成就比較抽象,那就說一點具體數字:事業群二○一八年總銷售書刊是一百七十萬冊。以一冊書平均厚度一.二公分估算,二○一八年總銷售書刊約當四十座台北「一○一大樓」。
 
  高教授在台灣為文化出版事業努力奮戰幾十年,作為他一位長期的朋友,我確知,他的貢獻、他的影響力,就像他形容好書一樣,不僅不孤獨,也將不寂寞。
 
   二○一九年九月發表於《姑念該生》/二○二一年九月摘錄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5252489
  • 叢書系列:社會人文
  • 規格:軟精裝 / 432頁 / 14.8 x 21 x 2.16 cm / 普通級 / 部份全彩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決策錯誤比貪汙更可怕
 

 
貪汙,不論它是發生在政府或民營的機構,不論它數額的多寡,不論它方式的不同,都是令人痛心的。因為它一面破壞法紀,助長權勢;另一方面又腐蝕民心,造成特權。
 
台灣三十年來進步的原因之一,也就是人民對政府高階層人員的尊敬與信賴:尊敬他們的品格,信賴他們的操守。
 
儘管貪汙受到人人指責,但在某些時空情況下,也可能會有比貪汙更可怕的事例。
 
社會上每一個人,可站在自己的價值系統及知識領域中,參與討論貪汙是否最可怕?有沒有比貪汙更可怕的事例?然後一起來減少這種不幸的現象。
 

 
筆者則認為:在台灣目前情況下,如果政府部門沒有把其擁有的資源有效地利用,其所產生的經濟後果,遠比零碎的、低階層的、偶發的貪汙更可怕。
 
任何國家所擁有的資源都是有限的,我國更是如此。這些可用的資源有些是有形的—如可支配的經費(中央及地方)及可調度的人力(各級公務員);有些則是無形的—如合乎潮流的典章制度及受人尊重的國家形象。當這些資源的使用效率未被充分發揮時,損及的不僅是短期的人民的利益,也是長期的國家的利益。
 
讓我們假想一些資源誤用的例子:
 
⑴    興建一個並不急需的工程。
 
⑵    延誤一個重大投資的決定。
 
⑶    政府對某一事業的投資或者過多,或者不足。
 
⑷    政府某一部門的預算偏高;另一部門預算偏低。
 
⑸    津貼一個不需要津貼的行業。
 
⑹    保護一個不需要再保護的工業。
 
此外,不切實際的法令、緩慢的行政效率、有關部門的缺少配合,都減少了政府與民間資源的有效利用。
 
上述假想的六個可能性,說明了政府部門對資源之誤用可能來自決策時對:
 
⑴    時間判斷的錯誤(1、2兩例)。
 
⑵    數額判斷的錯誤(3、4兩例)。
 
⑶    對象判斷的錯誤(5、6兩例)。
 
更具體地說,政府部門對有限資源之誤用,基本上是來自於對優先次序(priority)的判斷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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