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愛過正當最好年齡的人：一九三○─一九六六年沈從文家書

導讀：人間熱淚已無多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柯惠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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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者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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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深履薄
後  記

導讀

人間熱淚已無多

　　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經歷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南京國民政府黃金十年、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乃至一九四九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政權輪替與社會大變動。浩浩蕩蕩的歷史並不隨風流逝，崢嶸歲月也並非與光同塵，無論承平、戰亂還是動盪，知識分子以各種不同的文字書寫方式，敘明心跡，表達情感，抒發不平，甚至泣血吶喊，為時代留下見證，為歷史保存魂魄。在知識分子各式各樣文字書寫類型中，書信是極其珍貴難得的素材，原因是戰火、流離、政治清洗等等，往往使得不能成編的書信遺失散佚，又或是為了躲避周密文網，只好把敏感文字付之一炬。外在環境既不利書信存留，幸運留存的書信，還可能因為書信往返的兩方或他方，僅視這種文字書寫的方式，主要目的是溝通日常生活訊息，是以通篇請安問候外，多數內容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以及氣候、景色描述，少有透露書寫者內心世界、精神狀態、情感流動、歡笑淚水、激情落寞、熱鬧枯寂等，那麼這樣的書信對於理解知識分子在歷史風雲變幻中的命運，他們的抉擇，他們的挑戰、批判、卑微、俯就、磨難、狼狽等等，就不免牽強附會，不知所以了。

　　從各方面來看，沈從文的家書彌足珍貴。首先，數量相當可觀的沈氏家族書信並未在戰亂烽火、政治鬥爭中燬於一旦，儘管遺失許多，但保留下來的部分，時間跨度由上世紀三○年代至六○、七○年代，長達近四十年，對於觀察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較長時間中，其所經歷的複雜變化，能夠有較明晰的掌握。再者，書信來往以沈從文為中心，絕大部分的收信對象是沈從文夫人張兆和。張兆和家世顯赫，她是民國初期少數擁有大學學歷的女知識分子，本身也從事文學創作，才華洋溢，且擅辭藻。家書中包含許多張兆和的覆信與去信，情真意切，諄諄叮囑，可貴的是她對生活永遠有一份樂觀以及拒絕苦難的情態。

　　回顧沈、張兩人從一九三○年代相識、相戀、步入婚姻，婚後組成小家庭，生活安適寧謐，兩人育有二子，平靜生活不幸被戰爭打亂。抗日炮火自北平打響，沈從文與友人為避戰禍，倉促離北平，先抵長沙，後再輾轉入昆明，張兆和則留在危城中，謢幼扶老，主持一切，直至一九三八年年底也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攜帶兩個幼子奔赴西南，一家人得以團聚。儘管沈從文家書中，戰時書信缺漏較多，惟殘餘的文字仍能鋪陳出中國知識分子戰前、戰時，判若雲泥的生活。戰爭帶來巨大的苦難，從沈從文與張兆和夫妻兩人最初鴻雁東西，乃至遷延數月對於張兆和到底要走還是要留，陷於反覆爭執的無奈，已可略窺端倪。當然，戰爭中知識分子所受折損，精神加物質實難數計，書信透露沈從文倉皇出逃，捨去一大批原視之如命的珍藏版圖書、字畫、古董、文物等，曾經有過的風華，落得人去樓空，傾筐倒篋。
 
　　戰爭的苦難未已，更大的災禍旋踵而至，知識分子感嘆著哀莫大於心不死。抗戰結束後，沈從文全家隨北大遷返北平，他與眾多相知相熟舊友，一度寓居北平城郊的西山，自然風光與友朋聚談，暫得難有的愜意平靜生活。豈料不數月，國共交戰，平津易手，華北「解放」，中共新政權登場，此後便是「虎踞龍盤今勝昔」的動盪歲月。社會主義革命掀起如火如荼的激情，一時間，「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樣的革命歌典到處傳唱，而革命文章、革命故事、革命小說、革命文藝四方流傳，文學成了鬥爭的先鋒，成為改造社會的手段。

　　一九五○年代始，在新社會理應造「新人」的革命指引下，黨中央祭出「批評與自我批評」政治口號，為中共建政拉開序幕，為了迎頭趕上「革命形勢」，人人爭先上綱上線，深揭猛批，檢討自身做人做事態度與群眾關係，更有甚者，不少人表現出痛心疾首、慚愧自責、涕泗橫流的感天動地狀，所有一切都代表著新時代降臨，舊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革命的烈火很快燒到知識分子，一九五一年，毛澤東宣布「思想改造」，目的是「清理知識分子隊伍」，如何清理並未有明確的指示，是以出身舊社會與西化、現代化沾邊的知識分子，個個惶恐畏懼，為求政治過關，不少人向黨獻心獻身，主動要求參加土改工作，他及她們到基層、到農村，向貧下中農學習，經風雨見世面，進行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一波波的政治風暴在沈從文的書信中依稀可辨，只不過，書信中以間接而又隱晦方式描述現實，同時幾乎不曾正面提及政治運動，但沈從文發信的時間、地點，他走向工農的變化足跡與心路歷程，仍然呼之欲出。一九五○年代後，知識分子離城市「上山」與「下鄉」，與民國棄鄉就城，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社會意識形態，而社會主義政權講階段鬥爭、重視農村，對於向來沈浸於城市現代化文明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無疑是當頭棒喝，如冷水澆背。

　　一九五○年代後，革命風暴從未止歇，只有勢如破竹再勢如破竹，高屋建瓴再高屋建瓴，永遠沸騰著，永遠悲壯著。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三反」、「五反」，一九五五年批鬥「胡風反革命集團」，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百花齊放」，一九五八年「反右」、「三面紅旗」，一九六四年「四清」及「大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革命浪頭一次比一次高，革命激情烈火熊熊，刺刀見血。有革命就有「反革命」，出身舊社會、受西方式教育、渾身沾染城市現代氣息的知識分子，隨時可能被指認是「反革命」分子，又或是修反派、黑幫分子，乃至牛鬼蛇神，在推陳出新的革命清洗中，只能說他們的命運如風中殘燭，朝不保夕。這段鬼哭狼嚎的日子，多少人身處政治風暴當下，萬念俱灰，不甘受辱與折磨，毅然走上絕路。另外一些拚了命活下來的，空有一身文史專才，傲人學歷，曠古才華，卻毫無用武之地。他們從勞心者變勞力者，蹲牛棚者有之，下放生產隊加入勞動生產者有之，所有一切都亂了套，執筆者不過就「識幾個狗字兒」，於是大部分的人不再寫、不能寫、不敢寫，而就算寫了也面不了世，如此而成了集體噤聲了。知識分子身陷牢籠，稱之文化浩劫當不為過。

　　歷史的偉岸、殘酷，令人生畏，惟事過境遷後，仍有餘意留人間。沈從文的家書，從另一側面透露出令人玩味旳訊息，即身處政治狂浪襲捲下，一種守著日常生活角落的不折不撓，如何成為個人躲過天下大亂、四分五裂的避風之所。換言之，沈從文與張兆和兩人以一種化外姿態，在不得不隨歷史與時代大浮大沉之下，體現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的知識分子修養，以「過生活」的常態來應對政治的詭祕變態。要言之，本書所收的最後幾封信，多出自於張兆和之手，當時她已下放到北京郊區的順義生產大隊，得空便寫信給身居北京的沈從文。這些書信中，張兆和提到著名的政治風頭浪尖上的「焦裕祿」革命烈士樣版，還有蘊釀著一場牽連甚廣的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已現苗頭，以及「四清運動」等等事件。談論這些動輒幾千幾萬人喊打喊殺的政治事件，已打入另冊的張兆和，書信中竟沒有流露一絲一毫議論，她的用語與寫家長里短之事，別無兩樣。一九六○年代，下鄉接受勞動改造的張兆和，已看不到過去書家世家出身的官、暮、驕、嬌、怨「五氣」，她完全習染抄襲自革命老區的種種作風，如稱呼他人通常在其姓氏上加「老」及「小」字，書信中張兆和不無自在地說著別人喊她叫「老張」，已然是兩世為人。舊與新，相去何其之遠之大？福禍順逆，相隔如薄紙，怎不叫人欷歔嘆息？

　　一九三○年代，自稱是「鄉下人」的沈從文，從鳳凰小城出走，他當過兵，做過許多卑賤工作，二十歲決意棄武從文，脫掉兵衣，隻身赴北京闖蕩。對一個無背景、無家世、無財力的青年來說，城市生活意味著連串挫折磨難。為了謀生，沈從文只能靠著一隻筆，不眠不休地寫。終於，沈從文的文章陸續見報，他漸漸受到名家矚目，各方逐漸對這個貧無以立錐之地的文壇新秀伸以援手，此後，沈從文的創作，不論題材、數量、風格乃至類型，都日益蜚聲於眾，他在文壇上已然屹立不搖。知名度提高後，交往圈自然隨之擴展。最早賞識沈從文文采的是郁達夫，兩人自然成為莫逆。再由郁達夫引介，沈從文與《語絲》作者群，包括徐志摩、梁實秋、周作人、朱光潛等人也過從甚密。徐志摩又把沈從文帶進《現代評論》圈子，由此而認識丁西林、陳源乃至吳宓。這些名單上的文人、學者，多半留學英、美，他們服膺理想浪漫主義，推崇唯情觀，沈從文身與其中，其文學作品的抒情色彩濃郁，自是有跡可尋。另一方面，在北平窮困無告的日子裡，沈從文與初闖文壇的胡也頻、丁玲夫婦相交甚篤，爾後在北大自由旁聽，更認識許多左傾的同鄉大學生，沈從文當時也接觸左翼文學，也知道共產革命、階級鬥爭理論，最終他卻並未與左翼有更深的來往。

　　現在看來，這位自稱「鄉下人」的唯美唯情作家，顯然並不「鄉下」，他筆下的湘西，和一九五○年代毛思想重農主義所提到的農村，相距豈可以道里計。從這個角度來看，一九三○年代與沈從文往還密切的英美派或是新月派，他們的文學理想與革命聲調南轅北轍，根本不符「鬥爭」需求。一九五○年代後，大多數唯美派封筆也屬必然，而沈從文這位被西方稱譽為中國最偉大的少數作家之一，在長達四、五十年的歲月中，名字便只能被煙沒，作品只能被塵封，浸淫浪漫、理想主義的他、一時間當然寫不出「革命文學」，於是他全心意投入「雜學」。約有十年時間，沈從文一頭鑽進中國工藝物品及服飾研究中，後者在幾年專心致志的努力下，也算小有所成。一九八○年代，政治復歸平靜，但人已老，筆已鈍，年華已逝，想重拾創作，豈非空中樓閣，水中泡沫？平靜沒有幾年，一九八八年沈從文壽命來到終點，一切皆成往事。

　　回望上個世紀沈從文寫或不寫，提醒我們歷史的難測與傲然，而時代悲劇彌天蓋地，有誰能真正躲過？閱讀這批書信，使我們駐足凝思，也許歷史的幾年幾十年，不過是一瞬，但對於個人來說，它是獨有的、可貴的一世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