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自覺的契機 覺人的勇氣
蔣寶漳
蔣渭水先生是我的曾祖父，渭川先生是我的曾叔公，「秋霞」我應該要叫嬸婆。還記得是二○○三年的夏天，我在考取牙醫師執照後等待當兵的空檔，赴美探望兄長，也順道拜訪旅居美國的秋霞嬸婆。嬸婆和她最小的女兒Tina姑姑同住，算起來當時已經七十五歲高齡，也旅美將近二十年了。嬸婆特別稱讚我這個侄孫很「乖」，到美國有記得來看她，慈祥的微笑讓我倍感溫馨，厚重的老花眼鏡也遮不住笑得彎彎的眼眉。嬸婆雖年事已高但耳聰目明，講起和松柏叔公的往事時，眼神雪亮且朝氣十足，言談中也藏不住對「公公」蔣渭川公義清廉的欽慕之情。一整個下午，那次嬸婆的「口述歷史」，是我對曾叔祖除了生硬史料之外的血緣連結與再認識。
本書作者蔣理容女士是蔣渭川的孫女，蔣松柏的次女，也就是我的堂姑，個性熱情溫暖，愛鄉愛土，慈善公益從不落人後，文筆極為流暢而富有感情。據理容姑姑描述，松柏叔公行醫濟世，氣宇軒昂，仁俠義骨，頗有「伯父」蔣渭水遺風。我雖無緣親睹風采，但從姓名就能感到血濃於水的親切感，因為我的祖父是蔣渭水的長子蔣松輝，據說松輝松柏堂兄弟倆在基隆的重逢，就是我的父親蔣智揚在當時就讀基隆中學的放學途中，看到樂安醫院招牌上寫著院長蔣松柏，才藉由「姓名」重新牽上血親的緣分。
祖父曾回憶一九四七年攜妻小乘船自上海返台欲入基隆港時，因為島上衝突事態惡化，故在海上滯延數日後始能入港，幸運未捲入二二八事件之中，算是第二次的「命大」。第一次的「命大」，則是因為父親蔣渭水將家產全數投入社會運動又英年早逝，經濟無力負擔，被迫中輟長崎醫科大學，而幸運躲過長崎原爆。
祖父未能如願完成學業成為醫師，由「堂弟」松柏代為延續家族職志，也算是佳話。然而因為戰亂的顛沛流離，堂兄弟倆竟相隔了將近三十年才偶然在基隆重逢，令人不勝唏噓。不過血緣的相牽羈絆一直都在，也一直持續，受過日式教育，日語流利的秋霞嬸婆，和蔣松輝的妻子，也就是我日籍的祖母池田八重子，成為了心靈交流的妯娌之交。我的父親蔣智揚後來就讀台大外文系時，擔任包括理容姑姑在內「堂妹」們的家教，這樣的緣分延續到下一代，我的哥哥蔣濱州就讀史丹佛大學時，也擔任過Grace姑姑女兒Vivian「表妹」的家教。
戰亂讓人顛沛流離，台灣人的命運在日本殖民政權結束之後，面臨另一項嚴苛的考驗，勇於抗日的知識分子們期盼的「祖國」，顯然並沒有符合他們的期望。二二八事件和之後長年的白色恐怖，成為許多台灣人家庭心中的痛。甚至在當權者的勢力籠罩之下，很多當事人的家屬後代為了身家性命安全，只能選擇噤聲，讓史實真相因為耆老的凋零而逐漸模糊不清。
蔣渭水英年早逝，未能親見終戰之後的台灣，然而胞弟蔣渭川，卻成為二二八事件的關鍵人物，甚至在事件中牽連兒女中彈，女兒喪生，從前齊心抗日的同志們也多數犧牲。蔣渭川在逃亡年餘後「榮任」黨國體制下的高階官員，不僅不被受難者家屬認同，連後代子孫都背負著原罪，被部分台灣同胞誤解為背叛者或出賣者，這就是史實真相未明的殘忍後果。
史學家和民間對於蔣渭川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始終難有定論，或許跟當時延伸至今仍然詭譎的政治情勢有關，受難後竟能在政府體制內任官更是爭議不斷。但蔣渭川在事件中痛失愛女，且在不知是否有明天的亡命生活中所寫下的逐日手記，絕對是瞭解事件真相的重要且可信的管道之一。理容姑姑以小說筆觸書寫《秋霞的一千零一夜─多桑蔣渭川的二二八》，描寫蔣家人相處的實情實景，並全文收錄蔣渭川當時的日記，深富人性且具臨場感，可說是最能貼近史實的軟性素材。
身為台灣人，不可不知二二八。正如我們認同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必定反對中共政權刻意屏蔽六四相關資訊，並絕對同意：若是中國人，豈能不知天安門？理解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脈，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放下，充分理解和圓滿放下後，才能真實回歸到現今所有台灣人從日治時期以來，抑或國共內戰之後，各自背負乘載的自我歷史認同，也才能真正達到以古鑑今，放下仇恨的族群融合，促成同島一命的共識，齊心為台灣這片土地努力。
蔣渭水曾在〈五個年中的我〉自述：「（林獻堂先生）做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的運動。這的消息傳到我的耳朶，此請願趣意書，映入我的眼裡，我覺得這真是台灣人唯一無二的活路啊。」可說是他開業五年後重燃學窗政治熱之「自覺的契機」。又寫道：「那時我就逢人便說，台灣議會的設置，是台灣人唯一的活路，有偵探對我說，稻江人士濟濟，人人都不敢表示贊成台灣議會請願的意思，獨你一個人，大呼特呼極力贊成，我說人人都是怕著政府的威嚴壓迫，不敢多言，設能將全島台灣人，一一施以催眠術，使其脫離督府的脅威，我想人人都現出真情，來表示贊成啦。」則充分表現出他不畏威權打壓，號召同志，勇於追求理想之「覺人的勇氣」。
蔣渭水和當時的先知先覺先賢者們，經過「自覺的契機」，發揮「覺人的勇氣」，秉持著自覺覺人的智慧和熱情，開創一九二○年代台灣人在外來政權統治下的一波新文化運動─「台灣維新」。
願《秋霞的一千零一夜─多桑蔣渭川的二二八》成為現代台灣人再次認識二二八，重拾失落歷史片段，找回自我身分認同的「自覺的契機」，並共同發揮「覺人的勇氣」，相互提攜影響，再次推動「台灣維新」，重返時代榮光。
二○二一年六月四日於疫情下的台北
序2
秋霞 我的外婆
詹雅安
在我出生前，外公（蔣松柏）已辭世多年，外婆（秋霞）也隨著阿姨們搬往美國定居。我一直到十三歲那年移民去美國念書，才開始和外婆有較多的相處。外婆是一位很優雅、喜愛閱讀、對晚輩很慈祥，喜歡和我用日文通信的老太太。住在美國時我有一個很美好的印象，就是我母親（蔣理容）和外婆坐在客廳長談，外婆滔滔不絕，母親手邊的筆也沒聽過，兩人對話也很豐富，很動人的畫面。數年過後我才知，那就是《秋霞的一千零一夜─多桑蔣渭川的二二八》的緣起。
這本書從描述新婚的秋霞在蔣家裡的種種見聞開始，對蔣家從初期的不適應，到由同情而理解、再由理解而尊敬。這段過程對我來說除了是很大的震撼，也感到非常新奇。不管是日常生活隨口提起，或是長輩們處理「蔣渭水」相關史料的時候，我都曾聽過不少在那個動盪時代的故事，但那些只是片段，而非全貌。《秋霞的一千零一夜─多桑蔣渭川的二二八》對我而言，除了是一本小說，也可說是一盒拼圖，讓我看見外婆的前大半人生！雖然外公（蔣松柏）在我出生以前好多年就已離世，他是外婆、母親和阿姨們時常掛在嘴邊的「爸比」，這次透過閱讀《秋霞的一千零一夜─多桑蔣渭川的二二八》也讓我對外公的理解，不再僅僅是照片裡的慈祥面孔。
在國立編譯館一手掌握課綱和教材的時代，我沒有機會體會外婆的生活經歷，但近年隨著民間力量與學術界不屈不撓的努力，台灣社會已經有愈來愈多管道讓台灣人學習自己的歷史，而不是單單當年教科書所灌輸的國民黨版本史觀了。在這之中，透過「蔣渭水文化基金會」的家族長輩（包含我母親），以及各界的努力，蔣渭水在日治時期的事蹟對很多台灣人而言已不陌生，他在很多台灣人心中也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他的弟弟蔣渭川（也就是我的阿祖蔣渭川）與台灣省政府建設協會在國民黨時期的事蹟，要不是我的外公外婆保留他的日記、大姑婆（蔣渭川大女兒）遠赴美國尋找證據，所有資料在我母親、小姑婆（蔣渭川小女兒）和其他長輩手中還原那段被誤解、被污衊的歷史，真相也許就會完完全全被世人遺忘了吧？
阿祖對我而言根本是天邊般遙遠的存在，與我親近的外婆在去年辭世。在解嚴年出生的我，今天有機會透過外婆的視角，瞭解阿祖和那段「學校沒教的歷史課」，感覺像是外婆穿越時空，像往常一樣，捎來一封信，和我再度有了連結。
前言
追尋祖父的足跡 瞭解自己的歷史
蔣理容
一九九一年我的人生觀受到很大的震撼。政治解嚴（一九八七）還沒多久，社會上並不怎麼意識到解嚴的意義。那時我將近四十歲，從師大音樂系畢業已經十五年，在教育職場和孩子的教養上，都是盡心盡力、負責稱職的老師和母親。具備了頗多經驗之後，撰寫專欄、彙編學術刊物，組織教育協會，秉持著「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也要別人的孩子一起好」的信念，任重道遠，投注心力在兒童啟蒙教育的耕耘。那是一方有美、有愛，溫暖的園地。
走出舒適圈
那一年我的姑姑們，六十六歲的梨雲和五十二歲的節雲，把她們父親蔣渭川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二二八事變始末記》（蔣渭川在第一頁親筆寫的標題）請人打字，自費印刷了一千本致贈給認識與不認識的學者。（梨雲的先生高欽福博士是一九八六年民主進步黨創黨黨員也是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撫卷讀著七萬多字的日記，那是我出生前五年的事！我沒聽過的名字，完全沒經歷過的情節。但是日記中鉅細靡遺，哪一天的甚麼時間、甚麼場所，哪些人、他們說了甚麼話，思考的是甚麼、懷疑甚麼、結論是甚麼……清楚的躍然紙上！我不由得讚嘆起來：「這就是我的阿公！思慮周詳，凡事一絲不苟，奉行誠實和勤勞的嚴訓，即使在生命每一刻都遭受著威脅之時，他仍然堅持做他認為對的事。」
然而日記出土、送出了千本，對於二二八事變的研究和解讀引不起多少重視。反而在愈來愈多的二二八研討會和紀念會上，姑姑們常被另眼看待和排擠：「你們不是受難者家屬！」、「蔣渭川的日記『太主觀』了，片面之詞不值得參考！」我的遭遇則是更難堪：「妳的阿公沒死而我的阿公死了！出賣同志，交換條件，謀取榮華富貴……」
被噤聲四十多年的二二八因為隔閡已久，累積諸多的曲解和誤會，不僅傷痕難平，家屬們還互相畫下更多的新傷。那是一段令人感到無助，而非常痛苦的時期。我們不像一般受難者的後代那樣，可以哭訴他們祖先的冤屈和苦難，可以大聲的嗆執政者奪人性命、奪人財產，他們更有資格進入體制尋求法理上的補償或賠償。
一九九三年姑姑幾度赴美，踏上尋找證據之路。位於美國首府華盛頓的「國家檔案局」存有已經解密的二二八前後美、中、台三方往來電文，國家級的檔案足以佐證蔣渭川受陳儀之邀出來會談，以及他在二二八期間的行為言動。還包括了為甚麼蔣介石來到台灣以後任命他為官……
一九九六年，由陳芳明教授協助整編，將這些電文連同蔣渭川日記、親手寫的報告書、回憶錄，以及相關報導集結成《蔣渭川和他的時代》一冊及附冊，由前衛出版社出版。二○○九年更在堂表弟妹們通力合作下，辦演講、展覽、音樂會，也架設了《蔣渭川和他的時代》網站。
這份鍥而不捨尋找真相，不和稀泥、不妥協的精神，想必都是來自「蔣渭川」的DNA吧。跟著姑姑和表兄姊做了這些事，我從內心深處得到了救贖，和祖父的英靈相遇，當我有機會發表這段歷史時更有自信，以祖父為榮。
走進「秋霞」和「松柏」的年代
以「秋霞」為主述的這本書，本質上就是「爸爸媽媽和阿公阿嬤的二二八故事」。我的爸媽在一九四八年經媒妁之言，由雙方家長主持完成婚禮。那時二二八剛過一年，兩家共同的朋友醫學博士杜聰明和畫家陳清汾擔任介紹人，證婚人是二二八時候的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據秋霞的口述，他是個「一天到晚在我們家『蛇來蛇去』講話很大聲，我很不喜歡的人。」）
從婚禮後才「初識蔣家」的秋霞，從生活細節裡常常不經意地感受到無處不在的二二八陰影；她親眼見過吳國楨帶美國使節「每天」來訪，也親歷了接受民政廳長任命後蔣渭川遭半山派鋪天蓋地的羞辱；她知道二二八日記的存在，但是松柏告訴她：「這是多桑的救命符，何時適合拿出來？是福還是禍？沒有人知道，為了妳好，不要問。」
松柏是台大醫學院一九四七年的畢業生，五月的畢業典禮他已經和他父親分頭逃難，畢業團體照上他是和罹難或是失蹤的同學一樣，大頭照被分別圈起來的。婚後秋霞受婆婆囑咐每晚為公公溫一壺酒，陪父子兩人交心夜談。秋霞常有局外人的思考和疑問，從中能夠體恤日治時期渭水、渭川兄弟倆，戰後渭川、松柏父子倆，兩代人的思想和人格，以及國族情操。
秋霞從小喜歡閱讀文學作品，對歷史類尤其偏愛，文青少女時期曾投稿日文（當時稱國語）報章雜誌；也曾和手帕交一起坐「巴士」到城內、到太平町看書、買書。娘家父親更是對日本時代的蔣家兄弟欽敬不已，所以秋霞與松柏雖然婚前只見過一次面，是奉父母之命的古式婚姻，卻是建立在敬意和尊重的基礎上。
與婆婆的互動，讓秋霞對蔣家二二八的傷痛更賦予同情，也發覺到婆婆在渭水伯的時代所蒙受的委屈，點點滴滴都是苦難時代「台灣查某人」內心無法言說的苦楚。
一九四九年長女慧容出生，為蔣家帶來莫大的喜悅。那卻是台灣局面最詭譎動盪的一年，二二八才過去兩年，省議會還在各擁派系糾葛不清的時刻，國府挾兩百萬人口大舉遷徙來台、蔣介石在台灣「復行視事」……
秋霞見證了蔣渭川在政壇上招忌妒打壓，也看到官場上諸多曲意奉承者。日治時期就主持「讀報社」、領導「台灣工友總聯盟」的蔣渭川，站在這個恐怖的平衡點上，支撐他剛正不阿的是甚麼樣的人生信念？秋霞了然於心。
雖非刻意「成書」，一切卻似水到渠成
媽媽在一九八四年，我爸爸逝後就移居美國，我每年數次往返台北舊金山探望她。二○二○疫情之年，感恩節前夕媽媽以九十二之齡仙逝。
阿公的日記一九九一年出土時，我爸爸離世已七年，媽媽看到我從台灣帶來給她、印成鉛字，厚達一百頁的日記，情緒相當崩潰！四十多年前，從少女到少婦，每晚溫一壺清酒，聆聽父子夜談的情景一幕幕回來了！她從未看過日記手稿，但她完全知道內容，有些部分因為印象切割而不很清楚的，如今看到真本，難掩內心激動，彷彿回到那個時空，身陷險境卻全然不懼的「多桑」在對她現身說法！
一九九八年我更長住美國，有更多時間和媽媽相處。媽媽和我一樣，回憶起和阿公阿嬤住在一起的時光，歡喜的感覺居多，那也是我童年最鮮明的印象。
我姊姊一歲時，媽媽抱著在第一劇場看顧正秋唱京劇、「太子」也在座；婆婆講過無數次的「阿甜仔」，實際見過一次；任顯群曾把他自己的座車借給內政部使用；家中訪客杜聰明、林衡道是不用說的，有特殊印象的還有高玉樹、謝東閔、郭雨新、余登發等人；有白恐相關家屬祕密來求救的，更不乏情治單位的監視者……我不認為媽媽瞭解多少「政治祕辛」？但因為耳濡目染受到「多桑」的影響，依據她的所見所聽，自然產生出她的判斷。
媽媽因為酷愛閱讀，文字的世界令她不出門也見多識廣，思路清晰又有自己的見解。我原本設定要她講二二八，認真的作筆記，但往往談興一發不可收拾，她跳躍式的思考也常常讓我「跟丟了」一部分線索。
二十多年的筆記累積起來也很可觀，有些在記錄的當下懵懵懂懂，幾年過後再翻閱忽然就豁然開朗，發現疑問也可隨時問媽媽。甚至我回台灣期間媽媽還會給我寫信、寄剪報，繼續想到甚麼就說甚麼（真是一位超級合作的口述歷史者！）
透過「秋霞」的口述，蔣渭川和他的時代歷歷如昨，在我們眼前展開。
這不是傳記、不是回憶錄，是以秋霞的視野看那個時代，雖是小說體裁，但情節屬實、誠懇，毫無虛構。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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