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風中，尋覓，霧社事件的新書寫
李敏勇
歷史，他的故事，或她的故事。在事實與虛構之間，我常想起德國作家湯瑪斯．曼的《歌德與托爾斯泰》，兩位歐洲不同時代的作家，在巧妙的敍述𥚃相遇。日譯本序文，高橋孝義談歷史，説像是從考古的瓦片描繪已消失的過去。無論是History或Herstory，在性別意識之外，有更深沉的課題。湯瑪思．曼的歷史人物敍述被認為交織著文學與哲學的深度與力道。他的小說家之眼有深度的凝視。
霧社事件是歷史，是台灣的歷史，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的歷史。戰後，國民黨中國類殖民統治台灣時期，以中國對視帝國時期的日本，霧社事件被操作為中國抗日丶反日的歷史，收取政治宣傳效果，強化或美化替伐的新殖民。歷史被賦予新統治者的進佔動機，忽略了人的精神，尤其是台灣原住民的精神。與吳鳯的虛構性教化正好相反的是，抗日的「虛構性中華民族主義」樣本。歷史被去歷史，而為政治權力所用，這是一個例子。
解嚴後，民主化，台灣逐漸鬆綁政治教條，霧社事件的歷史觀照和凝視，在文學和電影的面向展開多元的作者性。江冠明以報導文學與記録片工作者，呈現了他的視野，完成《跟著風往前走》的尋覓和刺探。七個篇章，從〈跟著風往前走〉到〈風的聲音〉，其間〈那是他自殺的地方〉、𡿨戰地日記〉、〈誰的歷史〉、〈遇見花岡一郎〉、〈奔向前方〉，正是他「不同筆調、思想、和文體」的敍述，兼及「報導、小説、散文」的形式風格，實現了他嘗試的某種意念書寫實驗、對歷史的另類詮釋和自由意念的創作。
霧社事件的歷史呈現了強烈的「人的圖像」：莫那魯道的家人們；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的命運；川中島餘生群落；太平洋戰爭時南洋參戰的高砂義勇軍。台灣歷史存留的某種悲劇原型，或說人性格局，在江冠明筆下隱含著尋覓自由真諦、生命情操的方向指針。帶有自我批評意識的書寫企圖觸及台灣民族性的反省，江冠明的鈙述不斷探照人物的格局、生命的意義。
島嶼的秋天之際，我拜讀江冠明從台東都蘭寄來的書稿，想起他在西部曾長期從事的報導、採訪以及紀錄片拍攝的那些年代，那些社會運動洶湧、政治抗爭頻繁的年代，想起他在東海岸的新生活，他的餐食料理和民宿成為某種書寫場域，在那裡他進行文學書寫文化生產。面向太平洋海域，以山嶺樹林為背景，他沉潛的人生，更深刻的歷史探索、社會觀照，更豐富的文學心靈，流露在他的書寫中。台灣的歷史觀照需要更多的文學性和文化性，需要真正的作家性。跟著風往前走，風中，尋覓，台灣歷史需要新的書寫，才能呈現精神的視野。《跟著風往前走》呈現江冠明的霧社事件新書寫，令人激賞。
推薦序
化謎成迷霧社事件
陳萬益
這是一部霧社事件的新文本。
冠明自序稱：原擬拍攝一部紀錄片，但是探訪過霧社事件的老人、古戰場、馬赫坡山的溪谷岩洞與川中島，閱讀了邱若龍、鄧相揚、台典泰雅族人的著作，從一九九○年代到新世紀漫長的時日後，醞釀出來的是「不同筆調、思想和文體」來敘述的七個章節，不能界定卻又兼具「報導、小說、散文」的詮釋文字。
霧社事件發生至今已超過九十年，事件的遠因近因、爭戰的腥風血雨、及其後慘絕人寰的自相殘殺、婦孺迫遷館至於川中島等等脈絡，即使經過日本帝國的封禁訊息，以及戰後國府以抗日為名立碑封神，在一團迷霧裡，也依稀顯現了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蹟，尤其在解嚴以後，鄧相揚以長期的關注、親聆、與探查霧社泰雅族人在驚悸中殘存苟活的聲息，陸續完成了三部報導：《霧社事件》、《霧裡雲深》與《風中緋櫻》，更因其真實、深刻、感人，而促成電視劇集「風中緋櫻」和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攝製、放映，其轟動效應使霧社事件廣為社會各界所悉。
昔日的禁忌成為大眾的話題，壓抑與禁口終成眾聲的喧嘩：原來日本統治者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使霧社部落群在脅迫下分化成「味方蕃」與「保護蕃」，「第二次霧社事件」的族人自相殘殺的夢靨，其間的恩怨糾葛，更烙印在泰雅族人的靈魂深處，在台灣民主化與言論自由氛圍下，族人終於無法忍受統治者帶偏見的詮釋，也無法接受和人隔靴搔癢的探看，從口述歷史到大字書寫，追求霧社事件的真相與主體性觀點，在這個立場下，不免批判前此的說法與定見，但是，這也就是冠明受霧社事件的題材吸引，卻又有諸多困惑，與面對爭議可能的困擾，而難以敘述的根本原因，其書寫的策略更不得不避開絕對的是非不辨，「從故事模糊地帶去發展一些可能的想像」。
霧社事件發生後半年，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就發表了新詩〈南國哀歌〉以詠嘆和激勵「我們山上的地主」（這是他對台灣民住民族的尊稱），開頭這樣寫：
所有的戰士已去，
只殘存些婦女小兒，
這天大的奇變！
誰敢說是起於一時。
人們所最珍重莫如生命，
未嘗有人敢自看輕，
這一舉會使種族滅亡，
在他們早就看明，
但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
這原因就不容妄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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