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

當代的迴響／影響：重游平海
 
我們今天依然在中國聽到的一句老話「陽奉陰違」，很好地概括了本書所討論策略的精髓。碰巧的是，這句老話的早期出處之一是明末一篇關於徭役的奏疏──儘管今天使用這句話的人大多不知道這一點。 當代中國「陽奉陰違」的事例多不勝數。許多在改革開放初期發家的中國暴發戶都從事制度套利，他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購買各種東西，又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以更高的價格出售這些東西（這裡所指的是狹義的、在當代帶有負面色彩的「制度套利」）。明代福全所的蔣繼實與他同夥的水師軍官在一九八〇到九〇年代的中國海軍會感覺回到家一樣，在那裡走私及與走私者合謀相當盛行。
 
我在上文的三點觀察當中──關於契約、非正式組織以及國家語言的使用，至少第三點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適用於當今中國社會。我和中國人談起這個課題時，他們往往最關注這一點。在毛澤東時代，百姓依然有意利用國家語言包裝他們的政治訴求；時至今日，他們仍這麼做。 舉例來說，在中國某些地區，我們不難發現近年來重修的一些地方廟宇同時充作「老人娛樂中心」和「民俗研究所」。高丙中解釋，當百姓重修法律地位模糊的寺廟時，他們同時會故意創造出一個地位明確合法的社會組織。他把這個現象稱為「雙名制」。籌建寺廟的人利用某個監管制度（如負責管理老人活動或民俗研究的機構）來確保另一種活動（如民間宗教）可以得到授權。魏樂博（Robert Weller）進一步闡發了這個觀點，提出「盲眼治理模式」（blind-eyed governance）的概念：有些社會形態和行動嚴格來說是違法的，但政府依然容忍它們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就是對這一切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他主張，官員對處於法律灰色地帶的行為視而不見，實際上是當代中國政治的一項基本原則。 但是，它也是明代官府依賴非正式管理手段在當代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