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萍

又見《富萍》

奶奶
東家
富萍
呂鳳仙
女中
女騙子
戚師傅
祖孫
舅媽
孫達亮
小君
劇場
請奶奶看戲
過年
年後
孫子
不辭而雖
舅甥
母大
大水
 

又見《富萍》

寫作《富萍》距今已二十年。那時候，《長恨歌》正在風頭上，說來也奇怪，《長恨歌》發表和出版的當時，反應平淡，倒是台灣《中國時報》給了一個年度好書獎，但消息也沒有傳到內地去。直到四五年後，方才熱門起來，多少和「上海」話題興起有關，人們突然想起它了。在此熱潮中，《富萍》的出場，就太不夠搶眼了。不論其他，只小說本身，相比《長恨歌》的戲劇性，也過於靜謐了。可是我自己卻很喜歡，好像是經歷過一場大起大落，歸於安寧，開始體味人生常態的美麗。

在我個人，所謂「大起大落」，亦不過是些杯水風波，這和材料的局限有關，也和趣味有關，最重要的，涉及膂力。倘若涵量大，如《紅樓夢》這樣的家庭倫理兒女情愛也能演繹大悲慟。叫雖叫《長恨歌》，只是借古人的盛名壯聲勢行色，事實不過小哭調罷了。也因此，《富萍》更與我本性相合，以小見小。「富萍」這姑娘的名字，有評論詮釋成「浮萍」，佐證是，故事中有一節，舅舅和富萍去野外談心，走過池塘，說過「富萍」和「浮萍」同音。後來想想，確容易引起誤會，這是小說批評的難處，生活的表像總是膚淺的，不夠容納概念，所以就要尋找隱喻。我沒有想那麼多，甚至很簡單，不過寫一個勞動者珍惜文字，順手拈來的細節。「富萍」真的與「浮萍」無一點瓜葛，如要舉出證據，那就是，富萍是有根的人，她恰是要將根從原生中拔起來，移植到新土壤裡，這塊新土壤另有生機，它可接納外來物種，提供養料，問題是，這物種本身也要是彪悍的，甚至野蠻的，方才能夠發出新芽。奶奶，呂鳳仙，隔壁的太太，都是先例，「女騙子」也算得上一個，她現在是離開了，可誰說得准呢，多年以後，支援新疆的知青回到上海，在市政府門前靜坐，要求給個說法，裡面也許就有她！富萍沒有她前輩們那樣彰顯的光彩，還有些木訥，可是，生活不正在教育她？自主性即將浮出水面，還有，鄉下人的笨力氣，也會用得上，命運悄然脫離軌跡，走上新路。

她的原型來自幼年時候，短暫出現的一個女性，我用了她的名字的同音，富萍，究竟是兩個字，沒有考據過。選擇這兩個字，是因為它們有一種豐滿的形象。她當然是順從大人們的安排，回鄉下做了「奶奶」的孫子媳婦。曾經小小一番掙扎，沒有修成正果，現實總是不能盡如人意，並且，你也很難預測哪一種更好，於是就把判斷交給想像力，去完成未完成，終結於你要的結局。

寫作《富萍》是一個和順的過程，帶有溫煦的感情，我所以對它滿意也許因為這個，其中的享受令人懷念。沒有一點乾涸和遲滯，似乎所有困難都如期而至又如願而解，最後塵埃落定，歸於天然。它意味著一個寫作階段的開啟，和之前的緊張、激動、急切不同，那一個追求速度和效果的時期應是在《我愛比爾》達到制高點，同時也是最後的釋放，再以一系列短篇緩衝：《蚌埠》、《喜宴》、《開會》、《天仙配》、《酒徒》，彷彿將渙散的能量撿拾，收攏，集結，於是，坐下來，敲開《富萍》的門。二十年過去，情形在不自覺中轉變，又一輪的焦灼來臨，卻是另一種。另一種困難，另一種膠著狀態，後面等待的，也許是另一種和諧。

總之，為《富萍》寫新序言，於我是一個機會，趁此檢點過去的日子，審視目下的處境。一個職業寫作人，時不時地需要進行這樣的活動，在自覺和不自覺之間，營造可疏可近的關係。寫作人往往度著兩份人生，一份真實，一份虛擬，這兩者又互相介入，互相作用，釐清邊界，是為了再次墜入混沌。

 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