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第一節：虐殺與逃亡的定義
 
「虐殺」，顧名思義，是以殘虐手段殺人。所謂殘虐，簡而言之，是對殺人手段進行「加工」，特別是對身體施以變態凌虐，使被殺者遭受逾常的痛苦。由於虐殺的重要前提是「作意」，與「意外殺人」（過失致死）完全不同，反映出極端的人性，因此在政治、戰爭、文化、社會乃至心理學各方面，有相當豐富的探討空間。
 
台灣史雖有不少屠殺事件，但規模最大的虐殺事件，並非發生在比較「不文明」的前近代，而是近代，並且是戰後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虐殺手段包括斬首、沉屍、刺殺、鐵線穿掌、支解殺人（斷手、斷足、割耳、割鼻、割生殖器等）。從「極端人性」的角度來看，這種大規模的虐殺背後，必有深仇大恨以為觸媒；然而凶手（國軍） 與受害者（台灣人）的關係，卻是所謂的「同胞」，而且是「祖國」政府「光復」台灣不到一年半，即派兵對其「同胞」進行大規模虐殺。這種情形相當詭異，特別是這麼強烈的仇恨如何產生，非常值得探究。
 
逃亡，台灣民間稱為「走反」。史前時期（十七世紀以前）因為缺乏信史，逃亡事件邈遠難稽；但荷據以降（一六二四年以後），隨著新式武器的引入，和外來政權不斷出入福爾摩沙，大大增加衝突的規模和破壞的程度，逃亡事件乃陸續載於史冊。如一六三五年的塔加里揚之役，荷蘭人與新港等番社組成聯軍討伐，塔加里揚人事先獲報，逃亡一空，聯軍火燒全村，此番之逃荷也。台灣中部的沙轆番原有數百人，一六七○年鄭成功麾下的劉國軒率軍滅之，「殺戮殆盡，僅餘六人匿海口。大肚番恐，遷其族於埔里社」，此番人之逃漢也。一七三二年，大甲西社番林武力「結沙轆、吞霄等十餘社齊反，圍彰化縣治，居民逃避，號哭於道」，此漢人之逃番也。
 
一八八四年清法戰爭期間，富商們包船從淡水逃往中國，台灣督軍劉銘傳亦率官兵欲逃竹塹，在艋舺為民眾攔截呵責，並軟禁於龍山寺，此台人之逃法軍也。一八九五年乙未之役，台灣民主國兩任總統唐景崧、劉永福和副總統丘逢甲相繼棄逃；「民之移家者，擔簦躡屩，扶老攜幼，累重載舟，紛紛蔽海而浮。妓女勾婦，亦有去者」，此台人之逃日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