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邊疆：從遠古到近世

序言
 
傳統絲綢之路上的動力機制
 
人類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動肇始於莽原時代，礙於自然條件，其規模和形式都受到很大限制。進入文明社會，特別是在國家誕生以後，文明的交流和互動便更多受到社會中多重因素的影響。近代以前，規模尤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亞歐大陸（包括非洲東部地區）之間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在這個歷史大舞台上，文明交流由東向西、自西徂東，是雙向互動的。
 
距今約一萬年前，中國最早栽培了小米（粟），最早培育了水稻，是稻米的發源地，中國將這兩種農作物傳播到世界。其後，大約4 000年前，西方培植的小麥沿着塔里木河、河西走廊傳到了中國。印歐人遷徙用的輪式馬車，很可能也影響了殷商的馬車式樣。中國早期的青銅技術比較粗劣，受到歐亞草原東部青銅文化的影響而取得進步。不同於西方的青銅器往往作為工具來使用，中國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更多是作為祭祀等重大典禮活動中的禮器。先秦時期，甘肅地區發現的青銅器不僅明顯受到西來文化的影響，也是冶金技術本土化的範例。到了秦漢時期，中國的冶煉鋼鐵技術已經獨樹一幟，以至於博物學家老普林尼都稱讚，「賽里斯的鋼鐵雄冠其時」。
 
從早期的中西交往而論，戰爭的動力作用不可無視。戰爭是野蠻的，卻也是開拓東西方交流的重要推動力。印歐人的民族大遷徙，既是人類群體的自由流動，也伴隨着戰火紛飛；它促進了東西方文明、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大交流，也帶來了血與火的殺戮和掠奪。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推動了希臘化文明向東方拓展。所謂希臘化文明，就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與亞洲各地區文化在馬其頓軍團的鐵蹄下融合的產物。波斯帝國時期，絲綢之路的驛站和道路已經修建完畢，到漢武帝開通西域，正好實現了對接。
 
人類對財富與成功的渴望，以及對創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終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動力。野蠻時代訴諸戰爭，隨着文明時代的推進，這種動力機制變得多元而且複雜，戰爭本身也不完全出於經濟或財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