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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卡繆筆記手稿中的創作系列規畫，首次將完整的荒謬與反抗系列七部作品全套出版。
◎ 全新法文直譯，名家譯筆，細緻譯寫卡繆原意。
◎ 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
卡繆在他的札記裡規畫其創作預計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荒謬」系列，第二階段是「反抗」系列，第三階段是「愛」系列。可惜卡繆在第三階段創作初期便因車禍過世，第三階段的作品只有小說《第一人》的殘稿，完整完成的只有前兩階段「荒謬」與「反抗」系列的作品。卡繆的每個系列創作都是以「小說」、「論述／散文」、「戲劇」三種類型三管齊下：小說訴求描繪有情節能深入內心，論述要工整有條理爬梳資料，戲劇則可以直接呈現情緒、對話攻防、直指人心，以三種不同的類型創作呈現同一母題的思考。卡繆的創作是文學界思想界難得的展現，可以見到作者以不同作品相互延伸、拓展、論證，見識到大師級創作者的多元思考。
卡繆在第一階段「荒謬系列」的作品是：小說《異鄉人》、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戲劇《卡里古拉》與《誤會》。
第二階段「反抗系列」的作品是：小說《瘟疫》、論述《反抗者》、戲劇《正義者》。
《卡繆荒謬與反抗系列作品全集》將卡繆完整創作的兩套作品系列，特邀熱愛卡繆作品的法文譯者名家嚴慧瑩翻譯，逐年累積終於全套作品竣工，得以讓中文讀者用最貼近現代的語彙，以卡繆規畫的兩階段三類型七作品的方式閱讀，體驗卡繆如何透過這些作品互相支援互相辯證，完整呈現作家的創作概念。
「作品展現出高度清透澄淨，具穿透力且精細，以及法語文學的獨特藝術。⋯⋯他所用的藝術，透過一種全然經典的純粹風格，把存在景況的問題體現出來，讓人物和行動把他的意念活生生呈現在我們眼前。」——安德斯．奧斯特林（Anders Österling），詩人、瑞典學院常務祕書，諾貝爾獎頒獎獻辭
「我們必須朝著真理與自由前進，雖艱辛卻充滿決心。在這漫長的道途上，會感到疲憊和退縮，然而我不會忘記陽光和活著的樂趣，以及我成長於其中的自由。」——卡繆，〈諾貝爾文學獎典禮致詞〉
《卡繆荒謬與反抗系列作品全集套書》包含：荒謬系列四部曲《異鄉人》、《薛西弗斯的神話》、《卡里古拉》、《誤會》，與反抗系列三部曲《瘟疫》、《正義者》、《反抗者》
荒謬系列四部曲：
《異鄉人》 L’Étranger （小說，1942）
《薛西弗斯的神話》 Le Mythe de Sisyphe （散文／論述，1942）
《卡里古拉》 Caligula （戲劇，首版1944，定版1958）
《誤會》 Le Malentendu （戲劇，1944）
反抗系列三部曲：
瘟疫 La Peste （小說，1947）
正義者 Les Justes （戲劇，1949）
反抗者 L'Homme Révolté （散文／論述，1951）
《異鄉人》簡介
他對別人與世界沒有意見，也不說空話，
然而他的誠實，卻變成邪惡靈魂的罪證。
莫梭是住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年輕人，他意外槍殺了一個阿拉伯人，被逮捕候審。這原本是一樁相對單純的案件，卻因為夏季沒什麼大新聞，就被炒成報紙上眾所矚目的大事。
莫梭平常與人保持距離、不空口說話的個性被挖出來當作反社會人格的證據；把母親送到養老院、母親過世時沒有哭泣，變成毫無良心的鐵證；在守靈夜喝咖啡抽菸，更讓人合理推斷他是個禽獸不如的傢伙。檢察官表示，被告在精神上殺死了母親，是社會敗壞的根源，請求法官判處極刑。然而，始終沒人談論那個被殺害的阿拉伯人⋯⋯
《異鄉人》展現了卡繆對世界的敏感認知。世界的荒謬性來自個人想法與現實的落差，但現實卻是奇妙的人心所構成，是眾人構成世界的荒謬。這本小說簡短卻異常有力地表現出人類社會的特性，直到今日都還切中人心。
卡繆的初試啼聲之作便受到矚目，《異鄉人》出版於一九四二年法國被占領時期，是他規劃自己第一個創作階段的起始。卡繆規劃的第一階段為「荒謬」系列，作品包括小說《異鄉人》、散文《薛西弗斯的神話》、戲劇《卡里古拉》和《誤會》。《異鄉人》是最受歡迎的作品，據統計截至二〇一一年為止，光是在法國的累計銷售量就超過了一千萬冊，是改變戰後法國文學歷史的重要作品。
「《異鄉人》是一部經典作品，是有條理的作品，寫到有關荒謬同時對抗荒謬。」——沙特（Jean-Paul Sartre），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我在莫梭身上看見一些正面的東西，那就是他至死一直拒絕說謊。說謊不光是說不真實的話，也是容許自己去說所知以外的東西，主要是為了順從社會。莫梭不是站在法官、社會法律或傳統感覺的一邊。他的存在就像在太陽下的一塊石頭，又或像風和海，這都是永遠不會撒謊的東西。」——卡繆
《薛西弗斯的神話》簡介
真正嚴肅的哲學議題只有一個：自殺。
人生因為有意義才值得活？人是因為洞悉活著的無意義才能幸福地活著！
只要蔑視命運，就沒有任何命運是不能被克服的。
「幸福和荒謬是同一塊土地的兩個兒子，二者無法分開。
若說幸福必定是從發現荒謬開始，是錯誤的；
但有時，荒謬的感覺是來自幸福。
保持清醒洞悉折磨著人，卻也同時是人的勝利。」
——卡繆
薛西弗斯被神處罰推著大石上山，然後石頭滾下，他得走下山再把石頭往上推，再滾下⋯⋯這種日復一日的徒勞，彷彿是現代人生活困境的寫照。
在這充滿厭世感的時代，種種人生困境，是我們身在其中而難以跳脫的。這類的厭世感與荒謬感，起源於自我認知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落差，但這種落差是必定存在的，所以荒謬會一直存在。
既然荒謬是必定存在的，那人生可以怎麼活？或者，人生值得活嗎？
卡繆認為，判斷人生值不值得活，人要不要為此自殺，是唯一嚴肅的議題，其他的哲學考量都是次要的，必須先來好好面對這實際而難纏的問題。
卡繆帶我們去思考過往哲學思考者對於生命困境的理解，尤其是對宗教的寄託，他認為宗教給的是對來世的美好寄望，其方便的解答，使人感到溫馨懷念。這種解答讓人不必費力推敲，只要不加思考地相信，彷彿就可以解決苦惱。但這種寄望是虛假的，在此世無法證實，但卻使人因為不加思考而接受擺佈，反而更像是被迫推著巨石卻不明所以的人。
卡繆在本書透過情聖、演員、征服者幾種人生類型，去展現人即使知道最後必會面臨死亡來勾消一切，而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當下的生命。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剝奪的，只有自己能夠決定怎麼讓自己的生命充滿熱力。生命不會是永恆，也就沒辦法達到過往以為的唯有永恆才是有意義，反倒是因為不受限於「意義」的束縛，才更能好好地活著，好好地體驗自己這獨一無二的人生。
是以，卡繆說：荒謬是必然的，而與荒謬的奮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
《卡里古拉》簡介
人們都以為人會痛苦，是因為所愛的人死去。
其實真正的痛苦並非這麼淺薄，
而是發現悲傷也不會持久，連痛苦都失去了意義。
羅馬歷史上的卡里古拉是個暴君，建立恐怖統治，將自己神化、行事荒唐、大肆鋪張、任意殺害人命。他增加各種苛捐賦稅、謀奪人民財產來解決國庫危機，行事不定引起臣民疑懼與怨恨，最後卡里古拉被刺殺而亡。
卡繆以此羅馬帝國的歷史故事為底本，創作四幕劇《卡里古拉》來描摹人世的荒謬性。卡里古拉一開始是個頗獲民心的皇帝，但在他的妹妹兼情人圖西菈死後，他認為世界就是無法讓人順遂的，因此性情大變。此後他就充滿鄙夷和憎惡的情緒，要將皇帝的權力推到極限來顛覆一切，向友誼、愛情、親情等人類認為良善的價值觀挑戰。他狂熱的破壞性把一切帶入凶險，最後也毀滅了自己。
這齣戲表面看起來是歷史劇，以羅馬帝王故事呈現令人不解的暴政。但更深一層，卡繆試圖將他的荒謬哲學放入史實，塑造一個謎樣且讓人不斷思索的角色，以荒謬哲學來貫穿歐洲世界自古以來思索的生死、自由、權力、毀滅等議題。卡里古拉在心愛的人死後，面對價值觀的衝突，面對自己身為人的局限，試圖以權力拓展限制，將皇帝的權力無極限濫用，甚至扮演神明，認為這是人的最大自由。
這種試探，也是卡繆在其荒謬哲學中反覆思辨的，人類以必朽的肉身與有限的力量，如何對應幾乎無法撼動的世界，該怎樣面對生命意義的匱乏。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辯證人是否該因生命無意義而自殺，而卡里古拉在卡繆的劇場中，成了卡繆自身黑暗面的化身，以戲劇行動去試探界限，終究因無節制的暴力而招來自身的毀滅。
此劇發表時是在二戰剛結束後，暴政對應的是法國人剛結束的納粹統治，以及維琪政府時期的通敵狀況。這種時代氛圍使得人們看待《卡里古拉》眼光就不純粹是歷史劇或哲學劇，或許卡繆當初心裡想像的荒謬哲學劇作，也跟隨後出版的《瘟疫》一樣，成為反省納粹時代、反省極權的重要作品，深刻影響著後世。
《誤會》簡介
犯罪是一種孤獨，就算一千個人一起動手也一樣。
孤獨地活、孤獨地殺人，現在孤獨地死，這是應當的。
《誤會》是卡繆作品中最簡單易懂也最聳動的創作。卡繆從《阿爾及爾回聲報》上讀到一則報導，這新聞撼動了他，因為在這個事件裡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因此寫下了《誤會》，這個故事也在小說《異鄉人》裡以剪報的形式登場過。
小說《異鄉人》裡的剪報版本是這樣：一個男人離開捷克小村到外地闖天下。二十五年後，賺了大錢，帶妻兒回故鄉。她母親和妹妹在家鄉開了旅店。為了給她們驚喜，他將妻兒安置在另外一家旅館，自己到母親的旅店去。他進門時，母親並未認出他來。他想開個玩笑，便突發奇想訂了個房間，還亮出錢財。夜裡，母親和妹妹殺了他，偷了錢財，把屍體丟到河裡。到了早上，他的妻子來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說出了旅人的身分。母親上吊自殺，妹妹投井自盡。
這個故事必然糾纏著卡繆，讓他在小說裡的簡單描述外，再度發展這個主題，添加血肉創作成完整的三幕劇：返鄉的旅人與多年不見的母親和妹妹相互試探，旅人在不說破身分的前提下試圖與她們交心，不知情的母親與妹妹決心謀財害命，但她們為了避免殺人良心不安而拒絕多認識旅人。在多重誤會之下，母女倆迷昏了自己的親人，奪取金錢，將其丟入河中溺斃⋯⋯
這個故事刺痛了卡繆的心，這來自於他從北非到法國流徙生涯的恐懼，也因為他把母親留在阿爾及爾前往巴黎的罪咎感。他曾寫到，像自己這樣的一個孩子，人生整個觀感都由他與母親的關係而界定。也因為《誤會》這個故事對卡繆意義重大，他在兩個作品裡都寫到它，但卻用了相異的手法來呈現：《異鄉人》的主角莫梭被檢察官和媒體控訴形同謀殺了母親，而《誤會》裡的故事則是母親殺死了兒子，像是對映的兩面，顯現出卡繆思考人類荒謬處境的最佳案例。
《誤會》是卡繆自我定義的作品，也是他不得不寫的重要創作，更是進入卡繆荒謬思考領域最簡單也最深刻的辯證。
《瘟疫》簡介
瘟疫逼我們打開眼睛，逼我們去思考。
世界上一切的惡和這世界本身的真相，也會出現在瘟疫中。
面對這樣的瘟疫，人們該奉行的唯一口令是反抗。
卡繆的《瘟疫》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每當疫疾來臨，這本書總是最早被拿出來討論的現代文學作品之一。但卡繆不只描寫瘟疫，也將面對瘟疫時人類由一開始的抗拒、否定，之後確認，最後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處境，踏實地將圍困人類的瘟疫加以處理。這太像我們經歷過的一切，先是抗拒疫情，接著否認會大規模人傳人，等到狀況嚴重了，不得不確認遇到大疫，接著才願意誠實面對困境加以處理。經典作品就是有如此的價值，跨越時代反映普世人類，也時時提醒著我們。
《瘟疫》的故事描述一九四幾年的阿爾及利亞奧蘭城，一位醫生發現城裡有不明的疾病，察覺很多老鼠倒斃路旁，開始懷疑城裡有了鼠疫，上報給政府機關，但政府機關卻不想因此驚動人民，遲遲沒有作為。後來疫情爆發，整個城市封鎖，與外界隔離，小說中的幾位主要角色的邊緣小人物（相對於有權力的官員）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投入防疫工作。《瘟疫》的故事展現了認識世界的荒謬之外，必須要站出來加以反抗，才能爭取到自己的幸福。小說裡還提到：「追求幸福沒什麼可恥的，但是獨自一個人幸福，就可能會讓人覺得可恥。」標示出這種對幸福的追求，不是個人小利，而是全體的幸福。
《瘟疫》與《反抗者》、《正義者》同屬於卡繆同一創作時期的作品，卡繆在其札記中稱為「反抗系列」，這系列的三部曲作品以小說、論述、戲劇等三種文類，反覆辯證人類與惡對壘的反抗精神，訴求個人認知上的反抗，面對過分的事物要勇於畫出底限，說不。
卡繆在一九四〇年創作《異鄉人》時有了寫作《瘟疫》的靈感，當時德國占領了大半個法國，他隨著任職的《巴黎晚報》遷移到克萊蒙費朗，再到波爾多，這種被迫逃難、遷徙、被圍困的感受成了他的靈感。《瘟疫》一方面是真實發生在當時法屬阿爾及利亞奧蘭城的斑疹傷寒，一方面指涉的是入侵法國的德國納粹法西斯政權；傳染病讓人類不得不封鎖彼此，對彼此懷疑，就像法西斯政權，也讓原本自由的人們彼此疑忌，在行動上也被限制、被封鎖。這部小說利用一個城市被疾病困擾的故事，表達一個超越於荒謬的反抗願景：在對抗邪惡的鬥爭中團結的可能性，以及友誼和社群的力量。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反抗者》簡介
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
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
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卡繆常被認為是提倡荒謬思想的大師，但這種簡化的描述只搆得到卡繆的創作初期。這位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文學大師，面對世界劇烈變動的景況，無可避免地去探究為何文明的發展卻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他的作品《異鄉人》及《薛西弗斯的神話》思索個人面對生命的處境，因理想和現實的落差造成了荒謬感，以及個人如何面對這種荒謬。對人世充滿熱情的卡繆並不滿足於此階段的答案，他接著更進一步去討論，從個人進到與他人的關係、人類群體社會時，該又如何面對群體生命的挑戰，是更入世、更社會性的思考。
《反抗者》是卡繆處理個人與社會群體關係的重要著作，思考著人類社會巨大的難題：
人要脫離被奴役的身分，便必須反抗，被逼迫到一條界限時，要站出來說「不」。
如果為了反抗不義，是不是可以用盡任何手段？
若為了遠大的目標，是不是就該犧牲一切，即使是必須殺人？
反抗與革命之後，如果建立起來的社會又形成另一種壓迫專橫，該如何解決這難題？
這是卡繆處理對二十世紀巨大的法西斯政權和共產主義專政的思索，特別是後者一度被認為是人類未來社會的希望，在卡繆的時代許多思想家都熱烈擁護，但現實卻證明其墮落，如同卡繆所說的陷入虛無主義的毀滅。而從二十世紀後半的冷戰到今日，人類社會的挑戰還是籠罩在卡繆的這個思辨裡，只是當下盤據人類社會上空的權力幽靈，從政治權力轉為力量更加綿密無孔不入的經濟政治綜合體，帝國的勢力時時刻刻影響我們的生活。從專制體制紓解出來不久的人們，脫離了政治力的箝制，卻又面對了更嚴峻的考驗。
為此，思索反抗對當代的我們更形重要，如何反抗但卻不致於形成全面毀滅的虛無，或者避免反抗之後卻建立起另一座牢籠。
卡繆的推敲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永恆提醒。
《正義者》簡介
卡利亞耶夫和他全世界的弟兄們拒絕神化自己，
因為他們拒絕剝奪別人生命的過度權力。
學習生存與死亡，想要成為人，就要拒絕成為神。
《正義者》是一齣五幕的戲劇，卡繆改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黨人行刺謝爾日大公的故事。大學生卡利亞耶夫反對俄國帝制統治，想尋求革命，他與同伴計畫以炸彈刺殺謝爾日大公，試圖動搖專制體制。第一次的行動因為謝爾日大公車上有無辜的孩童在，因而緊急取消，卡利亞耶夫認為即使革命重要，卻也不應該犧牲無辜的人，也與他的夥伴對此產生激烈辯論，討論為了正義的理念是不是可以不擇手段。之後卡利亞耶夫與同伴找到另一個機會，炸死了大公，但也因此入獄。大公夫人前去獄中與卡利亞耶夫對話，要他供出同黨，就可以換得赦免。卡利亞耶夫拒絕了，之後從容就義。他殺了人，雖然是有著更遠大的理念而殺人，但不以此理念為藉口，而以自己的生命付出代價成就正義，戰勝了歷史上種種想要站上神壇的虛無主義。
卡繆非常重視這段故事延伸出來的意義，在《反抗者》裡也加以討論。卡繆寫道：
「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生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在認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認為暴力是不正當的，殺人是必需，但不可原諒。」
「他們認為不得不然的行動，卻又難以自我說服，就想出奉獻出自己來合理化一切的辦法，以犧牲自己生命來回答對自己提出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如同對他們之前所有的反抗者一樣，殺人也就代表自殺，以命抵另一命，在這雙重犧牲之中，或許會滋生出一種價值。卡利亞耶夫、瓦納洛夫斯基和其他同伴相信每個生命都具有同等價值，沒有任何理念凌駕於人的生命之上，儘管他們為了理念而殺了人。他們身體力行這個理念，乃至於以死來實現它。」
《正義者》以歷史事實化身的人物，透過情感和對話表現出卡繆認為的反抗精神，標誌出誠實與責任的反抗意識，並非有理念的反抗便可以犧牲他人，唯一可以犧牲的只有自己，這部劇作也是卡繆對於真正的正義反抗所表達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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