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獨特視角看梁啟超
蔡登山
梁啟超的名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說是如雷貫耳，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有關他的傳記，截至目前為止，已超過八十餘種。但筆者所選的這兩種，有個特色，是作者本身和傳主梁啟超都有過密切的接觸，其中之一的吳其昌是梁啟超的學生，而另外一位作者毛以亨可算得是梁啟超的知己和朋友，他們在一九一八年同船赴歐，在船上朝夕相處五十天。這兩位作者在為梁啟超作傳有別人沒有的獨特視角，就是他們都有過近身的觀察，對於梁啟超的言行笑貌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此他們不同於其他傳記作家或學者寫的傳記，我將這兩本書合在一起，稱為《我的師友梁啟超》。吳其昌的《梁啟超》於一九四四年出版（重慶勝利出版社）被認為是第一本寫梁啟超的傳記，（雖然一九三四年王森然寫過〈梁啟超評傳〉，但那畢竟只是單篇論文），具有其開創的貢獻。而在吳其昌之後，就是毛以亨所寫的《梁啟超》，它是一九五七年在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的。這兩本書可說是在梁啟超的傳記史上，有其開創之功，也因此筆者將其合在一起重新出版，有其特殊的意義。
吳其昌（一九○四－一九四四）是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是徐志摩的表弟，早年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館。一九二五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啓超和王國維，從梁啓超治文化學術史和宋史，從王國維治甲骨文金文和古史，深受兩位導師賞識。時人以為：「吳其昌研究學術，繼承了王國維的衣缽；發為文章，則一秉梁啓超的文心。」洵為知言。而自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開始，吳其昌記錄和整理梁啓超的清華講稿，此後梁氏多篇演講稿均經其手而成文。一九二七下半年始，吳其昌甚至住居於天津梁家，協助其處理文案。次年，得梁啓超舉薦，吳其昌受聘南開大學，開始走上高等學府的講壇。一九二九年一月，梁啓超病逝。九月靈柩安葬時，吳其昌代表清華大學研究院全體同學在墓前致辭，充滿深情的〈祭梁任公先生文〉亦出自其手。他滿含對導師遽爾去世的悲痛，深情憶述了往日師弟間其樂融融的問學情景：
憶我初來，稚態未薙。如拾土芥，視天下事。潑瀋疾書，一文萬字。古傑自儕，時賢如沬。讀未盈卷，丟卷思嬉。清華芳樹，故解人媚。況有晚風，往往動袂。華燈初上，新月流睇。呼其朋讎，三四為隊。師家北苑，門植繁李。率爾叩門，必蒙召趨。垂誨殷拳，近何所為？有何心得，復有何疑？斆治考證，得證凡幾？群囂雜對，如儈呼市。畫地指天，語無倫次。師未嘗慍，一一溫慰。亦頗有時，伸手拈髭。師居慈母，親我驕兒。雖未成材，顧而樂之。此一時也，而如隔世。
此外，吳其昌還撰寫〈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記〉等文章，留下了相當珍貴的史料。
一九四三年，重慶勝利出版社為發揚文化傳統、凝聚民族精神，組織編纂「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時，特邀吳其昌承擔《梁啓超》一書的撰著。因為吳其昌是梁啓超的高足，再加上他治學嚴謹，可說是不二的人選；而吳其昌既感師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設為己任，慨然應允。他不顧自身病勢沉重，他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給主編者潘公展、印維廉的信中寫道：「……其昌受命奮興，時病正烈，學校正課，至請長假，而猶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規畫結構，創造體例，起打草稿，雖在發燒、吐血之日，亦幾未間斷，其事至苦，因之效能遲緩，屢誤交稿之期，甚用愧對諸公耳。近兩月來，幾於日夜趕撰此稿，朋友勸阻而不果。今幸不辱尊命，已將上冊三章五萬字完成，奉呈教正。其昌正因負責、確實、認真三義堅守不逾之故，乃至誤期；更因疾病纏綿，時撰時輟，甚望二公深切體諒。本書為其昌嘔血鏤心之著述。雖片言隻字，未敢稍苟，亦以聊報二公辱命之雅，並翼少酬先師任公知遇之厚也。」而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吳其昌在給侯堮的信中又說：「潘公展、印維廉二先生囑撰《梁啓超傳》，十二月中旬開始動筆，一口氣寫五萬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體太弱，寫四五天必須睡息一天，辛苦！辛苦！」而這書稿完成之後的一個月，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吳其昌因因肺癆咯血病逝，《梁啓超》是他的絕筆之作。該書雖只五萬多字，卻飽含深情地記述了梁啓超的一生及其政治、學術思想，書的風格、體例和梁啓超的《李鴻章傳》類似，吳其昌也成為唯一一位為梁啓超立傳的弟子。北大教授夏曉虹說：「（吳其昌）將生命的最後時日奉獻給自己的導師，得學生如此，梁啓超應該很滿足了。」而吳其昌實踐了梁任公「國難當頭，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之誓言。他的《梁啓超》亦因之以「半部梁傳」之名，譽滿天下。
吳其昌的《梁啓超》還有一特色，是很多歷史細節，他還可聽到傳主的親自講述，例如戊戌死難中的譚嗣同他精忠壯烈的行為，尤為可泣鬼神，可風百世。吳其昌除了在傳中引述梁啟超所寫的〈譚嗣同傳〉之外，他還記述：「這壯烈史跡，民國十六年夏，梁先生親和其昌再講一遍，從黃昏直講到天亮。已經隔著三十五年了，梁先生還是老淚縱橫，其昌也不覺熱淚奪眶。」而同樣梁啟超的〈劉光第傳〉記劉光第父子殉國說：「君（劉）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吳其昌說：「三十五年後梁先生親為其昌追述當時的情形說：『裴村（案：劉光第）臨刑，其嗣子不過十四歲或十六歲，倉促確知，別無法救；趕赴刑場向監斬官剛毅叩頭流血，請代父死，不允。既斬，抱其父頭而哭，立時嘔血，半夜而死。……』聞之酸鼻。」這些細節場景的描述，非得之當時親歷親聞者的口中，是無法詳述的，所以該書某些部分還可稱為口述歷史，較之後來的人所寫的傳記更為珍貴。
毛以亨的《梁啟超》寫作緣起，也是由於他有機緣得見梁啟超之故。他是在北京大學畢業後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由上海乘日輪「丸善丸」赴法國留學。其時梁啟超偕蔣方震（百里）、張君勱、丁文江、徐新六、劉崇傑等人赴歐考察，適與毛以亨同船。同船之五十日，朝夕相處。毛以亨說：「一九一九年在巴黎，雖時有過從，但交換意見之機會不多。他是已經成名的人，我則方開始讀書，彼此之地位不同。我方銳意於進取，他則正欲退而著書，彼此之心情互異。」他接著說：「回國以後，我擔任各大學『中外關係史』講席，幾二十年，始認任公爲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之人。乃取歷史背景，任公主張，及當年回憶相結合，而開始瞭解任公。覺得其人爲書生本色，而大智若愚，能以天下爲己任，誠不愧爲大政治家。說他是書癡、是學者、是政客、是政論家，都是袁世凱嘍囉們曲學阿世之一脈相承的糟塌他的話。他的做學問、寫政論，都是做政治家的預備工夫。」也因此他非常用心地去寫這本《梁啟超》，他在該書自序最後說道：「任公的言行，皆足以鼓勵青年，可惜我這枝禿筆，未能狀其豪情於萬一。不特有負任公之友誼，抑亦重違青年之期望。但如青年們的觀點和我一致，同視任公爲政治家與革命家，則已得其所以自勵之道了。我以闡明事實為限，無取乎文字渲染之末，以有玷任公。本傳的材料，於已發表者則應有盡有，而於未發表者，爲前輩之口說，亦相當的多。鑑定而排比之，經六閱月，尙未能成一字。蓋撰此傳，全以敬恭寅畏之情出之，較王湘綺齋戒沐浴作《湘軍志》以述曾國藩之心情，實無二致。」
以研究梁啟超著名的北京大學教授夏曉虹說：「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只有梁啟超在清華國學院指導的學生吳其昌寫過半部《梁啟超》，一九四四年出版。因吳同年病逝，此書並未完成，梁的生平也只寫到戊戌變法失敗，出亡日本，梁之事業其實剛剛開始。所以，從完整性的角度看，毛以亨的《梁啟超》應該算是最早的一部梁啟超傳記。此書出版後，伍憲子（名莊，梁之萬木草堂同學，後任中國民主憲政黨主席）曾發表書評，認為『其持論很公平』，『能將梁啟超真相畫出，是一部有價值之書』，甚至稱讚毛氏的評論『說得極有分寸，亦極中肯』，因謂『毛氏可算任公知己』。不過，此書的價值長久不為人知，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又在臺灣出了一版。」然而由於毛以亨長年在香港教書，書又是在香港出版，當時香港出版品不能進到臺灣，因此閱讀到此書的人甚少。雖然一九七五年臺灣曾有翻印過，但當時毛以亨已經過世了，該書也無法好好宣傳，所以流傳亦不廣。
毛以亨曾歷任北大、平大、暨南等校教授，精研史學，卓然有所見。他的《梁啟超》，原本是當作青年讀物的，因此不容有專論學術的篇幅，也不能寫得太繁瑣而枯燥乏味，而梁啟超又是「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的人，因此作者以少年讀書時期（一八七三－一八九四）、維新運動時期（一八九四－一八九八）、流亡辦報時期（一八九八－一九一二）、民初從政時期（一九一二－一九一九）和文化運動的晚年，來分別論列不同時期的梁任公，可說相當允當。而作者文筆生動，引用資料極為翔實，在評論上更有其見地。例如他談到：「康梁之不同，有出於先天者，有源於性格者，有基於學術之立場者，有因於做事之手法者。如認識南海與任公者，則知其不特外表上相反，即其內心上亦極為差異。以外表言，南海和易易與，而任公則壁立千仞。南海如瀟灑出塵的神仙，任公若龍蛇飛舞的壯士。以內心言，南海爲仁者，故常優柔；任公爲智士，故多果斷。南海爲敎育家，故精華外露；任公則爲實行家，故勁氣內斂。只以救國維新主張相同，而其時彼此不盡相知，故戊戌時代曾合作過一次。然以精神上之根本差異，故無法再度爲眞誠之合作。至師生之名分，所用以維繫其關係者，抑亦末矣！」這是作者獨到的見解，對此他更進一步地說明：「我們分析康梁之異同，並無抑南海而揚任公之意。無論在政治上與學術上，皆各有短長，而並無軒輊。特以改良主義，南海實其創造的開山老祖，而任公則爲廣大山門之人。觀於任公之愛護南海，唯力是視，不以其主張之不同，與政治無成就，抹殺南海。則我們之不應抹殺康梁，以自鳴高，爲顯然了。」可說是極為中肯客觀之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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