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在帝國主義之前
曾國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劉佳昊（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帝國與文明
本書屬於全球政治思想史之研究範疇，嘗試在「帝國與文明」的問題架構下，涉足從歐洲到美洲、亞洲的跨文化視域，針對以西方文明為軸心的世界秩序和普遍價值論述，進行兼具哲學深度與歷史縱深的批判性反思。為此，我們邀集國內史學、社會學與政治思想研究的專家學者，以協力合作的方式，全面探索引領時代風騷的近代政治理論大師，如何在親臨歐洲列強爭奪世界霸權的帝國政治場景中，著手闡述個人價值、民族國家、歐洲精神與世界歷史之間的複雜關係，終而自信地從歐洲的特定文化傳統來界定人類文明的普遍意涵。
更具體地說，本書各篇文章共同追索的核心問題，聚焦於帝國與文明的悖論，並在結合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史的視野下，呈現兩大特色。在縱向上，本書的討論範圍涵蓋了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乃至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等，賦予人類政治以「現代」新意之偉大作家的經典文本。就此而言，本書所涉獵的知識版圖，不僅包含英、法、德三大政治哲學傳統，並翔實地勾勒出歐洲近代帝國與文明思想發展的數百年軌跡。
在橫向上，自15、16世紀起，當歐洲強權將其擴張野心轉向美洲、亞洲，乃至世界時，歐洲政治思想的視域，即向全球著眼。在此視域轉換的過程裡，歐洲近代政治思想的發展線索，乃無可避免地與「帝國與帝國主義」、「文明與野蠻」、「歐洲中心主義」等課題密切交織。換言之，正因為現代政治的主要概念，諸如：國家、憲法、自由、權利、平等、公民、商業社會、民主，乃至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等等，無一不是源起於近代歐洲，而近代歐洲的政治史實質上又涉足從「帝國到帝國主義」的海外殖民史。因此，從全球政治史的觀點來看，形塑現代政治概念的歷史語境，同時承載著一套有關世界秩序與普遍價值之論述的議題叢結，諸如：自然法、萬民法、政治法、征服、義戰、奴隸、占有、殖民、自由貿易、商業社會、同意、契約、國家建構、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國際法、普遍人性、普世人權、民族意識、資本主義、文明進步史觀等等。就此而言，本書最重要的一項貢獻，便是呼應英美思想界的「全球轉向」，立足於東亞學者的視角，來重新檢視歐洲近代政治思想的跨文化意涵及其歷史影響，進而開拓華語政治思想研究的新視界。
本書收錄的十三篇文章，針對從格勞秀斯到馬克思這十三位思想大家的帝國政治思想，進行了細緻的討論和綿密的梳理。而在章節順序的安排上，則是以議題線索為導向，並未完全依照思想家的出生年分先後。通過本文所規劃的七大討論主題，讀者將可在影響歐洲、改變世界的偉大哲學心靈的引導下，對近代歐洲政治思想的歷史全景形成更完整的認識。在我們進入七大主題之前，或不妨先就「全球」、「帝國」、「文明」、「歐洲中心主義」等貫穿全書的主要概念略作說明，以利讀者掌握各篇文章共同關注的核心課題之梗概。
帝國與帝國主義
從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相當盛行的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的角度來看，我們如果要對近代歐洲政治語言之起源及發展提出具體的考察，就必須聚焦於「ideas in context」，緊扣現代國家、政教衝突、政治動盪（尤其是英國光榮革命、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商業社會、科技昌明、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等重大歷史事件，來釐清政治詞彙的意義脈絡。雖然在過去已有不少論著討論過，15世紀到17世紀的歐洲地理大發現對於近代政治思想史發展的影響，而其中最顯著的例證，大概就是探索海外貿易與殖民活動所引發的文化衝突，以及隨之而來的有關自然法與萬民法的適用範圍之論爭。不過，真正以「帝國」所表徵的歐洲強權之「跨洲擴張」作為重探近代政治思想史之新視點的做法，即便是在英美學界，也不過是晚近這二十年間才興起的風潮。
在日常語言的使用中，「全球」（global）與「國際」（international）儼然是同義詞。然而，在本書中，此二概念將依照不同的語境審慎使用。這主要是基於以下的考量：首先，「國際」一詞實為邊沁所創用，因此貿然使用「國際」概念來詮釋邊沁以前的作家關於「帝國」的省思，恐有時代錯置之嫌。其次，顧名思義，「國際」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但舉例來說，實質上代表英國治理印度的機構是成立於1600年的東印度公司，所謂的國際關係顯然不適合指稱18世紀「帝國」脈絡下的英印關係。再者，正也因為現代「國家」的概念源自歐洲，所以到了19世紀後半葉，國際法的學習與適用問題再度成為全球政治的爭論焦點，因為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可以成為國際法之權利義務主體的依據，恰恰是根源於西方世界的「文明」標準。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帝國」（empire）或「帝國的」（imperial）與「帝國主義」（imperialism）雖然有著相同的字源，卻承載著不同的歷史意涵（Muthu, 2012: 4-6）。英文的empire源自拉丁文的imperio，原意是指最高治權或軍事統治。引用梅爾（Charles Maier, 2006: 24-25）的話來說：「帝國，就其古典意涵而言，通常被認為是，第一、藉著征服與脅迫擴大其控制；第二、控制其所征服之領地的忠誠。其或直接統治這些臣屬之地，或任命順從的讓在地領導者代其治理，但他們之間絕非是平等夥伴的結盟體系。」在「征服」的問題上，如一般所知，霍布斯的觀點具有開創性，影響深遠。不過，有待補充說明的是：到了18世紀，「帝國」的內涵開始出現轉變，由征服、占領，轉為因殖民、移居而對一群廣大土地進行控制，有時也意味著對貿易駐點的商業壟斷（亦即「商業帝國」）或對海外居民的間接統治（亦即「海洋帝國」）。舉例而言，雖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使用了「殖民」與「大英帝國」等字眼，但其內涵即與征服型帝國不同，甚至與我們今天所認定的「帝國主義」相去甚遠。正如其他主要的意識形態，「帝國主義」一詞也是在19世紀以後才流行開來的。就此而言，區辨「帝國」與「帝國主義」的內涵差異，可以幫助我們思索歐洲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歷史性轉向，進而挖掘許多18世紀的經典文本所蘊藏的反對帝國暴政的思想素材。
就「帝國主義」一詞的內涵來說，其在近代歐洲的普遍使用，多是指拿破崙在1804年稱帝之後，向歐洲各地與海外非歐洲地區推展的擴張主義。不過，對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歐洲知識界來說，拿破崙以其軍事優勢為歐洲帶來的，不僅是帝國的擴張思維，更是一種足以顛覆長久以來歐洲社會崇敬的共和政體想像，進而致使各國走向民族國家體制的現代國際政治發展。在勃森（J. A. Hobson）的名著《帝國主義》（Imperialism: A Study）結尾處，便曾提到：「帝國主義是個墮落的民族生活選擇，是由貪求物豐和過去百年來追求動物性生存處境而展開的武力支配，這雙重自利的訴求造成。」（1902: 390）換言之，帝國主義的特色除了武力擴張、物質榨取之外，更與歐洲民族國家的出現有關。然而，如果帝國主義的內涵，與民族國家的出現密切相關，此語詞自然和「國際」一語相同，很難如實指稱19世紀以前的歐洲國家海外貿易與殖民行徑。
當然，從列寧的角度來說，雖然「帝國主義」一語是在19世紀才於英國廣泛使用，但他認為在16、17世紀英國伊莉莎白世代，「大英帝國」（the British Empire）一語便已廣泛為時人所用，而且此時的大英帝國已然具有武力擴張、物質榨取等特徵。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接受列寧所言，「帝國主義」作為一個常見語詞固然是在19世紀才成型，但其現實特徵卻可能早在16、17世紀便已見端倪。列寧的分析誠有其道理，但正如羅伯．楊（Robert Young, 2001: 110）所指出的，「對列寧和其後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帝國主義描述的是資本主義歷史的一個階段，而非跨歷史向度的政治與軍事支配作為。」因此，從本書涵蓋的時間與空間軸線來說，我們著眼的是「帝國主義」一詞被廣泛使用之前的歐洲政治思想發展；這也就是說，探討「帝國」從武力征服到自由貿易的變化，仍為本書多數作者所共同關注者。不過，正因為帝國主義與帝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透過考察帝國，我們其實也為更進一步認識、分析帝國主義的發展，作了鋪墊。
延續這點來說，按一般分類，近代歐洲強權的海外霸業屬於「海洋帝國」的型態，而與傳統中國透過天下體系與朝貢制度所建立的「大陸帝國」有所差別。在大衛．阿米塔吉（David Armitage）著名的定義上，大英帝國即標示著「自由、基督教、海洋、貿易」的特徵。在本書中，我們因此將結合下列四項要素來定義「帝國」：
（1）擁有相對「廣大」（large）的領土。
（2）一種「普遍」（universal）的信念。
（3）包含不同國家於其中，並由某一族群或部落來「統治」（rule over）其他族群或部落。
（4）此一統治事實通常是經由「征服」（conquest）而取得的（Pagden, 2015: 1）。
這一用法的好處是：只要略加修飾就可以適用於東亞傳統。換言之，帝國的「廣大」、「普遍」、對不同族群之「統治」等特徵，基本上相應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唯一顯著的差別可能是基於儒家傳統，天下體系認為以德服人在道德判斷上是高於窮兵黷武的，雖然在許多場合中戰爭仍是在所難免。持平而論，正如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基本上是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兩行並列，近代歐洲從「帝國」到「帝國主義」的歷史發展大抵上也是在普遍的正義原則與特殊的國家利益之間游蕩。在這點上，中西傳統似無決定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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