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為這本書的中文版撰寫一篇序言。幾年前,我在臺北和臺中演講了本書中的幾篇核心章節,非常感謝那些正面的反應與回饋。我推測當年來臺學術之旅的輾轉流傳,促成了本書今天能被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所出版的機緣。不論如何,我都很高興我的研究、觀點與理論能被中文世界的讀者所認識。
這本書是關於藥廠如何為了自身利益採取行動以形塑醫學的樣貌。在我的研究中,我收集了藥業人士為藥廠工作的描述,我的研究關注了建立藥物價值的臨床試驗、醫藥科學期刊的論文發表,以及對研究者與醫師們的講演,再到業務的銷售與遊說工作。我將這些敘述放在一起,拼湊成了一幅藥廠與醫藥知識共舞的大圖像。
本書的研究是在北美與歐洲所完成,然而就最普遍的層面而言,我提出的解釋可以適用在現今所有高收益的藥品市場。雖然我論述中的某些特定元素在某些地區會更為常見──即使在北美與歐洲也是如此;而亞洲的情況大同小異,我相信這幅寬廣的圖像也能適用於臺灣、日本或南韓的藥品市場,即使部分細節可能會有所不同。舉例來說,如果我們注意市占率,幾乎所有臺灣前幾大的藥廠都是跨國公司,也是本書主要討論的藥廠類型,而更本土的藥廠同樣也是盡可能地在採用跨國藥廠的策略。
本書關注的並非構成知識的個別元素及其合理性,而是在述寫那些形塑整個知識生產、流動與消費場域的推力。傳統而言,研究商品的生產、流動與消費主要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也因此這本書研究的是知識的政治經濟學。對許多人來說,這樣的觀點看起來相當奇怪,但我認為這是很有價值的觀點。這本書的學術貢獻之一就是在展現這些價值。我們可以把知識當作「擬物」(quasi-object),而後便可以探究其在一個彼此競爭的複雜世界中的定位與移動。
這篇序言寫於COVID-19 流行的一年半後。時至今日, 全世界對於COVID-19 這種病及其治療仍然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觀點是由一些力量分進合擊地在推廣。舉例來說,每一個擁有優良疫苗的大藥廠都能純熟地運用媒體來標榜自家的疫苗是最有效的;著名的醫藥研究者也會發出聲明,直接或間接地支持特定的疫苗;二○二○年末時也能看到龍爭虎鬥的各家疫苗透過新聞稿公布臨床試驗的部分結果。而在充滿政治角力與地緣政治的環境下,為了建立政府協調的優先權和優勢,政府也就順勢以此為其採購決策和防疫措施進行辯護。是故,我們對於這些疫苗的信念其實是被某些有力的行動者所裝填並推動。為了了解這一切,我們才需要研究這種知識的政治經濟學。
根據我在本書中的說明,相較於對知識的影響與控制,對於特定醫學宣稱是否正確的問題並非重點。個別在特定醫藥議題有重要利益的藥廠有能力影響知識甚鉅,使得他們偏好的科學證據變得顯而易見。他們的能力足以形成霸權掌控我們對特定疾病、症狀、治療選擇與軌跡,以及對副作用的認知。借助其能支配的龐大資源,藥廠在醫藥知識的政治經濟學裡占有顯而易見的地位。然而藥廠對於藥物知識的供給不是為了創造廣大人類的利益,而只是為了增加利潤。也因此,我們可能不需要探問支持或反對特定藥物知識的證據,反而是要注意能創造並推廣知識的這個權力結構,他們把權力集中在非常少數的行動者,這樣一來,將會導致非常褊狹的關注取向。
而當一個知識體系大量地失去其誠信,也就無法再被期待能提供任何可信任的知識。我們可以稱其為「認識論崩壞」(epistemic corruption),認識論崩壞的發生時常是因為一個體系受到利益攏絡導致與其核心價值相抵觸所致。崩壞的體系會為特定的利益所服務,而不再是為了追求公共的利益(或至少是比較廣泛普世的利益)。現在已有很多證據表明藥廠的介入會腐化醫學科學。
在藥界,我們能看到一些認識論崩壞最純粹、最成功的案例。不過其實在任何領域,只要有強而有力的行動者足以影響知識的政治經濟學,就會出現類似的傾向。化學工廠能夠形塑環境毒物學,食品工廠可以影響營養學,還有石化公司也出力形塑氣候變遷的公共知識。近幾十年間,一些媒體集團和政治團體幾乎融為一體,也改變了政治的樣貌。而在知識的政治經濟學中,無庸置疑的,政府當然也是最有力的參與者。在這所有的案例中,我們應該時常自問──為什麼會知道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我希望這本書能鼓勵大家問自己這個問題。
我想要感謝王業翰醫師,謝謝他對於這本書的興趣以及對中文譯本的付出,還有我們曾經有過的那些對話。王醫師找了許多朋友一起協助本書的翻譯工作,他們是廖偉翔醫師、陳禹安醫師、陳柏勳醫師、林士堯醫師和張雅億女士。我也想感謝許多協助促成這本書出版的人,尤其是我的朋友郭文華教授、出版社的執行主編程惠芳女士以及編輯陳建安先生。
瑟吉歐‧ 希斯蒙都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