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節錄）

帝國遺緒

　　從太平洋海濱到巴爾幹半島，亞洲各大帝國的幅員疆域跨越了八千公里，在地球這顆行星上建立了收納不同族群、文化和宗教於一爐的統治，時間超過一千年之久。這些帝國分別由當時最為傑出的豪傑人物所創建和治理：成吉思汗、聲稱奉有天命的中國皇帝、鄂圖曼帝國歷任蘇丹，以及偉大的蒙兀兒帝國皇帝阿克巴（Akbar）。他們以建築和文化珍寶創建了京城首都，以彰顯其精妙的治術：蒙兀兒帝國的多座王陵、北京紫禁城、君士坦丁堡（或伊斯坦堡）宏偉壯麗的蘇萊曼尼耶（Suleimaniye）清真寺及托普卡匹皇宮（Topkapi Palace）、吳哥窟（Angkor）的雄偉巨廈，以及伊斯法罕（Isfahan）的大清真寺。

　　從帝國肇始以迄之後的漫長歲月，軍事武功方面的奮勇壯烈往往是這些帝國在開疆拓土（以及之後捍衛廣袤疆土）時經常出現的主題。不過，君王們還必須發展其治理與官僚體系以鞏固其統治，並且在同時增強其轄境內的經濟，提倡商業貿易，好為治下臣民提供收入，創造稅收，以及與鄰邦各國的往來貿易管道。本書的七個章節詳細闡述了這些帝國創建偉業、並將征服的土地轉化為自身的疆土時所造成的影響。各章的作者以優秀特出的筆法，寫出這些帝國在史冊上不可磨滅的事蹟：他們的成就與失敗、相似與差異，以及創新與多元分歧之處。

　　亞洲各大帝國都以國祚綿長著稱，只有日本明治維新後軍國主義野心擴張時期是個例外。它們持續存在了好幾個世紀，如中國的帝制王朝，更是超過兩千年之久。這些帝國王朝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所留下的遺緒，塑造了今日由太平洋海濱到地中海各地的面貌，為二十一世紀世界的演變提供了顯著的背景脈絡。

　　這些亞洲帝國和之後出現的歐洲殖民強權不同。歐洲帝國的殖民地距離母國遠隔重洋，有數千公里之遠；而亞洲帝國卻主要在陸地上發展——因此在中央京城與遙遠邊疆之間得以有陸路聯繫，將沿線各個民族、習俗和文化串聯在一起。但是這並不表示海上貿易無足輕重：隨著疆域領土延伸到地中海及黑海諸地，鄂圖曼帝國擁有一支無敵艦隊；而明朝永樂皇帝也派遣指揮使鄭和率領一支由艨艟巨艦所組成的小型艦隊浮海遠渡，來到南海及非洲東岸，威震各邦，並帶回諸多珍寶。

　　但是歐洲強權以海上武力進行遠程征服，卻並非亞洲各大帝國所採取的模式。相反的，這些亞洲帝國採取先「先安內後攘外」的策略：在局部戰爭中擊敗國內對手，再尋求捍衛家園或向外拓展新疆土。以疆域最遼闊的蒙古帝國為例，上述的過程起於北亞大草原上各股勢力對中原皇位的競逐，然後揮戈西征，最遠抵達黑海之濱與烏克蘭，將原來的游牧部族重整成為一個能夠派出百萬大軍的國家。在這闕亞洲傳奇的終章，日本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在很大範圍內展現出所謂「帝國症候群」（imperial syndrome），也就是「新政治秩序的確立有賴於土地或影響力的擴張，而此舉需要維護新近取得、有爭議的疆域。」這種對於擴張的渴望，及其所造成的壓力，通常會導致帝國的衰亡，即使帝國全盛時期的力量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能延緩衰敗，最終仍不能避免滅亡。

　　帝國的最高政治結構設計旨在鞏固其統治權威，但是在如此廣袤的疆域中，通常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權力下放。被征服的地區必須納入統治版圖，以增進帝國的整體國力與繁榮。君王們不在京城或領兵出征在外時，不但需要確保其轄境內的穩定，更要使麾下軍隊與臣民食物、貨物供應均可保無虞。交通暢通無阻對於帝國疆界內外的貿易至關緊要，同時能保障因商業貿易而產生的稅收。修造宮殿與建造宗教神廟需要由被征服的領地內大舉動員勞動人力——中國明朝時修建萬里長城或高棉帝國挖鑿運河時的動員，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此，一旦他們將一塊地區納入掌控，統治者們就會軟硬兼施，在強行實施同化時進行某種程度的懷柔措施。統治體系需要徵召、運用臣民當中那些最具才智的菁英。蒙兀兒帝國皇帝阿克巴統治著西迄阿富汗、東至南印度的遼闊疆土，便推行一項政策，將征服地區的王公親貴吸收進入行政體系中，並且容許他們在原來的領地內繼續扮演活躍的領袖角色。他宣稱「眾人共享和平」，並且允許宗教信仰自由。由於皇帝如此高瞻遠矚、統御萬方，帝國的官方史家將他描述為半神半人的開明君父。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建立比蒙兀兒帝國為早，享祚卻更長；這個帝國可以被看作由一連串的同心圓所構成：接近中心的是其核心區域，較偏遠的省分及更近邊境處則是附庸的衛星國或從屬城邦。由一二八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建都於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堡的歷代帝王之所以能享國如此之綿長，據學者蓋博．雅果斯頓（Gábor Ágoston）寫道，都要歸因於他們「數百年來對於信奉不同宗教和說各種語言的土耳其人、希臘人、庫德族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阿爾巴尼亞人及阿拉伯人所採行的彈性、務實及相對容忍的做法」。

　　等到帝國鞏固自身的統治後，一般而言當局便會施行一套連結下屬臣民的法律秩序和官僚體系，這套系統即便在日後貪汙腐敗開始盛行、中央勢力式微時也依然持續維持運作。要是懷抱著事業雄心的年輕人加入文官體系或是精銳的宮廷禁衛軍，帝國也為他們提供錦繡前程的遠景。對於藝術家、建築家及城市規劃學者來說，帝國的京城與宮廷提供了他們揮灑創意與實現成就的場域。本書的各章將會很突出的證明這一點：從宏偉莊嚴的泰姬瑪哈陵（Taj Mahal）、吳哥窟，到鄂圖曼帝國精緻絕倫的細密畫，從明代中國的絲綢絹畫到日本的浮世繪。十六世紀伊朗薩非（Safavid）王朝的歷代統治者造就了融合繪畫、地毯、書法、紡織、金屬製品、書冊裝訂與詩作於一體的偉大藝術成就；他們運用受其征服土地的資源，來頌揚波斯更加偉大的榮耀。

　　到頭來，這套制度和所有帝國一樣，仍然仰仗自上到下施行的統治，而這樣的統治的背後，又是由看似所向無敵的軍隊作為後盾，以殘酷報復來恫嚇任何膽敢反抗其統治的勢力。阿克巴在位時或許以寬仁為治，但是他的帝國乃是仰賴前面歷任更為黷武的皇帝征戰討伐所打下的江山。成吉思汗開創了所有帝國當中版圖最廣袤的一個，他以宗教的光環結合嚴酷的現實，替上述做法定下基調。在一次征討告捷之後，他警告道：「我是上帝所遣的懲罰，」接著他又補充說，倘使那些遭他擊敗的穆斯林未犯下數項大罪過的話，「真主便不會送來如此之懲罰。」他在病榻前，對諸子與將領留下遺言，要求他們將一場對付中國叛黨的戰事繼續進行下去，直到敵人「重殘聽命，無還手之力」為止。

　　帝國的開創者與他們的後裔，對於「征服」這項使命從未有過任何懷疑；征服被視為強者天賦的責任，而經由戰爭討伐獲得的土地，則是統治家族的個人財產。建構權力之途紛然歧異，獲取權力有時近乎偶然，也有如吳哥王朝的闍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那樣，處心積慮精心策畫，並以統御四海的「轉輪王」自居。但是，無論君主是如何攀上權力頂峰，據有大位者可以任憑己意，隨心所欲。而即便這些帝國已經在內部建立起權力平衡的機制，權力的根基還是來自專制帝王的權威。膽敢挑戰皇帝的意志，將犯下謀逆大罪。

　　這樣的家父長威權體制，在肇建帝國的開創者辭世以後，內部很容易爆發爭奪權力的衝突，這一點體現了以君主個人作為體制的黏合劑，既具備力量優勢，也有脆弱的缺點。皇親國戚、受寵佞臣、后妃妻妾等都會破壞有效統治，尤其是當王朝興衰的循環來到了軍事失敗、經濟蕭條或自然災害嚴重的時期，更會嚴重削弱原來的統治基礎。各種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也讓統治者們走上適得其反的毀滅道路。明代後期就有過數次，因為皇帝年幼，無法執掌朝廷大權，或是將權力完全交由宦官行使，造成政治動盪混亂。而蒙兀兒帝國，在大力提倡藝術、接受外國影響的皇帝阿克巴在位一個世紀後，當時在位的皇帝奧朗則布（Aurangzeb）奉行伊斯蘭教法，同時堅持大動干戈，討伐南部叛軍，結果是過度耗用了帝國的國力。用兵接連失敗也導致鄂圖曼帝國陷入長時期的混亂狀態，用雅果斯頓的話來說，就是「統而不治」（reigned rather than ruled）；而約在同時，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波斯薩非王朝正飽受愈演愈烈的內部派系紛爭與朝廷大臣的財務需索，還要加上外來的多起軍事威脅，直到王朝首都伊斯法罕於一七二二年被阿富汗人攻陷為止。

　　一九四五年遭到毀滅性打擊的日本，是本書所提到七個帝國之中的最後一個，也代表亞洲地緣政治強權時代的終結。鄂圖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淪為戰敗國，隨後四分五裂，於一九二三年由土耳其共和國取而代之。中國最後一個帝制王朝——大清帝國，經歷了長時間的衰頹，在一九一二年黯然退位。英國人於一八五八年罷黜了印度蒙兀兒帝國的末代皇帝。時間更早的幾個帝國，如吳哥王朝和薩非王朝，只存在於民族的集體記憶之中，政權早已不復運作。全球在經歷一系列最具破壞性的衝突之後，形成由美國與蘇聯兩大強權主導的對抗格局，雙邊陣營各自擁有許多國家助陣。當共產主義集團於一九九○年前後崩潰之時，有些人預言歷史即將終結，西方將大獲全勝。

　　三十年過去，世界局面與上述預言大不相同，亞洲尤其如此。中國已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國際舞臺正持續擔當角色，正如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所宣示，中國即將站上國際舞臺的正中央。日本位居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其政府顯現出亟欲打破一九四五年和平憲法對日本參與國際活動和軍事角色所設下的限制。印度有望成為一個大國，其人口很可能在不久後就會超過中國。東南亞各國則雄心勃勃，充滿活力。至於今天的伊朗，則和當年薩非王朝時一樣，聲稱反對信奉遜尼教派的國家——以及美國。土耳其在一位風格與當年鄂圖曼帝國極其類似的領導人帶領之下，業已建立新的民族自信心。隨著各種成長率大幅飆升，許多預測均指出二十一世紀將會屬於亞洲，供應鏈將各個經濟體串聯在一起，以一種西方未曾見識過的方式展開新技術的競逐。

　　這當中有不少屬於二十一世紀的時代因素，不過昔日帝國留下的遺緒仍然顯而易見。規模、人口和經濟分量全都至關緊要；同樣的，亞洲各國領導人個人特質所造成的影響力，也讓人回想起昔日帝國的歲月。比如習近平各種援引馬克思主義的姿態，儼然是昔日帝國重申「天命在我」的新版。當代日本的統治階層，與之前軍國主義擴張階段的政要均有親屬關係；天皇陛下仍舊安坐於菊花寶座之上，而日本政府在二○一八年還大肆慶祝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在印度，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回顧從前民族的光榮年代（即使當時的統治者其實是穆斯林，而不是印度教徒）。在土耳其，喚醒過去偉大時代的動作也愈發明顯。

　　當西方霸權已不再是不容挑戰、全球局勢分崩離析成為常態之時，世界在很多方面似乎又重新回到從前那個時代，也就是本書所述那個帝國崛起與繁榮的年代。從前與現在當然大相逕庭，可是也有相似之處。對於那些試圖形塑歷史來為當前目的服務的領導人來說，過往並不是另一個國度，而是當代敘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常還是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本書中關於亞洲各大帝國的敘述非但引人入勝且具有權威性，同時還能為我們理解今天的世界提供知識層面的基礎。除此之外，本書還向我們證明：建立並維持一個雄視國際的強權，其間的複雜到何種程度，在這過程之中，存在著多少偶發因素——而這些帝國，又是如何踏上實現壯志雄圖之路，直到它們擴張過度，失去了賴以維繫團結的根基，導致最後的分崩離析為止。

緒論（節錄）

亞洲帝國的獨特性

　　亞洲曾出現多個大帝國。當中幾個最偉大的帝國繁榮昌盛，在過去這一千年來，統治著廣袤的土地與眾多的人口，直到歐洲強權於二、三百年前進入這個地區時為止。這些亞洲帝國當然絕不是全球同時期唯一的王朝，但它們是主導世界的力量，當中還有些帝國曾占領並吞併了部分歐洲的土地。本書將這些帝國看作是亞洲獨特的經驗與事業來加以介紹。在本書中，亞洲是這些大帝國馳騁的舞臺，而不是後來被歸入歐洲強權帝國體系之中的大陸。在過去一千年當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亞洲的大王朝主導了世界政治局勢，而且正是這些亞洲帝國，持續對歐洲各國構成挑戰，而不是顛倒過來，由歐洲各國挑戰亞洲王朝。下面各章將共同探討上述史實的成因，並對這時期構成亞洲各大帝國的人物、事件及其影響，提供饒富洞見的觀點。

　　由於亞洲的幅員廣闊，有多種多樣的文化、宗教及社會，亞洲大陸上出現的帝國應該有著高度多元的樣貌，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崛起於亞洲的帝國，和出現在其他地方的帝國一樣，是發號施令的中心，有自身關切的重心與精神氣質。在亞洲歷史上只出現過一次，由蒙古帝國這個單一強權統治了大陸上的大片疆域；但是蒙古大帝國僅維持了不到兩百年即告裂解，而且即使是在全盛時期，仍有許多區域，像是日本和南亞、東南亞，不受蒙古的影響與支配。但是，在蒙古帝國冰消瓦解之時，其留下的遺澤之深刻，或許足與昔日羅馬帝國或大英帝國對西方世界帶來的影響相提並論。本書接下來的七章就將描述，其他的帝國分別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方式崛起的故事。鄂圖曼帝國從土耳其、薩非王朝從波斯，分別向外開疆闢土，而蒙兀兒人也在印度建立新的王朝。元朝（蒙古人建立的中國王朝）被漢人的政權取而代之，也就是明朝——這是區域驅力與外來併吞力量背道而馳的很好例證。後來明朝又被來自崛起於中國東北的清朝取代，清人將帝國版圖拓展至更遠的疆域。不過在本書裡，我們主要討論的重心還是擺在明朝。此時期的東南亞各國則不受這些動盪的影響，宗教仍舊具有活力，統治者及其王朝統治結構也一仍既往。從高屋建瓴的鳥瞰角度可以看出，在蒙古帝國四分五裂之後，一個多權力中心、多個王朝和帝國在亞洲不同區域同時並存的模式，是如何建立起來的。而同樣能夠看出的，是各個帝國之中蘊含的中央集權統治模式及溫和中道的統治精神。

　　因此，這就是本書的撰稿者們所共同探討的內容：這些亞洲帝國在獲取及之後維持統治的過程中，其權力的定位及形式，其基本思想概念結構，以及各國對於文化及文明所做出的深刻貢獻。其他的亞洲帝國或許同樣能夠獲選作為例證，同樣的議題拿來檢視其他不屬亞洲的國度，也許也能夠得出有益的成果——不過它們都不在本書論述的範圍之內。本書裡討論的七個帝國，為檢視這段時期之內國家王朝的統治模式，提供了廣泛而充分的素材；同時，自然也能考察這些帝國統治在亞洲各地（或許是整塊歐亞大陸）的調適與接受程度。顯然，亞洲並無單一整體的族群認同，沒有單一「亞洲民族」，即使連十九世紀時歐洲「東方主義」（Orientalism）偏愛的「亞洲性」（Asian-ness）刻板印象也付之闕如。然而，有些歐亞的遭遇是立足於差異之上。儘管國勢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確保其亞洲領土，橫跨歐亞非三洲的鄂圖曼帝國，伴隨而來大範圍的文化交流，其意義遠超過地理版圖上的跨越三大洲。從另外一層意義來說，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上述也有可堪比擬之處。日本在接觸西方軍事與統治新技術之後全盤吸收採用，並且用以征服了東亞規模空前的陸地與海域。這些變化多端的帝國型態，可以使我們洞悉，在帝國或王朝結構是主宰統治體系時，它們的體制是如何運作的；同時也可以看見所有偉大的領導者是如何追求有效的統治模式——他們也或多或少得到成功。

　　帝國的元素

　　本書七章概括亞洲各大帝國，為這片大陸上各區域主導局面的帝國，開創了一個鮮明生動的全景觀察視野。各章的作者都審視一個特定的帝國及區域。每一章各自都述說一個帝國興衰起落的故事，述說著這個帝國內在的社會底蘊，它傳達出的文化氣質，以及國家組織的本質。雖說這七個帝國各具特色，但大致上說來仍有相似之處，將它們聯繫起來：個別領導人內在的動機驅力、軍事科技或戰略的創新、官僚體系的形成或重塑、吸納臣民、以及帝國的氣質精神與文化思潮。這些章節闡明了這七大帝國間的差異，與此同時還共同指出在這些極為不同的現象中，所具備的相似之處與共同點。

　　上述這些共通之處有助於查探亞洲帝國的獨特性質。亞洲帝國的大權都掌握在皇帝及其身邊臣僚之手。亞洲帝國的皇帝和十九世紀歐洲殖民帝國的君主不同，後者的權力很大程度上因為議會民主制度興起而受到限縮，而亞洲帝國的皇帝施展權力，幾乎沒有任何拘束（儘管在某些情形下，皇帝的臣僚確實會限制他的行動）。每位亞洲帝國皇帝對軍權的掌握，確保了他個人的權位，也保障其統治疆域不受外敵的侵害。軍事武力無可避免的對帝國生存至關緊要：大部分的亞洲帝國都是陸上強權，廣袤的領土均相互毗鄰連通。只有鄂圖曼帝國算是例外，也因此它需要在地中海建立起一支強大的海上武力。日本則是另一個例外，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打造出一支西方式現代海軍艦隊，使他們得以縱橫亞洲海域，建立起殖民強權。明代的中國也曾有過水師艦隊，只不過在一段時間後，朝廷便從航海事業抽身。不過，一般而言，亞洲帝國與之後崛起的歐洲帝國不同，它們的疆域實際上並未遠隔重洋、被海隔開。對於幅員廣袤陸上疆土的控制，是這些亞洲帝國的一大特色。

　　任何帝國從定義上來說，都擁有龐大而多樣的人口，然而亞洲帝國卻掌控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當中還包括了種族與宗教信仰差異極大的各個民族。因此，亞洲帝國必然擁有多元文化，而這些帝國在對待被征服的族群、民族和群體時，竟展現出令人驚異的通情達理。帝國肇建之初，其背後動力很可能來自某個特定社會群體的能量，像是宗族、部落等，但是隨著帝國的治理漸趨穩定，政權便愈發將社會中不同的群體吸納進入其軍事與行政統治結構之中。因此實際上，這些原來被征服的民族，或至少當中一部分人，在大多數的帝國中已經成為統治機構的一分子。帝國內部的矛盾起於殘酷的軍事行動、猖狂的暴行、大規模的殺戮與破壞。這些矛盾在日後帝國容納各種分歧、並將各群體帶入統治集團時造成後遺症。當然，帝國如果沒有臣民即無法運作，國家的經濟與繁榮昌盛皆有以賴之。農民繳糧納稅，同時也服兵役充實軍隊；商人絡繹來往於貿易路線，確保貨物的互通有無，並協助維持亞洲各大帝國與王國之間的聯繫。這些帝國並非孤立的個體，而是由貿易、外交使節和宗教活動彼此串聯起來。商業貿易在各個層面上為建立聯繫、傳遞無形的思想與有形的貨物提供了管道和途徑。而相反的，帝國之間的勃勃野心，目標與利益之間的衝突也可能產生相互作用，使得局面到最後以戰爭和屠殺收場。

　　亞洲帝國的皇帝們積攢了極富盛名的財富。這些財富有的花費在浮華鋪張的奢侈擺飾上，也有些是耗用在建設並美化帝國的中心城市上——畢竟，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全都位於亞洲。鉅額的金錢用來營造兼具文化、優雅教養及文明的樞紐中心。繁榮昌盛為提倡藝術和科學，以及鼓勵知識思想及創造力的活動提供資金。這些亞洲帝國，除了其他成就以外，還被譽為文化與文明的中心。亞洲帝國的風格，體現在宏偉的建築、精湛的手工藝品、哲學和宗教思想以及當時的科學技術之中。且不論不受拘束的權力及軍事征討帶來何種惡果，每個亞洲帝國的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是人類文明顯著而獨特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