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後記
在三十歲的關頭,記憶開始慢慢褪色,鏡頭放遠,我看見每一場事件的輪廓,場景像一個個透視的方格體。燈光、氣氛、布景、情節。進行了一些對話。也就有一些對話永遠不會發生。那些話語似乎也慢慢從創作裡隱去,剩下一個動作、一個僅剩的時刻、一種純粹的感受或情緒。寫作變成了一種第三人稱的通道,當我試著寫下之時,我與他(過去的我)彷彿便明確地分生了。
只是,我們如何確定自己真的曾經參與?多年以後想要找痕跡,卻發現自己貧窮得只剩下記憶―—但是記憶其實一點也不可靠。我們的線索越來越稀薄,我們交互地確認「對就是那一天」「那時候你是為那件事生氣吧」,只為了推演出一個彼此接受的說法。一旦想到這裡,就想要撥一通電話給昨天。或是,更遙遠的某一天。然後希望接起來的人是自己,並且讓我確認,我真的在那裡嗎?
我真的在那裡嗎?
有一次聚會裡為了叫喚一個卯足全力要贏下手機遊戲的朋友A,反覆叫了兩三次,被身邊的朋友D制止,D笑著說,A他現在不在這裡,等一下吧。
後來我常常思考這件事。二○一九年來的四年間我好像也常有這些時刻,過分的專注,代表著另一種疏離,代表著我將在專注之外的世界全數缺席。想像一種說法:我們不存在的時間比存在還多。
然而時間又是什麼?四年裡我不斷找到它的碎片—疫情的凝滯、錯置的記憶,或是某一天突然被早餐店阿姨問起舊情人的身影。我們不存在的那些時間像一顆顆子彈,只在我們回頭察覺的時候擊發。
當我們意識到時間,感受的分母終究無可避免地擴大。這四年間,寫作的視角被拉得越來越遠,我試著有意識地執行每一種投射與凝視,我更在意每一件已經完成的事。我更在意共處,而不是解決。因為那使我感覺存在,排除掉所有不存在與錯過的時間之後,稀薄的存在。像是沿著一條線慢慢地走回現場,再帶走一些只有自己認得的紀念品。
那個過程很緩慢,像是調轉著收音機過濾時間的雜訊,尋找一種訊號或者訊息。起初是想證明,後來才察覺說服自己就已經足夠意義。這本書或許代表著內心趨於最終的一次辯證,有些問題也許根本沒有解答,但那也是到過之後才知道的事。
後來,我撥了一通電話給昨天。電話撥通了,只是沒能等到有人接起。